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效率低下，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后一直困扰中国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的要求。在70年代末改革开始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采取了行政性分权的办法，把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可是这种办法非但没有收到增强国企活力的预期效果，反倒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企改革需要另寻他途。于是在日本大企业交叉持股制度的启发下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解的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两权分离”）理论的支持下，“架空所有权、强化经营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80年代初期对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80年代后期全面推行了进一步强化企业经理人员权力的企业承包制，并且在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使国有企业经理人实际上获得了对企业财产的剩余控制权。

本书作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是上述改革主张的支持者（参见本书第一部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文）。但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深入考察我国国企改革的现状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在保持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依然“纵向从属”于上级行政机关，不管它们在名义上拥有多大的“自主权”，都很难使它们重获活力。而如果真正落实了“自主权”，在缺乏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下，又难免形成普遍的“内部人控制”失控和经理人腐败。

正因为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从耶鲁游学归国以后的几次讲演中，提出了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整体改革，放开企业的供产销，使贸易关系和信贷往来四通八达，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参见《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放活企业的供、产、销》（1984年9月）]。

针对主流思想对“两权分离”以及“股份化”的误读，本书作者写作了《“两权分离”和“承包制”概念辨析》（1987年9月）等文章，剖析了中国式的“两权分离”对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与控制分离”的误读。我和钱颖一教授合作撰写了《关于公司化》（1993年8月）一文，全面阐述了公司制这种现代企业的制度安排的要义。同时，针对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的情况，我们着重指出，在公司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参见《在公司化改制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1995年3月）一文]。

仅仅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并不足以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本书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和国民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把研究的重点放到有进有退地进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放手发展民营中小企业方面去[参见收入本书的《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建议》（1998年7月）和《两种不同的转轨战略》（2003年11月）两文]。有关建议得到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为世纪之交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助益。

但是，改革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21世纪初期，由于改革进展缓慢造成的腐败蔓延、贫富分化加剧等负面现象倒过来成为某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改革的口实。于是，主张强化政府控制、甚至实行“国进民退”的呼声渐起。对于这类开倒车的主张，我在《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澄清的几个原则问题》（2004年10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步》（2011年9月）等文章中做出了反驳。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就成为这一改革的新措施。陈清泰和本书作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深化企业改革”课题组负责人执笔写成的《“管资本”试点的几个问题》（2015年5月）一文，为落实这一改革提出了实施方案。

最后一篇文章《发展共益企业，推动向利益相关者经济的演进》（2018年4月）体现了本书作者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对20世纪末期“公司治理运动”的反思和对如何改进现行企业制度的思考。 /Z6mYQydrf9xCkaUnwr4cT8bT3A7Z9ntBehnVq4FFnFIUWNokQ7U77tgYEP7j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