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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
自从我国政府针对1998年经济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采取一系列因应措施以来，半年已经过去。在这半年里，我国较好地经受了几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几次新冲击；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情况发生。在这个时刻，瞻前顾后地对情况作出新的估量并根据新的情况调整我们的政策，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回头来看，1997年12月中旬对1998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大体上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在方向上也是对头的。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东亚金融危机后来的发展表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经济还要经历多次剧烈振荡才逐渐稳定下来，而那些受到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的经济复苏过程十分缓慢，可能要到21世纪初才能出现新的高涨。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如此地深刻。由于日本的巨大经济总量和它对本地区不少国家外贸和投资的重大影响，日本问题的迁延不决使本地区的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威胁。即使在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与本地区各国积极合作、共求稳定与发展的政策和日本经济出现良性发展趋势以后，东亚经济的复苏也将耗费时日。加之今后数年还有一些目前不能完全确定的变数，例如美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会不会在今后数年爆破，1999年欧元出台对美元以及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何种影响，等等，目前国际上议论纷纷，未有定论，我们也需要预作最坏的准备。
第二，1997年12月采取的增加内需、促进增长的措施方向正确，因此，在东亚许多国家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保持7％以上的GDP增长率。但从这些措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看，力度还显得不足。1998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的整体情况没有预期那样好。物价指数继续下行，其中，消费物价指数也出现相当快的负增长，环比指数合年率达到负6％左右。GDP也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虽然GDP增长率高低并不足以表明经济状况的好坏，即使1998年无法完成全年增长8％的计划也不值得过分紧张，但经济的继续低迷和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却是令人忧虑的。
在增加内需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的情况下，在经济界出现了某些抱怨和急躁的情绪。例如，要求人民币贬值的议论比较多，要在放松银根上“用急药，用猛药”的呼声也时有所闻。对于这些意见，需要耐心听取，认真研究，但也不能“病急乱投医”，贸然行事。
对于人民币贬值，虽然我认为我国政府不应作出硬性的长期（例如三、五年）承诺，但是在近期内主动贬值显然不是时候。我国对亚洲各国出口不振，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坚挺因而中国商品竞争力相对削弱，而是进口国购买力严重不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使这方面的状况有根本改善，而它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却十分巨大。特别是1998年我国对亚洲各国出口的减少主要是靠对欧美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弥补的。预计今后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如果不是主要采取增加出口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外贸经营，并辅以提高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等办法来支持出口，而是进一步采取本币贬值的办法来强化我国商品出口的价格竞争，肯定会使这种摩擦加剧，甚至危及江泽民、克林顿互访后建立起来的有利的国际关系格局。
关于在增加需求方面“用急药、用猛药”的意见，也需要加以分析。目前我们的确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增加需求，但采取何种方法必须十分讲究。在企业改革和投融资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既增加投资又要保证效率是有一定难度的。在上半年投资拉动作用不明显、从上到下又普遍形成“8％情结”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草率地上项目和压银行对无效项目贷款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如只求拉动1998年的增长，不择手段，大撒大放，将不但不能促进有效率的增长，还将招致严重的消极后果。
需求的增加不外乎两个来源：一个是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导演的国有企业投资），另一个是民间（包括已实现改革的国有企业的自主投资）。
我们先看政府这一面。在金融方面，虽然存在实际利率偏高（对于这一问题，后面还要作专门讨论）、有的金融机构因为追求高利而不愿对一些有利项目发放足够的贷款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如果笼统地批评银行“惜贷”并大撒大放，就会使经过好几年艰苦工作才开始形成的银行商务核算观念和信贷约束机制毁于一旦，回到用银行的钱大铺摊子、大上无效项目的老路上去。所以，我认为，最近财政部领导同志提出的主要运用财政手段来增加投资的建议是正确的。当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一个力度问题。看来力度小了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举措受到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通过的预算的约束，需要与人大常委会进行协调。
但是，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光靠政府的力量拉动一个处于景气循环低谷、又处于金融危机包围的国际环境中的经济是它所力不胜任的。现在的问题是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因此，这方面的需求增加不足。目前各银行都有大量资金积压。浙江全省各银行存差1200亿元，温州一个市存差就达251亿元。1998年上半年大中型企业的自主投资呈下降趋势（这可以从技改投资较上年负增长看出来）。如果民间投资意愿萧索，担子全要财政用赤字预算来背，这个担子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的。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现在我们应该“双管齐下”，除了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外，还要采取“供应学派”式的政策，这就是说，除了强化业已采取的扩大需求的措施，还要在激发企业的活力、启动民间投资上多下工夫。
最近我到浙江绍兴、台州、温州和义乌考查中小企业的发展，看了一些工厂，找了许多地方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谈话。我对这些地方经济活力虽然闻名已久，但亲身了解它们实际表现以后，仍然对所取得的业绩感到惊讶。这些地方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产品质量提高速度以及它们的国际营销能力使我深受鼓舞。1998年1—5月温州市工业增长12％，大大高于全国工业增长的平均水平。浙江省的同志们说，他们完成全省GDP增长10％的计划没有大的困难。照我看，其原因就在于广大具有很强活力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的主力。
虽然在经济已经趋于成熟的温州、台州等地达到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已经令人惊讶，但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它们在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升级、增加出口以及扩大生产和销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把这些潜力解放出来，其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抑制潜力发挥的制约因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从企业内部看，主要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形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这些地方的中小企业是在严重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国有企业还占有支配地位，群众的基本需要都未能得到满足，对商品从不挑拣，因此，只要质量还过得去、价格可以承受，任何产品都有销路。温州、台州等地的小企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己的勤劳与节俭和自己商品的低廉价格赢得市场的。现在市场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并未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在“特”字上做文章，发展自己的专有技术，同时为自己创造市场，而是沿用原来的战略，以降价作为唯一的竞争手段。于是形成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格局。乐清市的柳市镇有1000余家低压电器厂，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特色，产品同构，相互间恶性竞争，使该镇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受到有限市场的极大制约。与此同时，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也存在不小的问题。温州、台州中小企业是以家庭工场或前店后厂的形式起家的。在它们发展壮大以后，几乎清一色地组织成为多级法人“交叉投资、循环持股”的集团公司。这种集团公司被看作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由于不利于公司的统一经营和科学管理，已经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果能在这方面正确引导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最合适的制度，仅此一项，就能大大加快企业的发展。
从政府发挥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作用的角度看，它不应当对企业的供产销、人财物决策发号施令。政府要做的，是准备良好的环境，制定并执行市场游戏规则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信息。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过去做得还很不够。
第二，从外部环境看，制约的因素就更加明显。由于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属于非国有企业甚至非公有企业，由于在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做法的影响仍严重存在，即使很有内在活力的企业，由于经营环境不良，也未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浙江企业界和地方干部反映最强烈的有以下领域的问题：
（1）人们议论最多的仍然是融资问题
首先，融资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实际利率偏高，使一般的制造业企业借款投资很难有利可图。由于通货膨胀率下降很快，经过五次降息，现在的实际利率仍在7％左右，而从国际资本流动看，似乎进一步降息已经没有多少余地，这一问题如何解决需要专门研究。1998年5月在哈佛大学开会时我曾问过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供应学派”政策的支持者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有些什么可行的办法。他的回答是：除降息以外，还可以采取投资减税、资产折旧抵扣等财政手法。他的想法也值得考虑。
其次，最近中央银行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这些措施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许多人反映，已经采取的措施还是不够的。拿银行信贷来说，在不少地方，银行仍然不依据借贷企业的担保能力和还款能力，而是看企业的“成分”，对非国有企业给予歧视性待遇。即使是愿意给规模大、绩效优的民间企业贷款的银行，也往往要求将贷款利率上浮到最高限。而且由于贷款担保安排不下来或方式不妥当，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有相当大的顾虑。此外，国有大银行处理大额贷款比较得心应手，而不善于处理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因此，对小额贷款需要作出特别的安排。对于各地城市信用社，似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加以归并。除银行信贷外，中小企业几乎没有别的融资渠道。企业家对股票上市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希望加以改正。同时，对如何开辟中小企业股权流通的渠道，例如建立类似美国NASDAQ的“第二板块市场”，而又不重蹈第一板块市场和有的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秩序混乱、舞弊盛行、财产流失严重等覆辙，也应当积极加以研究。
（2）税费负担问题
为了刺激企业活力的一条重要措施是减税。但是，改革以来国家的税收收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减税已无多少余地。不过，在预算以外征收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数量巨大（一般认为总额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税收总额）。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缺乏正常的收入来源或收入不足以弥补必要的支出。不解决这一问题，简单地列单禁止额外收费往往收效甚微。所以，“费改税”是一项关系到许多方面的改革，要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和全党的大力支持才能做好。
（3）市场秩序问题
目前无论在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上，市场无序问题都十分严重。欺行霸市、地方保护、贪污盗窃、设套诈骗等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如不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整顿，建立起依法治市的一整套机制，就会使人们视经营工商业为畏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发展。
（4）流通渠道问题
在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以后，非但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组成的“主渠道”已经大大落后，原来起了良好作用的专业市场这种由众多的小商贩组成的有形市场也渐渐不能适应已经长足发展了的生产的需要。1997年橘子丰收却卖不出去，造成了果农的巨大损失。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现在也深感他们的生产扩张受到流通组织落后的严重制约。
（5）公正执法问题
目前执法不力、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在执法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少数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等，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解决。
总之，从我在浙江看到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在一些地区已经形成具有很大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它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的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够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