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还是三年前我囯经济学界热烈讨论“中期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的时候写成的。当时，国家体改委委托几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牵头组成课题组，分别草拟1988~1995年的“中期改革规划”，工作正进入收尾的阶段，刘吉瑞君被国家体改委借调到北京来，参加预定在1988年6月召开的“中期改革方案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的几个月里，他常到我这里来，讨论同这个方案有关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样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二十次。本书就是根据这些谈话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现在斗转星移，讨论的背景和热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翻阅旧稿，觉得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没有过时，因此仍然值得将它呈献给读者。

近两年来，对于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改革“市场取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评，处于经济论坛的中心位置。这些批判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前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危险倾向”，有人“甚至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因此，当时那种论调的实质，乃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本书虽然在不少地方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但往往只是作为存而不论的前提，而没有对它作集中的论述，因为既然经过多年争论之后，多数人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乃是不言自明的。但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看来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话还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我个人是同意新近有些报刊上发表的、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例如，《解放日报》今年3月2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这里只从改革理论的角度补充几点：

第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设定，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僵化模式”）的主要弊病，正在于经常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误配置；据此，改革的根本任务，乃是以一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新经济体制取代旧体制。

第二，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为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在计划指令和市场交换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中，应当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要通过有宏观管理和计划指导的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在我国，实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三，无论从词源上说，还是从语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都无非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商品经济”（列宁）或“货币经济”（马克思）的另一种称呼，所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济”。

第四，如果考虑到不受任何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是从来不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与一定方式和一定程度的宏观管理、计划调节（或称“行政指导”）共存，那么，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不会引起“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误解。

第五，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不能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语）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兼容的（正如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而不再具有商品的属性）。但除了意识形态的成见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理由足以使人相信，在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例如以公有制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下，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能与公有制兼容；所以很难认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一个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诊断。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原因的分析。在有些同志看来，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可以溯源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哪怕否定的只是“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种论断是否符合实际？近几个月来我国专家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有关文献甚多，这里只引述一次高级研讨会的纪要，来看一看“若干有一定理论素养，又对国内外实际情况了解比较深入的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领导干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2期）。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对苏联和东欧各国情况作出的总的判断是：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缺陷，这些国家虽然经历了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改革”，到80年代末，各国的情况仍然是“市场极度不发育，管理体制僵化封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在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以后，由于缺少完整的市场机制，企业自主权和宏观间接调控二者都将落空。又正是因为经济工作没有搞好，才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另一些国家在“完善计划”上下功夫，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没有市场环境，价值规律无从表现，所谓“计划要尊重价值规律”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计划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反倒成了僵化经济的桎梏，是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根源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东欧剧变固然有复杂的外部因素，但不能否认，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在这里是适用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离开了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侈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完全文不对题的。而离开了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要想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状况，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本书所记录的对谈，是环绕着如何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一主题进行的。它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自己千虑之一得发表出来，是希望引起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经济学者的讨论。由于情况的变化，本书根据两三年前的情况作出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同时从现在的眼光看，书中认识肤浅、需要改善的地方所在多有，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1991年5月31日 We0PMkVUW0sC5TOKGSW6S941BxxaKUYxAPxEEHwipc+Utg6lxGe3tAH9Wr9e/a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