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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由我过去写的三本书，即《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初版、2009年修订）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5年初版、2013年修订）集结而成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应对的当下，重印旧著和重读历史是否对于克难解困有所助益呢？
我的回答是，这不仅会有所助益，而且是一种必需。
的确，目前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尚未走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另一方面，2020年又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供应、产业供应链等六个方面的安全和稳定都受到威胁，以致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六保”。所有这些都表明，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应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就必须追根溯源，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并且据此建立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可靠分析框架。只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弄清楚相关的基本问题，才能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处方。
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同仁对于研讨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原来那些对基本问题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以为出现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集结在这里的三本书，正是力求亡羊补牢，按照经济科学的要求，讨论与中国发展和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
从横切面看，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聚焦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体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和变迁；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三本书，正是就以上三方面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在这之前，市场取向改革论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已经进行过两次冲击，但是因为本身的理论不够透彻，所以都没有能够撼动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文革”十年动乱把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推向溃败的边沿，而市场经济国家意料之外优异表现带来的强烈震撼，使一些长期对苏联式或本国式意识形态教条存在盲目自信的领导干部在走出国门进行考察后，认识到适度开放市场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中国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也随即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开始了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钳制和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大多数国人对20世纪经济科学的进展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和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市场必然产生“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厌恶与畏惧，就使得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旧思维很容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回到统治地位，造成在方针政策上的摇摆。仅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赢得了势头。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经济做了一种能够包容“商品经济”的阐释，要求“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上述论断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货币关系的正确方向上，但它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等等做出达到现代经济科学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采取“商品经济”这种俄语的模糊叫法来指代市场经济，同时把价值规律定义为在资源配置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就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变动引导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规定。还有，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上“有计划”的定语，也为计划经济为主和政府重新主导资源配置埋下了隐患。
于是，80年代后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爆发了对于中长期改革基本路径的争论。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认为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的一整套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应当在扩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控制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当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整体配套地进行。
这种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得了决策层的支持。1985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所谓“七五三条”的形式将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奠定这一新体制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赞成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作为中期改革的目标和以“七五三条”为基本内容的配套改革的决策。他们向领导积极建言，“摆脱加快过渡的气氛和压力”，转而采取以计划和市场双轨长期共存为特征的转轨方式，实行企业承包先行、价格改革靠后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向新体制的过渡。
1987年，“双轨制渐进转轨”论者的“反决策论证”得到了新任领导人的采纳，实现了他们所说的“决策思想历史性转折”。体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由建立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改变为政府通过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统制经济，即“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这一决策思想的逆向转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接踵而至。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1988~1989年的经济和政治风波。
风波之后，否定市场经济、重申计划经济为主的开倒车潮流重振旗鼓。他们不顾邓小平关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严肃告诫，力图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重新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不可动摇。这种开倒车的行为导致了1990~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年停滞，并由此引发了又一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市场和政府哪个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不同的是，此时讨论的理论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并开始涉及有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构建问题。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1987~1988年，我和刘吉瑞君在参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制定“1988~1995年改革中期规划”的工作过程中深切地感到，除了对改革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还需要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正本清源地作出厘清。正像我们在书中所说：“为了设计好改革方案，不仅需要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总结历次改革的经验，而且要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些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把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一剖析清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可行的方案（见该书，第2页）。”于是，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来进行讨论。例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什么计划经济制度必须被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即改革战略问题等等。
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鼻祖A.斯密就已运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指出，各自追求自己目标的众多经济参与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20世纪初期形成的现代经济学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数学分析手段确凿地证明，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实时地反映了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而能够调节供求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就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发展为严谨的正式表述，为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正是运用这样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到经济学的中心位置，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做出了科学的论证。接着，后续的经济学派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说明它无法具有效率。
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我们正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说明了市场机制较之计划手段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用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行政—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采取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如今，这些问题许多早已经有了定论，改革需要“整体推进”和“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已郑重地写入执政党的决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时至今日，命令经济旧体制所承载的既得利益和苏式经济学旧思维的影响都还继续存在，因此就像过去几十年经历过的那样，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不注定一帆风顺，向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后退的曲折还时有发生。从这方面看，虽然这本书的论述在一些方面较之现代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还不免简单粗陋，但由于它能够透过现象直指问题的本质，还是能够为我们分析当下和规划未来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2004~2005年期间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大讨论的产物，成书于2005年11月，后来陆续进行过一些增补修订，2013年出了第4版。
这本书讨论的，是为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已成为困扰中国的大问题，然而当时由于受到苏联式意识形态的拘囚和对20世纪发展经济学的进展缺乏了解，一直都没有弄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实践上也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之时起，中国就循着“优先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等斯大林主义方针来发展国民经济。这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很快引起人们的忧虑，并且考虑对苏式经济发展方针做出调整，在1956年提出了以“在继续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可是，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提高增长速度和加强农业的宏大计划非但没有改善经济状况，相反造成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灾难。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了突破苏联式发展模式的艰难历程。1979年，中国领导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要求用三年时间把各方面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主要内容包括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在重工业中除煤炭、石油、电力、运输之外的方面都要少搞，以及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等。随后，1981年12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采取“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偏向等“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以便“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然而，新方针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只进行了三四年，就有一位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主管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声称，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须“纠偏”。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斯大林教条和“走出新路子”的努力就在具有政治理论权威的人们的诟病下终止了。
然而形势毕竟比人强。在大量耗费资源造成的需求膨胀、效率降低、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变得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199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提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要求重拾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提过的“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把实现从靠投入资源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靠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列入“九五”（1996~2000）计划。在讨论中，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苏联在60年代中期提出“增长方式转变”，可是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见成效，根本原因是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阶段。
不过，“十五”（2001~2005）计划期间形势再度发生逆转。
“九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使人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于是“十五”（2001~2005）计划不再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是宣布“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在“十五”期间“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一方面，“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十五”期间靠海量投资支撑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大城”运动和“产业重型化”运动。
21世纪伊始，不少省市级政府就凭借通过土地批租获得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即用海量投资建设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以“产业重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工程”。当这种做法收到当地GDP增长加速和官员获得表扬升迁等“实效”以后，它就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热潮。
面对这种形势，社会舆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大手笔的投资将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另一种观点则忧心忡忡，认为这将促成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两种观点对垒，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十一五”（2006~2010）规划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命题。
我介入这场讨论，是从2004年参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讨论“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开始的。当时，我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标、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须走效率优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听到的则是反对的声音。于是，我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的文章也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
我在参加讨论的过程中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关于它们前途的重大选择。它显然不是靠一篇就事论事的策论就能说清楚的，而需要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现实意义做出更深入的考察。
这样，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首先根据从P.萨缪尔森、S.库兹涅茨到M.波特多年的研究成果，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划分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起飞前阶段”、“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向信息时代过渡阶段等四个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和相关的增长理论和模型。
然后，这本书着重讨论了与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这两个阶段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进。对于前者，我着重指出，马克思正是从早期增长阶段的增长靠投资驱动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特征性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必然性。可是，斯大林却把早期增长中出现的这些特征性事实说成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发展普遍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基本原理”。这说明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我还着重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早期增长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没有对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供给侧增长模型，即生产函数基本结构的理解，就无法了解增长模式转型的意义，由此确定的发展路线也会走偏方向。
此外，本书对于一些绕不过去的浅层理论问题（例如被人引为“重化工业化阶段”依据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和更深层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造成长期损害的“科技不分”传统）也有所讨论。
正是以现代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成果和相关的分析工具为基础，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过去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对转变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各方面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我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重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建议。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这次大讨论的积极成果，是在有识之士达成共识的条件下“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不过问题在于，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和这些决议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无遗憾的是，随即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出现了质疑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社会潮流。改革的停滞使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于取得成效。一些地方继续用大量投资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粗放增长方式导致的各种消极后果也日益积累。
由于苏式发展理论和政策在干部队伍中遗存的影响力，还由于权力和利益的推动，反复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到2007年开始呈现出阶梯式下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央中共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并且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供给侧的生产函数来分析长期增长问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加上想用强刺激政策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与此同时，政府和许多企业却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
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应对“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和“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严峻挑战，为“十三五”（2016~2020）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发展基本思路。这就是：增长速度要从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言以蔽之，就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十分明显，这一正确的建设方略要想真正得到落实，离不开人们对有关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的清楚了解。在这方面，读一读讨论有关基本问题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应该是可以有所助益的。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一部论述中国改革历史的理论著作。它最初是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讲授“中国经济”课程的讲义，在1999年1月公开出版，此后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了修订版。此次再版采用的是2010年版本。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除了对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不同改革策略的选取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讲述，还运用现代经济学中比较制度分析的分析框架来进行贯穿始终的理性分析。因此，它既被看作一本历史著作，也被看作一本理论著作。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全书包括四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先是讨论了中国改革的两个基础性问题：（1）经典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想，怎样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一步步地具体化为高度集权的“国家辛迪加”（列宁和斯大林）？（2）为什么在曾经承诺能够带来人类解放和普遍福利的理想社会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并没有实现它先前的许诺？相反，不但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而且孳生了其他的社会弊病，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才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
然后，集中讨论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过程。
制定正确改革战略的前提，是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把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错、探索、讨论乃至斗争的过程。早在集中计划体制刚刚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体制需要进行改进。于是开始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长途跋涉。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或者叫作“体制下放”，也就是把计划经济的决策权部分下放到省级、副省级乃至更低的行政层次，以便“调动”它们的积极性。
“体制下放”非但没有取得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创造性的预期的成效；相反却使计划经济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纪律遭到破坏。为了保持计划的集中统一性质，中央政府收回了若干原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以便保证国家计划得到令行禁止的执行；然而中央集权又造成僵化怠惰风气的滋生，于是只得再次下放权力和利益。这样一来，改革过程就形成了一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用“行政性分权”一节讲述了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然后对它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
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和“文革”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松动以后，中国改革才迎来了方向性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使朝野有识之士从市场经济国家良好的发展业绩中看到，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挽救危亡和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对于是否要保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格局，还是经过了多次反复才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达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共识。这样，贯穿往后几十年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的一条主线就成为从计划制度到市场制度的体制转轨。不过，尽管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决定了国家的体制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整体推进的改革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有深厚的思想沉淀和社会基础，因此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不免时常出现曲折、反复和回潮。特别是在本世纪初期，由于改革推进不足出现的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某些社会问题引起大众不满时，代表旧体制和旧思想的社会力量就趁机鼓动把改革拉向后退，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和对企业的微观干预，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开倒车的潮流。
直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吹响了阻断开倒车逆流、重启改革的号角。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改革进程中的前进后退和迂回曲折从政策和理论的双重视角上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部门专论”，是对国民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历程的讨论。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巨型系统。这个巨型系统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组成。正像比较制度分析告诉我们的，构成总体制度安排的各个领域的制度需要互补。因此，要想通过改革把这个巨型系统建立起来，并使它们能够协调有序地运转，仅仅提出一个笼统的“市场经济”目标是不够的。除了开放市场，实现价格自由化，还需要对农业、企业、金融、财政、宏观经济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对有关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改革叙事，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各个领域制度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
除此而外，考虑到市场制度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需要其他社会领域、包括政治体制的支撑，因此需要在相关领域进行变革，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三部分“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用了整整3章的篇幅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建设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持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稳定、抗击腐败、化解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相关的问题。
第四部分对全书作了简短的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我对于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未竟任务的思考。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修订版问世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在这十来年间，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也在2010年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的大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就会提出新的挑战。为了积极应对挑战，当然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思想。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一笔必须充分利用的宝贵财富，因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历史任务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在形态上也许有所变化，但实质却相类似的艰难险阻。因此，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中汲取智慧，对于正确把握当前走势、坚定不移和富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显然是使我们少走弯路、提高成功概率的重要方法。
2020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