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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是吴敬琏同志与一位青年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本新著。由于我目前精力不济，要仔细读完这本书已不可能了，但我与敬琏同志长时期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对他的观点是了解的，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也会像敬琏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促进的作用。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近十多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独到的并被实践验证了是正确的见解。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我是50年代与敬琏同志相识的，但到相互比较熟悉，经常一起探讨问题，切磋文章，则是80年代以来的事情。
50年代敬琏同志还是一位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曾经参加过我与于光远同志共同召集的一次理论讨论会，在我的领导下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他是孙冶方同志的学生，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那种受“左”倾思想束缚的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学工作者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敬琏同志和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并初步显示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80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问题上。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观点，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市场调节，更不是商品经济。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就在于以计划代替市场”。这种将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标准的思想方法，在当时要改变过来是十分艰难的。为了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我国的经济学家作了不懈的努力。敬琏同志在这一场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的讨论中，作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1984年夏，敬琏同志从国外研修回国，即被调到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与国务院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发展研究中心）。此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多了，也相知更深了。在这一时期里，他经常和我在一起讨论，还陪我去调查、会见外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的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按照计划价格互相交换，只有计划管理而无市场调节。那时虽然也承认还有商品，但认为生产资料等不是商品，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而必须由国家来制订计划价格，不能有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价格，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明显地背离价值，即使名义上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也是抛弃价值规律，因而难免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经济制度的取舍都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除计划经济外，还应当有市场调节，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消了计划与市场谁主谁辅之分，并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大报告都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样，就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了。过去人们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苏联式的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十三大报告则提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我理解，这就是说要把计划工作从产品经济的基础上转移到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来。既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交换，也就必然有市场。商品与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现在对于商品经济是不是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理论界还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让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企业和劳动人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是我们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得企业只能吃国家的“大锅饭”，劳动者只能吃企业的“大锅饭”，却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人工塑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由有生命力的细胞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有机体，而是由没有生命力的砖石堆砌成的不能自我生长的建筑物。现在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制度，让竞争所引发的活力注入经济生活中来。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用经济手段把宏观经济管理搞好。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理顺价格，平整市场，让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使竞争方法规范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敬琏同志所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当然，也正因为这样，敬琏同志的这本新著虽题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其实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不过其中心思想及贯穿全书的主线，还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的深刻认识。
对于敬琏同志这本书的某些学术观点，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会发生争论。而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不要因为害怕争论，而把自己的意见掩盖起来。争论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究竟谁是谁非，可以让实践作结论。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实践能为他的这本学术著作修正错误、充实新的内容。
总之，在学术讨论中，应当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大胆地提出各自相同的和不同的观点。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才能减少失误、避免曲折。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能够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