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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
在21世纪，企业界共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有必要把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到与时代命运相连的高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新趋势。而它的大背景，则体现在19世纪形成的那种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
19世纪，现代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成型。随后涌现的现代化国家，也是按照这个结构建立起来的。它大致上二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另一个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由居民、个人和企业组成，而公共领域的事务则基本上由政府来处理。
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后来就逐渐出现了缺陷。公共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处理。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样的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整个经济运作过程中，社会总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物质变换的转形成本（transformationcost）或者叫做制造成本（productioncost）；另外一个部分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或者叫做制度运行成本（operation cost）。
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昭示着，通过分工的深化，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将不断下降；但是与分工深化相伴随的是协作关系的复杂化，所以单位产品的交易成本即制度运行的成本所占的比重却是不断上升的。进入现代社会后，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成本，去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比起旧时代来说，问题更加盘根错节：外部要处理国防问题、反恐问题；内部来说，从环境保护、社区管理，再到贯穿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等等，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由政府来处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且不可行。一方面，行政机构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往往高昂，且容易促成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
所以到了20世纪，有了新的做法，就是越来越多地依靠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去处理某些特定范围的公共议题和社会问题。第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快速发展，解决了公共领域内的诸多问题。
但是，这种三个部门截然分开的组织形式也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一方面完全靠捐赠支持的民间公益组织暴露出难以规模化的局限，于是，不少非营利组织开始运用企业化的管理方法，通过创收来补充营运资金；另一方面，营利性企业也开始承担一部分做公益的社会责任。这样，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组织相向而行，形成了突破这两个部门界限、兼有两方面功能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
营利性企业做公益（public good），即所谓“商业向善”（business for good），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千千万万的商业性企业都来做公益，那么这个向善的力量就可以扩大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这个从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等地开始出现的营利性企业做公益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普遍承认，因为当时公司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不少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即所谓“内部人”脱离了股东“控制”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所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司治理革命”的要点，是解决内部人控制失控的问题，强化所有者（股东）对公司的最终控制。
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M. 布莱尔（MargaretM. Blair）的美国经济学家写了一本题目为《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 [1] 的书。针对当代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该书指出，仅仅强调所有者对于公司的监督与控制是不够的。布莱尔提出：承担公司风险的不只是股东（stockholders），还有包括员工、社区的居民、供应商、销售商等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所以，公司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负责。
然而这个论述当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许多人认同M. 弗里德曼倡导的观念，认为企业管理者唯一的社会责任就在于为股东赚取利润。
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实际社会矛盾的冲击和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有越来越多人接受营利性企业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观点。走得更快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法律上的规定。以美国为例，自从2010年马里兰州公司法规定设立一种新类型的公司即共益公司（benefitcorporation）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有35个州颁布了设立共益公司的法律。这类公司并不享有税收优惠，但是有权用公司收入支付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承担的社会责任。董事会要对完成这些责任负责，并向社会报告。全球现在有多个对共益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估认证的民间组织。其中有一个名叫共益实验室（BLab）的认证组织，根据其制定的“评估标准”（B Impact Assessment，简称BIA）对达标企业发给B corp证书。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有超过150个行业的2655家企业通过了B Lab的认证。达能、Kickstarter等大家熟悉的企业都是获得B Corp认证的共益企业。
2016年6月，中国大陆首家共益企业“第一反应”获得B Corp认证，这是一家中国领先的急救培训和赛事生命救援机构。自2017年底开始，共益企业中国倡导团队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支持，并获得共益实验室（BLab Global）认可，致力于将共益企业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至今为止，中国大陆已有11家分布于教育、消费品、互联网、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企业获得该项认证，还有500多家企业使用BIA作为评估和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标准。
这些企业关注共益企业这种新型企业形态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点，一是能够通过BIA共益影响力测评，来衡量企业的影响力表现，同时找到改进的方向。而共益企业认证也会助力企业获得融资，因为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关注投资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价值，这不仅仅来源于金融机构对共益企业价值观的认可，也源于共益企业严格的管理和信息监督，可作为金融机构评估企业投资价值的重要参考。第二点是吸引人才。千禧一代越来越关注公司的使命和工作的价值感，而不仅仅是寻求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共益企业满足了年轻人在使命感、价值感上的追求。从全球的共益企业发展中，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成为共益企业后既招揽到更多优秀的人才，也更关注员工，使得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随之提升。
类似BIA这样的工具使得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也与影响力投资、公平贸易等全球性的资本市场变革和消费者运动一起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发展。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总量上举足轻重，经济成长速度上领先全球，新经济创新能力更崭露头角。在全球化和社会稳定遭遇严重挑战的今天，过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和中国，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全球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1] Margaret M. Blair， Ownership and Control ：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所有权与控制：面向 21 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