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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在本书
中已经讨论得很多了。概括地说，国民经济各部门七长八短，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重工业弱，阻碍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社会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一切，就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失调状态，使人力、物力资源的潜力不能发挥，经济效果很差。问题是，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这种严重缺陷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回答。
常见的一种回答是，我们所遇到的全局性、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如基础结构和经济建设比例的失调、农业和工业比例的失调、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的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失调，是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工作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思想违背客观规律，提高指标，瞎指挥，一讲农业就是粮食，一说工业就是钢铁，而对粮食和钢铁的指标又总是要求越高越好，结果就使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经济结构越来越“重”，其他方面都遭到忽视以至破坏，其结果自然是国民经济失去平衡。
这种回答，说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严重缺陷的直接原因，是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这对端正指导思想，摒弃“高指标是马列主义，低指标是修正主义”一类“左”的口号，推进调整工作，是有助益的。但是，思想上的原因无论多么直接，它毕竟是一定物质存在的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下产生和起作用的，因而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找到了“左”倾思潮这种直接原因以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溯产生这种思潮的制度上的原因。如果我们局限于这种“思想原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许多采取与我国同类管理体制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经济结构上或多或少地出现过与我国类似的偏差。尤其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即使在已经认识到前人的问题所在以后，仍然重复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早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党的一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缺点。当时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没有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而且“把农民挖得很苦”，是“犯了严重错误”；他同时指出，我们应当采取另外一种方针，“注重农业轻工业”，“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控制国家积累和合作社集体扣留的比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可是，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却提出了“以钢为纲”“指标翻番”等“左”的口号，刮起了“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共产风”，它单项突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忽视轻工业，损害农业，对国民经济结构造成的破坏的严重程度较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上情况说明，工作指导上的偏差固然是结构失调的直接原因，但在这种方针、政策等思想上的原因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就在于过于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首先，这种管理体制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使人民的需求得不到及时的反映，难免导致生产和需求的脱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而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人民的需求只有市场才能灵敏地反映出来。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成了各种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否定了它们相对独立的地位，从而使国民经济变成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不能及时反映出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就难以顺利实现，生产和需求脱节成了经常的现象。而在生产和需求脱节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的。
其次，这种管理体制排斥了市场调节作用，因而也难免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它就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则以行政机关的指令性计划调节为其特征，缺少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来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错综复杂而且变动不定的关系。由于这种体制按行政系统和行政区划管理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自成体系，也必然破坏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
再次，这种管理体制限制企业和劳动群众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内无动力，外无压力，因而不能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不能促进技术迅速发展，这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总是严重落后于需求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实行统收统支制度，企业在基本建设上一方面拼命争项目、争投资、争设备，另一方面又不关心提高投资的效益，这就必然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集权体制下，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而在领导机关中，决策权又集中在个别领导人手中。在这样的体制下就会出现如下的倾向：少数领导人的目标和意志处于支配地位，而劳动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往往得不到表达的机会。这样，就常常会出现把国家目标，比如说表现经济和国防实力、增强国际影响等放在首位，过分地突出重工业，过度地提高积累率，而忽视平民百姓日常需要的满足。加之在这种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决策失误，以及官僚主义滋长、瞎指挥盛行、工作效率低下等消极现象。这些弊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大量虚耗和浪费，使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本来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高积累和高消费二者兼而有之的状况不能出现。弄得不好，还会鸡飞蛋打，既没有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也没有生产的高速增长。
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使劳动群众的意志不能得到表达，劳动群众的日常需要经常遭到忽视，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决策易于发生失误，还使领导上的错误决策，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而不容易及时地得到纠正。
本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的崭新事业，发生某些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事业既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事业，犯了错误应当能够在集体的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可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民主制度遭到破坏，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却一再发生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决定非但不能得到纠正，反而越演越烈，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例。1956年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无论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出现了某些“冒进”的倾向。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在党的“八大”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左”的倾向。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1958年，“反冒进”的正确措施却被看作“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主持“反冒进”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被视为右倾分子，受到了批判，并且进一步作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能反右倾、不得“反冒进”的错误规定。这样一来，就为后来的几次大“冒进”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58年作出的要求当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决定，就是一个脱离实际、势必打乱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错误决定。这个错误决定和导致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其他“左”倾错误决定一样，虽然受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怀疑和反对，却仍然被强制贯彻下去。1959年7月，彭德怀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抱着“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确愿望，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对于“左”的方针提出了意见，然而在“左”倾错误已经对人民生命财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十分明显损害的情况下，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却并没有得到采纳，相反，还对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不能否认，在保持集权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如果指导思想比较正确，有可能防止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达到过分严重的程度。但是要求在管理体制问题上指导思想不那么正确的领导，在经济结构问题上长期保持正确毕竟是不很现实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即在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之类的错误方针造成的危害明显易见而不能不改弦易辙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经济结构上转而接受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但是只要集权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调整得比较好的经济结构仍然是得不到的，因为当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以后，体制的决定作用又会出来，使经济建设重新回到旧的错误轨道上去。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以前，我国曾经在1956年和1962—1965年两次对国民经济的失调结构作过大的调整，当时采取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降低积累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经济结构趋向于合理，但是，由于导致这种结构的集权体制没有改变，调整以后不久，又开始了新的且往往是更大的“冒进”，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严重的失调，使经济结构重新遭到破坏。所以，前一次调整以后不久，又需要作新的调整。这种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地汲取。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保持经济结构基本合理，一个正确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和本国实际情况的管理体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