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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分析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对于建立何种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我们也应当看到，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意欲建立特定的经济结构对于经济体制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具体到我们的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表现为：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剧了管理体制的集权化。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从苏联搬来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就像苏联一样，使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集权化。
苏联在1921—1927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通过市场、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当时不但存在着难以用行政命令调节整个经济运行的多种经济成分，就是国营经济，也是在市场环境下经营的，因而经济管理上的决策权相对地说比较分散。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确立以后，情况就逐渐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党内曾经就工业化的方针问题进行过争论。当时，斯大林曾经有力地驳斥过极“左”派依据“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行“超工业化”，即用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压低群众生活水平和剥夺农业的方法来发展重工业的主张。可是，后来斯大林自己也把发展工业强调得过了头，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迅速向“重型”结构发展。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由于重工业本身提供积累的能力有限，能够比较多地提供积累的轻工业又遭到忽视，个体农业就成为积累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迅速发展的工业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却没有足够的轻工业品去同农民交换，于是便采取不等价交换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征收。显然以上两者所依靠的都不可能是等价交换和市场机制，而只能是行政命令和集权管理体制。正是出于这种需要，产生了强制集体化的过火行为，在1929—1934年的短时期中，在农民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把个体组织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有性质的集体农庄。与此同时，由于自由市场的消失，也由于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到国家所确定的目标上去，有必要改变国营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管理体制，使管理越来越集中化。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同苏联相类似的经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管理还不十分集中，国营经济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主导，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当时的经济管理，还是比较灵活的。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向苏联学习，接受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当时我国重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不可能提供多少积累。轻工业提供的积累比较多，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交换从农业转移来的。由于轻工业的发展遭到忽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就越来越依靠取自农业的收入。同时，由于重工业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又没有足够的轻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粮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应开始发生困难，于是在1953年和1954年先后实行粮食、植物油料、棉花的统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不是从农业本身的发展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出发，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的要求。农业合作化的加速，也就引起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自由市场消失的步伐加快，以及整个管理的集权化。虽然在1956年就提出了进行体制改革、适当分权的问题，但在高指标、高积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本改变行政集权的管理体制。相反，重工业越是片面突出，资金和物资越是紧张，客观上就越会出现更大程度地集权的要求。因此，在1958年以后的“大冒进”时期，即使在消费品购买的选择这类一般情况下只能由劳动者个人作出决策的领域，决策权也集中到了国家手里。集权化可谓无以复加。这样，就出现了“越紧越统，越统越紧”的恶性循环。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到，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之间是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行政集权的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重型”的经济结构，反过来，“重型”经济结构又要求巩固和强化行政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体制方面的弊病的克服和结构方面缺陷的矫正，也是互相关联的。不论要纠正管理体制上的行政集权制，还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上的重工业畸形发展的状况，都必须从双方采取措施，并使它们很好地配合起来。否则，如果孤立地从单方面采取措施，我们的工作将难以奏效。由此可见，党中央把调整和改革列为“八字方针”
规定的四项任务的头两项，要求在第一战役中完成这两项重大任务，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