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建设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的八年。现在，振兴中华的历史进军，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鉴史可以资治，温故可以知新。在这个历史的转变关头，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八年来的经验，对于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二、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曾经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在19世纪后半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能否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就成为与民族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情。一切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都要根据它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所持的立场而受到历史的裁决；一种政策是否正确，也都要根据它们对于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实践的检验。一个个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由于背逆潮流而没落败亡。领导中国人民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却也是成功与失误互见。对于各项政策作出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就在于它们究竟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事业。

实现现代化，首先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将大量原来在生产率很低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转向现代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和其他非农产业。顺利实现这种转移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以装备转向高效率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和对他们进行智力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困难尤其巨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特点，在于“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大量农村劳动力处在隐蔽失业状态，向非农业转移的任务重，资金的需要量大，而家底薄，国民财富积累不足，资金就更显得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克服困难，推进现代化，就只能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上找出路，哪一种体制和政策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稳定地加速现代化进程，我们就应当加以肯定和积极采用，反之，哪一种政策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加速现代化进程，就应当坚决予以否定和摒弃。

三、根据上述原则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包括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改变传统发展战略，使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代之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等等，都是能够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迎来了全面高涨的新局面。从1979到1986的八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979—198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0％、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9.4％，都远远高于前26年平均8.2％和3.3％的速度，在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16个国家中遥遥领先。粮棉产量居世界首位。1979—1985年，我国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已有1亿多人转入工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然而，即使最近八年的现代化建设，也并不是没有偏差和缺陷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来正确处理以下三方面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方面是：（1）如何掌握工业化的速度和经济工作的重点；（2）如何正确处理消费同积累的关系；（3）如何保证经济体制的变革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即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成长准备基本条件。

五、发展中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基本前提，是在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类国家无论从经济结构方面还是从经济体制方面说，都缺乏经济高效率运转的基础，而且积累能力有限，不具备推动经济长期高速成长的实力。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前，通常都需要一个“助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包括农业、基础工业和能源、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为形成能够高速成长的经济结构作好准备；第二是理顺经济关系，制定各种经济规范，建立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第三是进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其他软件准备，包括奠定健全的法治基础，建立良好的科技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和社会素质，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助跑”阶段的各种准备工作进行得愈好，高速成长阶段就愈有可能较快地到来，并能够进行得比较顺利和平稳。

各国达到这个阶段转折点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不完全相同，人口稠密的大国，该水平往往低一些；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则往往高一些，但大体上在600美元（1980年美元）上下。发达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达到这个转折点，曾经历了一两个世纪的漫长累积过程，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国家强力推动，并能以较小的成本取得别国发展的成熟技术和经验，享受“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1] ，因而可以缩短这一过程，但是要达到这个转折点也需要经过坚韧不拔的努力。

以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情况同发展中国家达到临界点时的情况相对比，我国显然还处在“助跑”阶段。日本是在1955年进入高速成长阶段的。当时人均国民收人为218当年美元（折合1980年美元约为500—600美元），而我国198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10当年美元。至于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就更为低下。日本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历来就比我国雄厚，战后实行向煤、钢等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基础工业进一步加强。80年代初我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人均粗钢产量、就业人口中非农业等一次产业所占的比重、单位面积的铁路营运公里和每10万人口平均铁路营运公里都低于日本战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日本在战后实施以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解散家族财阀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工程计划”和以稳定金融、放开价格为目标的“道奇计划”，逐步改变了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恢复并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初战阶段，新经济机制还不能充分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六、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强行“起飞”，弄得不好就会从空中摔下来，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有过严重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增长加速，是以土地改革后从1952年至1958年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基础的。蓬勃发展的形势发生逆转的主要契机，则是农业劳动力以过高的速度向非农业部门转移。非农业部门以“全民大办”和“小土群”的方式扩大过快。其间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猛烈下降。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巨额浪费，我国投资系数（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费投资）竟较之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50倍，由1.78增加到93.8。全民所有制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五年间下降了24.3％。全要素生产率（即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TFP）下降更多。这样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搞“大跃进”，以国力所不能支撑的速度进行建设，结果酿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以后为了克服危机，不得不进行为期三年以上的“调整”，把6000万“上山”炼钢铁的农民从工业中撤回，2000万已进城就业的农民退回农村，大量新建生产能力被废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七、考虑到有关的种种情况，党的十二大在确定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时，作出了把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1981—1990）速度要慢些，着重为后10年（1991—2000）的起飞打好基础的安排，要求前1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7％，后10年年平均增长7％—8％。虽然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以后不久，1982年下半年曾出现过追求高速度的苗头，但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小的调整措施，“六五”前三年总起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6％，经济效益提高较快，打基础的工作也得以稳步进行。

近年来打基础工作取得的最显著成绩是1979—1981年经济调整后农、轻、重结构的改善，特别是农业这一基础部门的大大加强。过去对农村竭泽而渔，使农业成了我国经济中的最薄弱部门。“六五”前期，由于国家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多方面扶植农业生产。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加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经济在短短的几年中恢复过来，并得到了出乎人们预料的发展。农业这一“短线”部门的加强，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1979—1981年的调整工作由于对重工业内部结构缺乏具体分析，在压缩投资时不适当地削减了本应得到加强的能源、原材料以及运输通讯等“短线”部门的投资，对“六五”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它对打基础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八、从1984年初开始，一些同志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头脑显得很不清醒，以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速成长的“起飞”阶段，于是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妨碍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导致部分经济结构，主要是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产业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的偏畸加剧，损害了经济效益。一方面，大量投资和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依靠大量增加投入，靠自然资源和国民财富积累的“老本”来增产是不能长期维持的。而且，需求膨胀和财政紧张，也不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九、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稀缺资源在国民经济的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配置的状况。当比例关系协调、经济结构合理时，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就高，反之，当生产的部门结构发生偏畸时，就会出现资源的浪费，效率也就会降低。在追求产值高指标的思想指导下，1984年各地普遍刮起大办各种能够立竿见影地“上产值”的一般加工工业和高产值的耐用消费品组装工业的“热风”。这不仅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剧烈膨胀，而且使电力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等“短线”部门相对地更“短”，部门结构不协调加剧。

十、以电力工业为例，我国1953—1980年发电量增长对于工业增长的超前系数为1.4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本来就有些偏低，进入“六五”以后，更猛降到1以下。即使撇开迅猛发展的村办工业不计，“六五”前3年只有0.72，1984年和1985年进一步降低到0.52和0.49。1986年虽然勉强达到0.92的水平，但仍未扭转电力供应恶化的趋势。据水电部测算，1980年约缺发电装机1000万千瓦，1985年增加到 1200 万千瓦，1986年又继续有所增加。电力严重紧缺，目前已使我国工业约有1/4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许多工厂建成后，因电力短缺而不能正常生产。

十一、我国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长期存在“头重脚轻”、加工工业过度发展的缺陷。1978年三者之间的比例为12.1∶35.5∶52.4，经过 1979—1981年的调整，情况有所好转，改变为15.2∶40.6∶44.2。但由于“六五”后4年加工工业的过量发展，形势发生逆转，1985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变为11.5∶35.5∶53.0，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较之调整以前的1978年更为严重。由于基础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近年来尽管国内钢材、有色金属增产较多，但还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化工原料和化肥也要从国外大量进口，1985年仅此几项进口用汇近12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创汇总额的40％以上。钢材的进口量达到国内消费量的1/3。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争夺各种原材料的“大战”持续不断，不少发达的加工工业城市却由于无法取得足够的原材料而出现生产萎缩的危险苗头。

十二、不断提高全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有效益增长的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科研教育经费也有较快的增加。

十三、“六五”计划规定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是：在着重发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同时，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使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靠的指导力量和储备力量。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过去长期偏重于基础研究和高、精、尖攻关，面向生产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较薄弱。科技体制改革后，应用研究特别是开发研究得到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果，对于推动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对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针的理解上存在某些重眼前效益、轻长远发展的片面性。由于片面强调“短、平、快”和科研单位“增产创收”，而对基础研究的资金安排又不够妥善，甚至提倡科学家去承包乡镇企业以便“先富起来”，出现了某些急功近利、“抓现钱”的现象，使基础研究受到削弱和损害。最近又决定将近5000个研究机构下放到企业。在目前不少企业自身的活力尚且不足，长远发展的观念不强，促进技术进步、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将研究机构下放到企业，这批研究力量可能会被企业视为包袱或应付临时需要的机动人员，前途堪虞。

这种情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使那些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见效的基础科研活动受到损害。而没有强大的科研基础和技术后备，社会生产力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无法想像的。

十四、在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有所发展，但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农中、职中等发展较慢，其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 1980年的 75.9％降为 1985年的68.4％，同期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43.1％降为39.4％。每年都有数百万年龄小、无职业技能的少年中途辍学，流向社会。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不少地方的领导部门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目前中小学校舍、师资、设备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据统计，直到1985年，全国中小学还有4600万平方米危房未修，每五个小学生便有一个没有课桌，小学教师有2/3不合标准。与此同时，“一切向钱看”，认为“读书无用”，不如自动退学、就业挣钱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国际经验一再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是长期发展的必备基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贯重视基础教育。1873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 28.1％，而到 1911年以前已达到 100％的高水平。同时，日本还以极大的努力加强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国际上公认，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全民的知识化。如果不努力改变我国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不仅将不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定。

十五、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条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条。 近年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理历史积案、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在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措施还不够切实有力。目前收入分配上“脑体倒挂”的现象相当严重。过去大学毕业生标准工资58.5元，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现在一个大学毕业、在科研或教育单位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月工资不过80—90元，而一个未上过大学、在工厂工作的同龄人的工资加奖金一般都在100元以上，倒买倒卖的小贩月收入三五百元的更不在少数。过去，一、二级教授工资相当于副部级干部的工资，副教授的起点工资相当于国家机关副局级的起点工资，而在1985年新的工资标准中，则把一、二级教授的工资列为保留工资，副教授的起点工资只相当于国家机关的正处级。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反映，1986年夫妻均为高级研究员（副研究员）的四口之家，其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不到800元，竟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的815元，更低于北京市居民人均1068元的水平。不少知识分子批评目前的工资制度是“官本位”制，“鼓励全民向官看”。这不仅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使一些在校的青年学生产生消极情绪。国内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上安排不当，还会使各种专业人员谋求移居国外或出国进修，人员滞留海外，不愿回国服务。如果在我国发生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人才耗散、“智能流失”（braindrain）现象，对于我国现代化造成的损害将是很大的。

十六、为争取高速成长阶段早日到来，还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的有效运行做好最重要的软件准备。1979—1981年经济调整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为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次第展开准备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而1984年经济过热对于打基础工作造成的另一种消极影响，则是损害了全面改革所必要的良好经济环境，使改革难以平稳地进行。

原来预定，在“七五”期间，为了给后十年经济“起飞”打基础，要初步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可是由于1984年第四季度后出现了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严重不平衡的态势，使原来预定出台的某些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或者出台以后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1985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传统发展战略的惯性，以及双重体制胶着对峙、谁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调整并没有能够贯彻到位。1986年度财政出现了近几年来最高额赤字，1987年也难以有明显的缓解。这表明今后改革和建设都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对此，有些同志提出，改革实际上不可能在宽松的环境下进行，而只能在紧张的经济条件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走碎步前进。我们认为，这种在不改变旧的发展模式的条件下走一步看一步，绕开困难走，“什么好改改什么”的做法，只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带病运行，难免使改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本来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更多地推进改革，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打基础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丧失了一些宝贵的机会。现在我们应当充分正视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现实，用一段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大步配套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为高速增长打基础的阶段，要适当节制消费增长，在全党、全民中树立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观念。

十七、在高速成长的“助跑”阶段，如何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极端重要，然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如果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如果消费增长过快，把由效率提高新增的剩余产品分光吃尽，又会使打基础的大量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延缓“起飞”到来的时间，归根到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无论是建国36年来，还是近8年来，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十八、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确定了人民收入“不可不增，不可多增”的原则，一方面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号召全国人民胼手胝足、节衣缩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建设以156项重点建设为骨干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稳步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建国最初的几年大体上贯彻了这一方针，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建国之初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得到较快的提高。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58年夏季获得农业大丰收、秋季预计也将获得大丰收时，党内就滋长起骄傲自满的情绪。1958年开始刮“共产风”，错误地鼓励“放开肚皮吃饭”，各地大办“小土群”，大建楼堂馆所，在全国范围里掀起建设和消费双加速的浮夸浪潮。不久，这一浪潮就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经历了难以忘却的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失败以后，指导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在“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57年到1977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这不能不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理论界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提出要适当降低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比重，并在一个时期中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较快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做，纠正了过去“重积累、轻消费”，强调社会性消费，忽视消费者个人选择的做法，使劳动者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有较快的提高，带有“还欠账”的性质，因而是必要的。由于过去20年过多地扣除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早已使用掉或者浪费掉了，为了“还欠账”，就只能对当年国民收入的扣除分比例作适当的调整，少扣多分，使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从1979到1983年的 5年中，社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41％，而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水平年平均提高6.91％；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27％，居民消费总额年平均增长8.27％。显然，这是一种只能短时期维持的做法，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物质生产部门建设资金的短缺，推迟“起飞”的到来。

二十、从1984年开始，由于部分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未能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面临的严重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为我国粮食已经“过关”，数年以后粮食将有巨额剩余，应当改变人民的饮食结构，放松商品粮销售控制，多吃肉，多销粮；同时，在计划生育上“开小口子”，使人口增长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加之急于想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好处，提出了“高消费”“能挣会花”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使群众对于生活的改善抱有过高的要求与期望。与此同时，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想方设法多发、滥发各种奖金、津贴、实物补贴。此外由于缺乏对改革初战阶段收入政策的清醒认识，放松了对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所有这一切，导致了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消费的剧烈膨胀。1985年社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国民收入只增长7.8％，而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却提高了14.2％。1986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4％，而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比上年提高16％，扣除生活费用上升因素，实际收入提高8.4％；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增长。至于用公款支付的各种社会消费和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投资的消费性积累，其膨胀速度更令人吃惊。总之，目前我国消费水平已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其他一些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时的消费水平，出现了存在于许多发展状况欠佳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超前于生产增长的“早熟”现象。

二十一、超前消费（包括社会消费）造成的主要消极后果，是用于支持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资金相对不足。近年来，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所占比重虽然节节上升，但是由于投资中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增加很快，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比重反而不断降低。“六五”期间物质生产部门积累率（国民收入用于物质生产部门投资的份额）已由“五五”期间的22.3％下降为16.5％。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中，增长得最快的又是楼堂馆所、高级宾馆、饭店，各种活动中心、游乐园、“一条街”等。据中国建设银行对59个市县调查，1986年这些市县用于修建楼堂馆所耗费的投资总额达83亿元，占全部非生产部门投资的1/7。现在到处都在大兴土木，高标准、“超豪华”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而城市公用事业和群众迫切需要的其他基础设施仍然改善得有限。同时，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过于分散化，一般的加工工业上得过多，重点建设资金不足，使高速成长所必须的大型基础工业项目和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未能得到必要的保证。据中国建设银行对114个重点项目的统计，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工期要求，1986年需要投资228.95亿元，而各部、各地区实际安排投资189.8亿元，投资缺口39.15亿元、达安排投资的20.6％。其中，电力13.7亿元，占投资需要的33.5％，铁道4.5亿元，占投资需要的29％，煤炭5亿元，占投资需要的21％。在农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中国农业银行信息部抽样调查，从1984年到1986年的3年中，农民户均消费支出每年递增11.1％，而同期生产性支出（包括家庭经营费用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只递增9.5％，生产性支出在农民家庭支出中所占份额是递减的，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连绝对额也是递减的，年递减率达 4.3％。1986年农民户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加18.4％，生产性支出只增加 13.1％，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竟下降了11.98％。投资不足显然会对农业生产的后劲产生消极影响。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基础工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乃是整个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部分，这部分资金的短缺，将使今后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于人民生活的持续提高也是有害的。

二十二、超前的消费导致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失调。为了满足剧烈膨胀和迅速提高的消费欲望，1984年至1985年，国家动用大量储备外汇，引进了许多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消费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豆腐、炒花生等的装配线和生产线，还进口了大量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整机和散件。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猛烈地冲击了民族工业，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加深了消费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由于我们不得不将宝贵的外汇用于进口消费品或实现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能够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基础工业、保持国民经济后劲的外汇就相对缺乏。

二十三、最近几年，在社会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现有财力、物力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条件下，追求高速度和高消费，还使我们付出了消耗财富积累、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近年来，外汇储备和粮食储备大幅度减少，已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必要的维修和保养。例如，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地力缺少蓄养补充，耕地每年减少1％，水浇地面积累计减少近100万公顷。这些都削弱了农业稳产高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如“一五”时期建立的156项重点项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骨干，但多数企业由于只用不养，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使设备日益老化，技术日趋落后。采矿业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遍地开花”的口号下，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倾向。据山西调查，乡镇煤矿每采1吨煤，要消耗国家12.5—25吨的煤炭资源。有些地方在国有大矿开采区内乱开小矿，危害大矿正常的安全生产，甚至引致严重的停产事故。此外，森林覆盖率下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增加，不仅黄河泥沙量加大，而且长江由于上游植被毁坏，也有成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这些不仅影响了当前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使我国经济今后长期稳定发展受到威胁。

二十四、追求“高消费”对党风、政纪和社会风气造成的腐蚀作用也不可小视。近年来行政费用支出急剧上升，难以控制。1979—1985年，国家的行政费支出每年递增16.6％，远高于财政收入年增6.9％、按现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年增12.4％的速度。许多机关添置了大量进口豪华轿车，开会住高级宾馆，会议伙食费一提再提，开一次会动辄要花费数万元。迎来送往，接风饯行，宴会等级不断升档，各地竞相效尤，形成了普遍的铺张浪费、浮华奢靡之风。有些企业也在营业外支出的名目下大肆挥霍国家钱财，订货会、鉴定会、展销会以及各种纪念会，住高级宾馆，吃高级宴席，送高级礼品，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交方式。所有这些不但败坏了政府的声誉，毒害了人们的思想，磨灭了宝贵的艰苦创业精神，而且也严重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价格结构。一些由公费购买力维持的产业应运而生并过度发展，而饭馆、旅店、出租汽车等的畸高价格，却使消费者用自己的工薪不敢问津。这种花公家的钱一掷千金，而个人消费能力微不足道的状况，已经深深地形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将十分深远。许多发展中国家十分注意在人民中提倡节约的风气，特别是要求政府官员带头，不得乘坐外国汽车、吸进口烟，等等。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目前人民群众对于近年来兴起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高级官员攀比更换豪华轿车等风气深感忧虑和不满。应当说，他们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二十五、按照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人口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性消费的存在，个人生活费收入的增长应略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对它们来说，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消费的强烈“示范效应”又造成国内过高的消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加强对消费的适当引导和控制，以保证经济建设有足够的资金。在我国应当继续提倡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坚决防止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风气蔓延滋长。否则，如果消极顺从那种在消费上向发达国家看齐的风气，甚至推波助澜，倡导所谓“消费革命”，鼓励过快地提高消费水平，那么，或者无法保证建设所必要的积累，推迟了“起飞”的时间，或者要想同时保证有足够的建设资金，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到头来还是要被迫降低消费水平。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债务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既要保证消费增长，又要保证现代化建设有足够的投资，处在双重压力之下，穷于应付。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改革期间发生了消费失控的情况。一些国家为此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使改革发生了逆转。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状况在我国出现。

有些同志以为，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就能刺激群众的积极性。经验证明，其结果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近几年来，由于（1）在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水平，必然引起利益关系背离合理化方向的变动和分配上苦乐不均矛盾的激化；（2）群众对增加收入的预期值过高，即使工资福利的提高超过国家财力的承担能力，也难以得到群众满意的反应。这样，虽然居民的收入普遍得到较多的增加，他们仍然会产生不满情绪。显然，这对动员群众支持改革，分担改革的责任与风险，是十分不利的。

二十六、考虑到收入水平能上不能下的刚性，要使群众收入水平从已经达到的高水平上降下来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坚决控制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的同时，大力鼓励储蓄和引导消费，来化解由于居民收入增加过快造成的问题，一度在领导部门出现过的不应鼓励储蓄的政策设想是很不适当的。各国在经济起飞期间都把鼓励居民储蓄作为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曾提出“以储蓄求稳定，以出口求发展”的口号，从社会舆论动员、储蓄形式多样化、储蓄机构普遍化等方面作出努力，千方百计地鼓励居民储蓄，然后通过多层次的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集腋成裘，转化为建设资金。因而民间设备投资激增，成为积累的主要来源。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坚持这些做法，是公认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吸取。为了将目前已近3000亿元的结余购买力部分地转化为长期投资，有必要形成舆论，完善机制，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居民手中的资金。

在经济体制除旧布新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十七、为“起飞”作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实现经济改革，建立起能够有效运行的新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积建国以来30多年的经验，人们普遍认识到，符合我国国情、适合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要求的经济体制，只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二十八、达到这样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以苏联为榜样，采取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适应了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对于集中全国财力渡过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与高指标、高积累、结构偏畸、对外封闭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战略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体制，抑制了社会经济活力，使得投入多、产出少，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都处于低下停滞的状态。

采取这样的体制和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苏联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还是完成了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和苏联在资源条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中国，企图依靠效率很差的传统体制实现工业化，几乎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20余年中，由于采取这样的体制模式和工业化战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十分缓慢。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和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952年到1976年的24年中几乎没有变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束缚，尽管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不断加大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强度，收益却迅速递减。农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粮棉油，使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濒于崩溃的边缘。落后的农业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工业等其他部门也同样效益低下。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52年到197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每年只提高0.3％，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逐步陷入恶性循环，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面危机。

二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针对旧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也曾经试图在不改变旧体制的总框架的条件下，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式和企业管理方式作一些改善。1958年和1979年等年份，曾多次进行扩大地方政府权限的“改革”。但是这种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既违背了传统计划体制高度集权的本质要求，也不可能形成商品经济所必需的统一市场，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能够促使国民经济协调运行的机制，资源配置效益不可避免地恶化，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每次放权不久，又总是重新收回。国民经济陷入了“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

三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改革道路。八年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努力，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冲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普遍建立了能够极大地激发农民经营积极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我国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开辟了通路。

继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在城市改革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进展。表现在：（1）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采取一系列引导和鼓励政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2）扩大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自主经营、谋求利润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机制；（3）通过逐步减少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4）按照“调放结合”的原则，陆续调整和放开了部分产品的价格，从而突破了原来统一定价的僵化的价格体系；（5）打破了旧的中央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建立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的两级金融组织体系；（6）通过财政“分灶吃饭”和两步利改税，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刺激了地方和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7）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旧局面，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迅速扩大；（8）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对于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模式、保证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进行三环节配套改革等原则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实践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

三十一、看来，近几年改革存在的最主要的缺点，可能在于更多地强调了破除旧体制，而没有着重于理顺经济关系，建设新体制。人们往往以为，任何符合商品化、货币化大方向的行动，都是正确的，而没有考虑到改革的每一个措施必须有利于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保持和改善。经济体制的功能，在于保证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如生产不能一日中断一样，经济体制也是不能“停机检修”的。因此，改革的每一项具体措施，都要有利于保持整个经济体制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如果不注意保持运转中经济体制整体的有效性，即使某一措施是符合改革大方向的，它的单项实施也会带来破坏国民经济稳定的消极后果，对于改革本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从这个观点看，这几年的改革中，一些口号和具体做法，是存在缺陷的。例如：

——在一段时期中，一些报刊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文件宣传和提倡过“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方针。在我们看来，这种宣传是不妥当的。的确，改革作为一种开创性的事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但是，无论从主观方面看还是从对各级改革领导人的要求来说，都必须谨慎从事，少犯错误，避免重大挫折。可是在“不允许不改革”的气氛下，各级领导往往不能不争先恐后，推广某些并未经过充分论证和确实取得试点经验的“新招数”，结果使各种管理制度和政策互不衔接，运行机制漏洞很多，同时也会造成政策多变、反复无常的现象。近几年中，某些一哄而起的“刮风”现象一再发生。一说“办公司”，全国就出现了20万个公司。其他如“包字进城”、推进“所有制改革”等，也不胜枚举。群众对各种冠以“改革”美称的不良现象十分不满，对政策多变表示困惑。这样下去，很可能使部分群众失去支持改革的热情，以至影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

——由少数同志主张推广的某些改革措施，由于缺乏领导机关的有力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由群众用自下而上、“撞击反射”的方式进行的自发行动。有的地方甚至公开鼓励“不要坐等红头文件”，让各个单位“自行试点”，实际上听任它们各行其是。一些地方流行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下马中上马，在批评中前进”的说法以及“打擦边球”等做法，表明这种放任自流的状况已经使党和政府政策的严肃性受到了冲击，并且不利于建立起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有合理规范的新经济秩序。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央对改革积极而又科学的领导和组织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应该重新确立起对改革的领导权威，整肃组织性和纪律性，使改革能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健康地进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

——在改革内容上，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原始商品经济为蓝本，认为商品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是私有经济，主张把“放开”看作改革的唯一目标。在政策设计上，往往放开一头，管住一头，给小企业以各种优惠条件，而很少考虑国有大中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和挤压，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首先造成改革不可逆转的形势，然后经历一个历史时期便可以由乱到治，建立起现代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显然，这种主张不符合近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符合我国已经拥有8000个大中型企业、近10000亿元国有固定资产的现实状况。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也不允许我们去做这样的试验。我们的改革应该始终注意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让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广阔舞台上显露身手。应该根据我国既存在大量小型企业又存在数量不多但实力强大的大中型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现代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去构想改革的思路，设计改革的蓝图。应该尽力避免原始商品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竞争、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贪污行贿、贫富悬殊等混乱状况和腐败现象在我国蔓延。

——评价某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只看它是否调动了个别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而没有分辨这种积极性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是有利于“搞活”的措施，就都是正确的，而不考虑它们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实行地方行政性分权，看上去地方行政当局的积极性的确提高了，但由此所产生的盲目布点、重复建设、市场割据、封关设卡的情况日趋严重，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并使制造业集中的大城市处于困难境地，反过来，不发达地区也因为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和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而受到损失，因此，对于全局和局部地区到头来都是不利的。又如，“双轨价格”刺激了企业超产的积极性，但是从悬殊的价差中得到好处最多的还是那些得到低价进或高价出优惠的单位和转手倒卖的中间环节。由此，产生了以小挤大、以劣挤优，以及从差价中牟取暴利的行为盛行等问题。显然这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十二、综观八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失误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在思想上对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重视不够，在实践中又存在一些急躁情绪，因此，有时强调了必要性而忽视可能性，没有自觉创造改革措施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有时强调了可能性却又忽略了必要性，只要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使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缺少逻辑配套关系，还有那些既不考虑必要性也不考虑可能性的“新招数”，虽然层出不穷，搞得热热闹闹，但对改革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更大。由此可见，认真反思、保持清醒头脑、加强理论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有关改革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浅层现象的谈论多，深入的探讨少；原则讲得多，机制讲得少；个别方面的研究多，系统整体的研究少；因此，难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而且在这些不系统的想法付诸实施时，也往往由于关系不顺、机制不灵，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常以为，这些只是实施中战术上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若干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重改革战略问题的研究。

三十三、现在传统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冲破，旧机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灵，新体制的某些要素虽然已局部地出现，但新的经济机制并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这样，运行中的经济体系就难以发挥它的整体功能。正如前已指出的，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是正确有效地配置资源。由于现行体制的各个环节之间互不衔接，新旧体制胶着对峙，资源的配置就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就难免偏畸，例如，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是避免七长八短，实现协调发展。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应当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短线”部门，然而现行体制却鼓励各地区、各部门把宝贵的投资用于发展已经过“长”的加工工业和某些消费性建设项目，使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失衡加剧。国民经济地区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然而现行体制却容易促使各地区采取相互封锁、保护主义的政策，力求自成体系。此外，在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不紧紧把握住改革为发展服务的原则，经常注意保持经济系统的整体有效性，对于发展经济和体制改革本身都是不利的。

三十四、经过1985年初以来两年多的讨论，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这几年来的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对某些经济界曾经争论不休、各执一辞的问题，例如，提倡提前翻番所引起的经济过热，鼓励高消费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地方行政性分权所招致的宏观失控，以及双轨价格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等，多数同志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继续推进改革，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上来。

三十五、在改革的正确方向已经指明的条件下，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实施改革的战略的选择。对于下一步改革应当怎样搞，目前经济界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想法，形成了若干可选思路。采取哪一种思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和结果。

三十六、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我们只能适应这种情况，在体制改革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走小步”前进，而不能要求近期在配套改革方面迈出大的步子。通过小步改革的积累，就可以使目前已经形成的新经济机制逐步完善；同时随着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也会逐渐趋于平稳。

从近两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实现这种设想没有多少把握。在目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谁都不能有效地发挥整体功能的状况下，不仅由于漏洞大而多、摩擦过盛，很难对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调节，还由于社会经济效益太差，投入多，产出少，在总量控制上陷入了某种两难的境地：不控制难以为继，控制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抑制过度的需求时，往往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供给却先受到抑制，而在需要刺激经济回升时，供给改善得不多，由投入增加形成的需求却上升得很猛。这就是1985—1986年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未能尽如人意，1986年下半年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的危险再次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未能好转的基本原因。这就说明，国民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带病运行，情况将很难获得改善。所以，在目前的状态下拖下去决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应当从开创改革的新局面寻找出路。

三十七、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未能实现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条件下，也能以较高的速度深化改革。例如，有些同志主张以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为主线，把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他们认为，过去几年在建立市场机制、理顺经济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只是由于没有抓住微观基础再造这个关键，企业对市场价格信号不接收、不反应，所以改革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今后应以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进行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经营责任制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厂长经理承包，也可以是全员承包等。

我们认为，这种绕开建立市场机制和理顺价格体系去搞活企业的思路，虽然是在减税让利的路子难以继续走下去的情况下提出的，但细细分析起来，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这条老路子。采取这种办法，首先存在有“油水”抢着包，没有“油水”不愿包，“油水”干了要退包的问题。在谈判承包条件时，要国家让出一部分利益；承包以后，又经常出现“包而不干”的情况，要财政更多地拿钱。这些，都会使财政收支更加紧张。绕开市场机制的建立进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经营条件不平等。在没有大体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的情况下，即使是资产经营承包，因为无法进行客观的评估，也不能真正做到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奖优罚劣。而且，正如国际经验和我国自己的经验所表明，采取职工集体承包、经理代表职工承包一类办法，不能避免行为短期化、少扣多分、消费膨胀等倾向的发生。这几年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利润动机在企业微观决策中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正常，扭曲的价格信号也无法正确引导企业合理地行动，结果使社会经济效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在企业经营条件不平等的条件下实行个别谈判、一户一率的企业承包体制，其最大弊病在于：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没有公正竞争的压力，企业将不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兢兢业业地改善经营管理、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同主管机关讨价还价，争取低价投入（包括资金、原材料、能源和外汇等）和高价销售的权利上。上级发包的主管机关具有决定企业兴衰荣辱甚至生死存亡的大权，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能正确地运用这种权力，还会加剧官僚主义和腐败风气的滋生。

三十八、看来要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根本的出路还是有步骤地进行价格、税制、财政、金融和企业经营体制等的同步配套改革。首先使新体制的主要支柱初步树立起来，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作为分步骤配套改革的第一步，看来1986年经过长时间讨论形成的价税财金贸联动方案的思路基本是正确的，未能付诸实行，主要是经济环境不允许，但方案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中对企业制度改革的设计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在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同时，对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商业企业实行包、租、卖，在大中型企业中试行大体规范化的经营责任制。由于价税的配套改革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这项工作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作为经营责任制的开端，要普遍推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实现企业财务自理和资金自筹。然后在大中型企业中应逐步建立起有专家、企业家、上级机关的代表以及本企业的职工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经理的经营活动。由经理负责全权处理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做到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向由社会基金组织、国有投资公司等法人组织为主要持股者的股份制过渡，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

三十九、然而，上述配套改革能否迈出步子，还要看是否具备比较宽松、不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目前，这样的环境还有待于创造。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真正做到“三保三压” ，用一两年的时间营造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随即推出企业经营体制与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乃至投资体制的初步配套改革。实现了这一步，改革可以说就进入了康庄大道。当然，这样来进行环境治理和配套改革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这样做，不仅目前的经济困难难以缓解，中长期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是因为，如果只是选择那些短期表面风险较小，而实际上无益于经济运行状况改善和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方面去改革，经济效益不能得到稳定的提高，各种矛盾不能得到缓解，则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就会日益紧张，而中度的、乃至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成为现实的威胁。1985年以后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一度取得了成效，“过热”的经济趋向缓解，投资、消费、外汇使用的失控状态开始扭转，工业生产由超高速增长转为比较正常。但是宏观控制目标，即基本消除由“过热”引起的种种不协调、不稳定因素，为大步配套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还没有能够得到实现，1986年下半年，新的膨胀的苗头又再度出现。1987年年初召开的省长会议提出了“压缩空气”和“双增双节” 的方针，有可能在各级领导中形成比较清醒的气氛。如果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宏观控制的有效措施，包括整顿财经纪律、适当集中财力、改善价格体系和市场秩序等等，认真进行环境治理，使经济稳定下来，配套改革就能有所作为。

四十、目前，各方面对今后改革和建设应当如何进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应该有意识地组织有关方面的同志系统总结八年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比较各种不同思路的利弊，作出最优选择。在明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总体规划和分阶段目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下一步改革的实施方案，积极作好各项准备工作，使之能够在实现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付诸实施，促使国民经济早日进入良性循环。

[1] 这是A.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经济落后性的历史透视》中提出的概念。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353-359. QqcJFIYba7gLrIky+TyWWkC2z7u1QeDEso2h51g60eLfzrPNNut5qSGpZPhpK5N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