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1年7月）
感谢国际经济学会邀请我在经济学界的这次盛会上作为特邀嘉宾作Fitoussi讲演。
我的演讲题目，是“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说是近30多年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经济曲折起伏的亲历者，也是近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篇讲话中，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经济学在过去中国经济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不妨先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的情况说起。
在改革开始前的30年，现代经济学被中国官方看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即使有一些翻译介绍，也只是为了进行政治批判的方便。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经济学舞台上无所谓现代经济学，也就无所谓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
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学被赋予的任务，就在于宣传、解释和论证官方政策的正当性。
我在1950年进入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经济系学习。那时课堂上还讲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说，但还没有讲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学习就被“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改造”等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打断了。1952年，教会学校被取消，金陵大学经济系被合并到上海复旦大学，我也转到那里就读。从此，全部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主要的教员也换成了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全部经济学教育只是要我们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只要仿照苏联的榜样，建立起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辛迪加”（statesyndicate，列宁语，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叫做“Party-State Inc.”），中国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
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从事国有企业财务问题的研究。
在1953—1956年期间，中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
这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压制了经济活动的创新精神，受到共产党内外的广泛批评。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以后，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国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其中不少程度不等地包含着引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然而，毛泽东选择了方向相反、更为“国家主义”（statism）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甚至把原来还有些许自治权的农村合作社也在1958年合并改组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贸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人民公社。以军事动员方式组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导致1959—1961年间生产大幅度下降和数千万人在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在运动中受到残酷的迫害，曾经建议过部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被指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斗争。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的遗孀江青被逮捕。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使得对毛的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国际左翼人士陷入惶惑和失落。 [1] 不过，长期生活在毛体制下并受到种种压制和打击的经济学者和党政官员却从旧统治集团的倒台中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深知，灾难的根源正在于和这套体制相伴随的荒谬的政策，于是开始了寻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实现振兴之法的热情努力。
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的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小龙”的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其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
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979年底和198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邀请了当时流亡在外的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O. 锡克来中国讲学，吸引了大批学者和官员听讲。他们两人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改革情况的介绍，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他们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些许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在一段时间里为渴望改革的人们所推崇。
W. 布鲁斯和O. 锡克的讲学有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副产品，这就是他们所运用的某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使中国经济学家耳目一新，使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更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从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愿望。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它们分别是：“数量经济学讲习班”“国外经济学讲座”和“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这些讲习班由中外经济学的知名专家授课，为参加这些讲习班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年学者打开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通路，使他们用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
除了这种“补课”式的讲习班，还有一批学者选择了去外国留学或者进修。大批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利用邓小平要求中国政府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去了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高等院校作研究生。今天在座的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就是那时出国，后来在欧美名校学成归国的博士研究生。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我的同事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但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队伍。中国改革采取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期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广大农村，采用类似于中国数千年来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的方式，将原来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给农民耕种，实现了农业经营的私有化。在这个基础上，社区所有或私人所有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2）恢复1958年“大跃进”中曾经使用过的“财政包干”办法，向省、县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分级预算、收入分享（revenue-sharing），形成所谓“地区政府间竞争”的格局，使它们不是压制而是支持本地区（省、县、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3）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仿效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做法，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命令经济的僵硬体制，给民间创业让出了一定空间，使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迸发而出，使经济秩序很快恢复，中国经济也重新表现出活力。
不过，仅仅在强大的国有经济之旁开辟出一块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处在一种“旧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又没有建立起来的状态，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支配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经济制度天然地倾向于用大量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赢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以致在1979—1988年的10年中爆发了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 [2] 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在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会决定从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时，邓小平就已指出，城市改革不像农村改革那样简单，它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领域都在内，是全面的改革、系统的改革。显然，这样一种全面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所能把握的。
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两个要点是：（1）“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2）“通过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显然，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和对经济学认识上的局限，上述决定并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即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出清晰的界定。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就必须对新体制的总体框架和改革的实施步骤作更深入的探索。
好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逐渐成长起一定数量的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新阶段。
1985年是一个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这一年中发生了四个重要的事件。
（一）第一次由中外合作进行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考察
1984年，在邓小平本人的提议下，世界银行组织了以林重庚（Edwin Lim）
和伍德（Adrian Wood）
为首的庞大国际专家团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经过深入的研究，在1985年写出了题为《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长篇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因而受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认真阅读和讨论了这个考察的主报告和六个附册，从中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工具以及国际发展经验。这对于提高并开拓中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提高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二）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楼继伟、郭树清等九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并很快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这份“规划构思”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改革目标的“商品经济”描绘了清晰的图画。它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企业根据市场关系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则由间接控制为主取代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
这一规划还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三）“宏观经济管理和改革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确定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讨论会是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召开的，所以又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J. 科尔奈
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分类成为议论的中心。他说，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可以分为行政控制（I）和市场协调（II）两个大类，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两个子类；后者可以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两个子类。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也可以选择宏观经济管理下的市场协调（ⅡB）。匈牙利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就是长期停留在间接行政控制（ⅠB）的阶段，使企业继续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状态，受到国家的行政保护。
在讨论中，不但外国经济学家扩展了J. 科尔奈对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所作的分析，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认同J. 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巴山轮会议”的讨论，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
转型期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经占有优势地位。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
进行了讨论。其中，外国专家J. 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学派，但他们出乎中国学者意料之外地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的事态演变表明，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后来发生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例如1988—1989年爆发的通货膨胀、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以及2007—2008年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无不是背离了这一正确方针的结果。
（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
1985年9月末，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和（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1990年的五年中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是西欧从中世纪中后期起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要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仅仅提出实现市场化的一般性目标和开列出一张需要进行哪些方面改革的清单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各项改革的基本内容、实施顺序和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作出设计，然后精心地组织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原有设计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从中国政府在1985年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此外，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召开过许多次中外学者和中国政府官员共同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为有关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学问题提供建议。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这方面的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现代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现代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一）根据1986年3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在4月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
这个负责领导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方案办”在8月向国务院提交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二）1987—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名为“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约请了刘国光、厉以宁和我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以我和周小川博士为首的方案设计课题组为例。它的核心团队由10多名学者组成。他们的专业背景分别是理论经济学、系统工程学、比较制度分析、财政学、金融学等。这个团队试图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一个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大系统分步构建的整体改革方案。
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八个方案。讨论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对于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只是由于各人对市场怎样运作的理解不同，从而在实施步骤和顺序选择上存在差异。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的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三）1990年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由于1988年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 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9—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为例。在1988年以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陷于停顿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停止研究工作。在 1989—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我们一方面将它们送交给政府的改革规划机构，供他们选择，同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这些研究报告。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并对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基本内容、实施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规划。由于它基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理解，又切合中国实际，即使从现在的眼光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改革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虽然在各个领域内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为平民创业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工商业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1997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随着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活跃起来时，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全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消费需求会相对萎缩，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秘密所在。
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
，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
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的，政府并不直接进行经营活动。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或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因此，中国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世纪之交包括数百万计的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反之，当21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不再，以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接近和中国无法轻易地从所谓“后发优势”得益，为了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愈来愈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实现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
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IEA“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作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
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愿在这个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的讲坛上，祝愿各国经济学同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作的共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功。
[1] 我还记得1978年初我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的一次谈话。罗宾逊夫人是凯恩斯主义左翼代表人物、新剑桥学派的领袖。她曾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访问中国，参观毛泽东树立的“农村先进典型”——大寨。她根据中方的介绍发表著作，认为“中国模式”是前景黯淡的世界的希望所在。1978年她再次访问北京时，我和她讨论了她的著作《中国经济管理》（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1975）。这时，她已经知道自己对中国情势的判断多数出于当局的宣传误导。由于中国幻梦的破灭，她在谈话中表现出对人类未来极度悲观的情绪。
[2] 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料都是按计划调拨的，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以后，国有企业获得了按市场价格出售超计划产品的自主权；新产生的非国有企业也从事市场买卖。于是，就形成了物资流通和价格的“双轨制”。由于计划调拨和市场价格悬殊，就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倒爷”在两个市场之间从事倒买倒卖活动，或者出售供应调拨物资的“批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富翁。由于这类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人们就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叫作“官倒”。
对于“官倒”现象，在早期的讨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旧社会才有的丑恶现象，本来在“三大改造”以后已经绝迹，但市场取向的改革促使人们追求财富和金钱，而使腐败死灰复燃。因此，他们认为，抑制腐败的根本办法就是改正改革的方向，从市场取向转向计划取向。另一种观点虽然也认为市场作用的增大会使人的贪欲提高和腐败行为增加，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不放开市场，中国就不能实现民富国强，腐败的重新滋生乃是实现民族复兴所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对腐败行为采取容忍甚至支持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经济学家运用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官倒”等腐败行为。他们指出，市场的发展、货币作用的加强，会因为财富的范围不再受实物的限制而使某些人的致富欲望增强。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的贪欲有多大，而在于是否存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贪欲的制度条件。“官倒”之所以能够利用权力大发横财，是因为存在权力寻租的制度条件。
他们召开讨论会，出版书籍，指出为了遏制腐败，必须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就是说要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行，限制权力，建立法治。反之，如果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道路前行，强化政府支配稀缺资源的权力，扩大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扩大寻租的制度基础，中国就会逐步变成一个腐败横行的“寻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