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转轨应该说是成功的。成功来自何处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讨论转轨经验的时候，都把问题集中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选择上。有很多文献说中国改革的成败都是因为采用了渐进主义。到了90年代后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把转轨的战略局限于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做法，至少是肤浅的，因为这种两分法把注意力放在了速度上。然而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同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继续采用“休克疗法还是渐进主义”这样的分析框架。我认为这种分析没有能接触到事情的本质，也没有能够揭示中国转轨制度最重要的前提。

我赞成科尔奈教授提出的分析框架。 他认为，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转轨有两种不同的战略，战略A是一种有机演进的战略（strategyoforganic development），重点放在为从基层生长出私有部门创造条件上；战略B是加速国企私有化的战略（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重点是尽可能快地实现原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按照这一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中国的转轨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战略A的转轨战略。

虽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实际的做法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确实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但是这一改革并不成功。到了80年代初，改革才走上了一个健康的轨道。这是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改变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广大的农村生长出来几千万个农民的私人农场。接着出现了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它们实际上是由基层政府组织起来的社区企业。这种社区企业在80年代支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8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开始合法化，到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合法存在的私营企业就变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的代表地区是浙江省的温州地区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示范效应随后扩大到了浙江全省，到了世纪之交，温州和台州模式改造了苏南模式，使得私营经济成为沿海地带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占主要地位的经济成分。

许多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强劲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私有部门的发展壮大。现在，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大约占2/3。在私有经济20年的发展历程中，首先是培养起了大批的企业家，也大大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同时也给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了压力。可以说私有部门的增长为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中国这样做，在开始的时候是完全自发的，这种自发的力量首先来自农民。自从集体化以后，中国的农民就努力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承包制。所谓的承包制就是农民在“包”（租）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但是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这种自发努力都被压制了。所以第二种推动改革力量是开明的、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从安徽一个小村庄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于1980年得到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的支持，在两年时间里就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私有化。还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知识界人士。由此，说中国改革完全是由自发的力量推动，恐怕是不对的。

当80年代农村的私有化实现以后，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提出要让城市的私人企业合法化。第一个起作用的就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林子力教授，他用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可笑的办法，引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的一个算例，说只要雇工不超过8个人，雇主就是仍然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体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这个小小的主意居然生效了，所以从1983年开始，雇8个人以下的企业就被叫做个体劳动者的企业，允许存在和发展。后来推行了两个配套的措施：一个是价格“双轨制”；另外一个是财政“分灶吃饭”，也即财政包干制度。这两个制度在当时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它们就变成了阻碍私有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引起了寻租行为，造成了许多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经济学家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做了很多努力。

从科尔奈的分析框架来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不太成功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在国有部门中“提高企业活力”上，而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促进私人企业从下而上的成长上。

1999年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Collegium Budapest）作客座研究时，我曾经跟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改革的主要领导者涅尔什（Rezso Nyers）讨论过。他认为匈牙利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成果应该是可以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功的。匈牙利在改革初期虽然把重点放在了国有企业身上，但是同时也鼓励中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苏联和国有企业的压力，他们停止了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这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就我的理解，苏联同样的问题，就是把全部努力都放在所谓“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上。到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俄罗斯仍然像科尔奈说的那样，把重点放在改造国有企业上。改造国有企业，第一，非常难；第二，企业家是要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成长的，光靠私有化，不能保证企业是在企业家的管理下经营；第三，在改革和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如果把重点完全放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上，而没有一个从民间产生的企业家阶层介入这个过程推动建立法治和约束特权，很可能无法避免两极分化和寡头的形成。

尽管中国的转轨迄今为止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要更成功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行政主导的培育市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障碍。而俄罗斯在建立法治方面可能具有某种优势。我对萨克斯（JeffreySachs）教授的好些观点都是不同意的，但有一个观点我同意，就是他说俄罗斯的宪政改革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而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如何从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转变成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一难关。 x0xN73wcYVsTijhM+Ywd3VYxjZbWLk3im0yBAHHWRPuh/GVVqSmueMRTE6eb7F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