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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
在“四人帮”猖狂活动的十余年间，他们操着“最最最革命”的语言，提出种种蛊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时间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颇有些迷惑力。为了彻底消除“四人帮”制造的幻觉、剥掉他们的“革命”伪装，还其反革命本相，就要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言论和声明，弄清楚在漂亮的言词后边荫蔽着哪个阶级的利益。
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采用现代技术，鼓吹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大特点。他们把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口号”，经常宣扬“只要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颗粒无收也没关系”“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一类谬论。
“四人帮”这种观点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能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于像我国这样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里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更加紧迫和突出。“四人帮”拼命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破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显然是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敌对的，他们代表的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利益。
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是哪一种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对待生产力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问题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重大的区别。封建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和变动，却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当新技术不能预示最大利润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阻扰技术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由于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资产阶级又必须应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像列宁所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剥削劳动的，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制度都是‘绞索和奴役’。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劳动者进行团结和过自觉的生活的才能开始苏醒。”
“四人帮”的经济理论，明显地反映了前一种奴役制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制度是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于灭亡的。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中依靠的决定性武器，是工场手工业和由它发展而来的机器工业。而在工业还没有一定发展的地方，封建制度就较为稳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伴随着产业革命的进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席卷西欧，使一顶顶王冠落地。然而，在地处内陆的奥地利，封建统治却表现得分外稳固。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大言不惭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由于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于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奥地利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所以，只要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手工劳动一直占统治地位，奥地利的封建王朝就能平安无事。然而，蒸汽机的应用、铁路的修筑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却使奥地利君主国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到来。恩格斯指出：“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汽。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总之，野蛮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而文明却要使它灭亡。所以地主阶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怀有本能的嫌恶和恐惧。
从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起，封建统治者就对机器工业的发展可能给腐朽的“天朝”造成的危害怀有极大的戒心和敌意。清末封建势力按照买办成分的多寡分为两个主要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他们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态度有所不同，然而，对于西方技术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的疑惧和由此对新技术推广所采取的阻挠态度却是共同的。洋务派主张采用西方的军火制造方法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他们对于使用机器的后果忧心忡忡。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广泛开办新式企业，力图保持对机器工业的封建官僚垄断。顽固派则采取更加愚昧死硬的态度。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咒骂为“奇技淫巧”，说什么“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如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
，“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
在封建势力的阻挠下，旧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极为缓慢。以铁路为例，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试行火车，步兵统领衙门视为妖异，勒令拆除。1876年英美商人合资筑成吴淞铁路从江湾到上海一段，清政府派员交涉，用银28.5万两将该铁路收购，然后拆毁。直到1881年，由于开平矿务局运煤的需要，我国才有了第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清政府却说蒸汽机车行驶会震动睡在几十公里外皇陵中的“列祖列宗”，禁止用机车牵引，只许用骡马拖曳，把火车变成了马车。请把“四人帮”的言行同一百年前的封建势力比较一下吧。“四人帮”一方面崇洋媚外，大量进口外国奢侈品供自己享乐，表现出很大的买办性；另一方面却竭尽全力阻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胡说引进外国技术是“崇洋媚外”，鼓吹尖端技术的发展将使“红旗落地”，叫嚷大庆由外国引进化肥设备有失国体，必须加以拆除。虽然“四人帮”使用的是现代的、“革命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语言，他们的言论在实际内容上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那样惟妙惟肖！
对于如何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各个经济学派别之间历来是有争论的。马克思认为，是否以发展生产力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的经济学和庸俗的经济学的分水岭。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把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当作最高原则；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认为，生产的发展应当限制在保证个人福利的限度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则以符合土地贵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赞赏李嘉图的科学态度，表示不同意西斯蒙第的观点，坚决指斥马尔萨斯的谬论。他说：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而马尔萨斯呢？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甚至企图为土地贵族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因此，马克思把马尔萨斯叫做“极端卑鄙”的“无赖”
。“四人帮”和马尔萨斯颇有类似之点。不过“四人帮”代表着比马尔萨斯更腐朽的社会势力。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代言人，“四人帮”的封建性比马尔萨斯更浓厚得多，政治上也比马尔萨斯更加反动。
“四人帮”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伙同陈伯达大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企图取消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商品交换。近十年来，“四人帮”以更加猖狂的形式重弹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老调，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自发产生的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者这两个条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存在和发展。“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生产社会化，反对承认集体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经济理论的封建性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同时，它又是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杠杆。现代生产要求生产过程中各种职能的专业化，使它们变成由专门生产单位从事的、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却是封建制度得以维持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列宁在分析俄国半封建的工役制经济时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一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封建制度解体，赞美自然经济、敌视商品货币关系、力图抑制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成为封建经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根据这种思想，采取了一整套所谓“重本抑末”政策，即巩固宗法制农民经济、抑制工商的政策来维护封建制度。这种政策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和后期愈来愈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马克思曾经分析过近代印度社会中部分保存着的公社，指出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之上的生产机体，为揭开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秘密提供了钥匙。
我国进入近代以后，虽然自然经济已经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破坏，但是，地主阶级仍然唱着“重本抑末”的老调子，力图在广大农村尽可能保持宗法制的经济结构。清末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他们把所谓“国初盛世”以及更早的封建社会描述为“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物阜民康”的黄金时代
，哀叹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世态浇漓，人心不古，提出了“复宗法”，建立“义庄”“屯田”等反动倒退的主张，妄图挽救封建宗法制度的灭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破坏。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商品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一直是不高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有极大的必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
“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多种经营、副业生产一概诬指为“不务正业”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对生产专业化，提出“菜农不吃亏心粮”“棉农不吃亏心粮”“果农不吃亏心粮”一类别有用心的口号。
姚文元甚至惊呼“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从社会化的大生产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倒退，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就难怪“四人帮”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为什么要对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大加吹捧了。他们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本来就是从旧中国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武库中取来的，只不过披上了一件薄薄的“社会主义”外衣罢了！列宁曾经说过，在苏维埃俄国轻视商业，是一种“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
。
“四人帮”正是妄图把旧中国封建主义的盘剥方式，重新加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身上。“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手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出来的“社会主义大集”的“典型经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试点”。在这种“大集”中，他们强行向生产队和社员摊派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而且规定“个个要赶集，人人不空手”。有的生产队和社员没有养猪养鸡，只好用高价买进肉、蛋来完成低价“交售”的义务。难怪当地广大群众气愤地说：“这纯粹是祸国殃民的害人集。”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自鸣得意地说，有了“哈尔套经验”，“农业的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了”，“全省就要按哈尔套的路子搞”。
这就是说，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他们就会在全国范围内用这种“大集”取代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使广大社员沦为负有缴纳贡赋义务的徭役农民。
管理的形式既是由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又受生产力的性质的制约。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管理具有民主的和科学的性质。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是从反对科学管理和反对民主管理两方面进行的。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的浓厚封建性。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而社会化大生产没有严格的科学管理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污蔑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炮制了一系列谬论来“论证”社会主义企业不需要科学管理。张春桥、姚文元胡说：“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这就根本否定了企业管理的地位。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们更明确提出：“我们能不能搞不靠规章制度，而靠政治工作办企业的经验。”由于他们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很大混乱。他们甚至攻击高度社会化因而需要严密的管理的铁道部门执行规章制度、按时刻表正点行车是什么“正点挂帅”，鼓吹“宁开社会主义晚点车，不开修正主义正点车”，造成了行车秩序的极度混乱，重大事故频繁发生。
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管理，“四人帮”还制造了一种“理论”，说科学管理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加以抛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科学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决不能和资本主义相等同。而且，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对于其中科学的成分，也决不可以随意否定。随着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资产阶级“企业管理学”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美国、日本、西德等国在企业管理中进一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成为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
这个道理，对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原来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就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四人帮”对待科学管理的绝顶愚蠢和荒唐的主张，是由他们极端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列宁说过，在封建主义的手工生产条件下，“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
而在当时孤立、狭小、闭塞的个体农业和行会手工业中，家长和行东的个人意志支配也许足以适应组织生产的需要。“四人帮”是一伙生活在现代却对现代生产一窍不通、专靠权势地位和阴谋权术过日子的蠢人。张春桥曾说，“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凤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封建庄园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只有封建庄园中对农奴、“老妈子、丫头”的管理这样一种管理形式。由此出发，他们当然要反对一切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了。他们指望依靠在各单位的一小批愚昧而专横的奴仆，对企业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在旧中国，封建官僚就是用这种方法经营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人描写清末官办工业实行的腐败官僚制度说：“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
请看前几年在“四人帮”篡夺了权力的地区和单位，那种管理腐败混乱，营私舞弊盛行，任用私人成风的情景，与这里形容的不是简直毫无二致吗？
合理的规章制度，既是对社会化生产过程实现科学管理所必要，更是由劳动群众共同对生产过程实行民主管理所必要。“四人帮”否定一切规章制度，也就否定了民主管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要实行各级帮派人物的个人专制。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地方，的确无需依据生产过程本身的要求并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章制度，因为“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意志就是法规。在这样的体制下，他们的帮派兄弟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对劳动群众生杀予夺。“四人帮”不是说他们主张“靠政治工作办企业”吗？实际上，“四人帮”所谓“靠政治工作办企业”是同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毫无共同之处的，它不过是施行超经济强制的一种好听的说法。前几年在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办工业，办其他一切事业，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领导，“四人帮”在前几年曾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旗号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他们只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府，却一心要自己一帮的专制政府。在“四人帮”窃取了权力的地方和部门，他们搞“全面专政”比谁都厉害。在最富有多样性的精神生产部门，江青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直弄到喜儿的辫绳长几尺几寸，道具苹果重几两几钱，都有统一规定，有半点儿差错就以“破坏样板戏”论处。对于物质生产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四人帮”控制下的工业部门，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他们随意支配，所有企业都要听他们的号令，生产他们吃喝玩乐和篡党夺权所需要的产品，他们的一切胡言乱语都是金口玉言，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闻风而动，不得稍有违误，叫作“我们叫你们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力图建立一种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管理体制。而在“四人帮”帮派体系内部，则是实行层层“效忠”的封建行帮制度。张春桥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事情很清楚，“四人帮”的理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整的等级结构，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法西斯等级从属制秩序。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整个社会全体劳动者的需要，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四人帮”口口声声说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却不准提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张春桥还一再散布“革命搞好了，八亿人民生活再苦也没有关系”“八亿人民主要抓上层建筑，生活苦点不要紧”等等。
是不是我国人民生活已经不需要改善了呢？当然不是。解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我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不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呢？当然不是。我们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我们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决不全盘否定个人物质利益，而是要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得更快。
“四人帮”根本否定一切物质利益，表现了旧中国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特色。地主阶级是一个完全不从事生产经营、安坐而衣租食税的阶级，他们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榨取农民的血汗，从事的不是金钱盘剥，而是“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使封建士大夫高唱“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类貌似清高的调子，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攻击劳动人民“孳孳求利”。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以“喜谈玄理、口中雌黄”著称的西晋士族官僚王衍，为了表示对于物质利益的鄙薄，甚至口不言钱字，在无法回避时则谓之“阿堵物”
。“四人帮”避讳物质利益，以至攻击一切物质利益，完全是拾他们的老祖宗的唾余。
旧中国统治阶级的经济理论，从来是把要求劳动人民禁欲和放任剥削阶级纵欲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追求荒淫糜烂生活的同时，极力反对劳动人民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认为，人们如果富足，就会变得怠惰，从而威胁他们的剥削事业。我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代表反对“民富”的不乏其人。例如，被“四人帮”捧上了天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就公开反对“富民”和“足民”，认为人民物质需要的满足不但不利于统治，而且是有害的。他们认为“贫民易使”，鼓吹以贫困为鞭策被剥削者终身为专制君主卖命的动力。
“四人帮”反对提高人民生活的种种谬论，就是这类理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
“四人帮”把这种对劳动人民禁欲和对自己纵欲的观点，体现在他们的一项重要“理论”，即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中。
“四人帮”要破除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首先是指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大家知道，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形式。剥夺了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经济权利。身受“四人帮”之害的哈尔套公社社员愤怒地指出，“把社员搞得一分钱也没有了，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人们常说，“四人帮”在消费品分配中推行平均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四人帮”的“平均主义”和小生产者所幻想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小生产者向往的那种消除了剥削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个体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是并不存在的。的确，在封建社会的长时期中，成千上万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大体相同。就像马克思在形容法国十九世纪初的小农经济时所说，他们“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颇有一点“平均”的味道。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个体经济是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正是由大体相同的个体经济组成的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高耸着由封建剥削者构成的巍峨宝塔。“四人帮”大肆煽动平均主义，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普遍贫困的“平均”分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却是“四人帮”根据等级特权进行分配。“四人帮”在垮台前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特权的触目惊心的事实，现在是尽人皆知了。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帝王般的糜烂生活，却美其名曰“这是工作需要”，说是“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他们有人还说：“货币对我不起作用。”就是说，他们可以任意侵夺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受任何财政制度和货币数额的限制。这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一伙追求的那种不受“资产阶级法权”规范限制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利。
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四人帮”为什么反对一切工资和一切工资形式了。王洪文说：“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侮辱。”这话确是语无伦次。但是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却道出了“四人帮”从他们的阶级本性出发对分配形式的爱憎。在封建制度下搞的是超经济强制，马克思在论及封建社会制度时指出：在它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
这大概就是“四人帮”力求在我国建立的“理想国”的原型。
在对“四人帮”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特征分别进行了分析以后，我们不妨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质作一个小结。
“四人帮”梦想建立的理想国是什么性质的呢？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论述过俄国徭役经济的特点：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第二，直接生产者被束缚在土地上。第三，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最后，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因为经营农业的都是迫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
让我们把“四人帮”的“社会理想”和这种经济的现实对照一下吧，两者是多么地相像啊。过去人们常常感到奇怪，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四人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帝王思想。揭露了“四人帮”社会理想的实质，这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据揭发，江青一次在训斥敢于顶撞她的工作人员时竟然大发雷霆：“你敢犟嘴！两千年前你敢这样吗？两千年前我和你是什么关系！”
这脱口而出的斥责，道出了江青的心声，暴露了她的政治理想，确实是要当“女皇”，不过不是她自称的什么“共产主义的女皇”，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女皇。这种政治理想，是同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心向往之的社会理想相适应的。
揭露“四人帮”社会纲领的封建性，对于我们彻底剥去他们的假面，认识他们的本质是大有帮助的。“四人帮”的封建性，使他们能够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甚至打着“反资本主义”的旗号去为比资本主义更加落后反动的剥削制度招魂。认识这些左的口号的社会实质，可以使我们不为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外表所迷惑，免于上当。列宁在揭露封建社会主义的反动性时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
应当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决不能只要看到一种思想体系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就认为它是进步的和革命的。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极左口号下揭露出他们的极右实质。
当然，仅仅指出“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具有封建性是不完全的。“四人帮”要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们的主观爱好。即使像“四人帮”那样的反革命狂人，也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生产力已经有很大发展的条件下，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的封建秩序是绝不可能的。就连一个世纪以前的清末封建势力，也需要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勾结起来，使自己买办化，才能适应已经和古代有所不同的情势，更何况科学昌明、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呢。所以，尽管“四人帮”想建立有“女皇”的“新天朝”想得发了疯，也还是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理想国”蓝图，去建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四人帮”能够提出的现实的纲领。这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结成反动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四人帮”的得逞也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但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体系中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同“四人帮”之间的这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的斗争中心，“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对“四人帮”全部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实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人们常说，“四人帮”的一切倒行逆施，都是为了篡党夺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说“四人帮”力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毕竟“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四人帮”要建立反革命专政的政治权力，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建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四人帮”成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要还是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成为某一阶级的代表人物是由于：他们不能越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使之在实际生活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封建主义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比民族资本主义更长；这种封建主义的影响既深且广，因此到了社会主义的现阶段，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它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我们曾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长得多，但我们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剥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过比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早几年。在民主革命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们一时也来不及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深且广的影响作彻底清算，肃清它的一切流毒。在这种情况下，如“四人帮”一类的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就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号，挂起“革命”的招牌，进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就毫不奇怪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根本改变以手工工具为主的状况，因此小生产的根源还存在，而小生产却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列宁说过：“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了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全部心理健全起来。”
这种情况使我们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更加重大。
总之，我们不仅面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悲惨旧境决不允许重现。党中央带领我们进行的新长征，必将如狂飚骤雨，荡涤中国的土地，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一切污毒扫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