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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主性”（autonomy）指的是人能够不依靠外力，而是凭借自己的理智能力，替自己思考，替自己做主，为自己订立正当行为的法则。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能够让自己成熟起来。康德称此为人的启蒙。人的自主性，主体是个人。启蒙哲人对作为主体的“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哈耶克在《真假个人主义》一文中区分了两种与启蒙思想有关的不同传统的个人观：一种是英国的，另一种是法国的，二者都涉及社会理论和可实施的政治。
英国传统的思想家包括洛克、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柏克、休谟、斯密和弗格森（Adam Ferguson）（后面三位经常被称为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他们从个人来关注社会，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离不开个人之间的互动，个人行为的逻辑和互动过程是认识社会起源和发展的关键。
在英国思想传统中，人不只是一个善于计算“自我利益”并按此行事的个体。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他的行为既受理性的引导，也受激情（情绪和欲望）的驱使。他不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之外。社会秩序和制度化的传统、习俗和互动规则是自然而然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形成，不是人为所能设计的。因此，社会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互动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在执行或落实某种人为的设计。
由于不相信人有能力仅仅依靠某种形式的理性（乌托邦、科学的规划或主义，等等）来事先设计一个社会，英国思想家们认为，掌握政权的人是有局限和弱点的，让他们拥有掌管和安排社会的集中权力是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私人竞争的市场力量去分散政府的决策权力，这样才能减少权力犯错误和滥用权力的可能。
法国传统与英国传统不同，其代表人物（如笛卡尔）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清楚而明确地知道该如何设计或改造社会，所有不能用逻辑和理性思考来证明“有用”或“优秀”的制度或传统都应该受到批判、改造或摧毁，在这之后才有可能用合理的政治计划来建立新的秩序。拥有这种见识和能力的人便是“启蒙了的人”（开明之人）。许多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都认为，法国启蒙所倡导的理性不仅用来认识自然世界，而且也用来制定合理的社会秩序。
法国启蒙者的攻击目标首先是宗教。宗教被视为一种迷信和偏见，它阻碍人们获得对世界的真实认知。纯粹理性可以使人在对待非理性的信仰、传统和习俗时，快刀斩乱麻，扫清重建社会之路上的障碍。但是，这样的理性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愚昧之中，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社会优化的重任便落在了少数精英人士身上，他们理应是大众的领导者。有的启蒙研究者因此认为，这样的傲慢和自信后来导致了法国革命的恐怖和专制统治。
今天回顾18世纪启蒙所强调的个人自主性，要避免把两种不同的个人观对立起来。法国启蒙关注并倡导理性，而英国（还有美国）的启蒙则在不否定理性的前提下提出，还有比理性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人性因素。英国哲学家们更关切如何在人的天性和品质里找到认识社会及其基础的钥匙，因为人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情感和道德感。他们强调理性之外的因素（情操、感情、情绪、审美、传统和习俗等）对政治的重要影响，他们也怀疑仅有理性是否足以构成政治和理解政治的基础。 [1]
18世纪启蒙思想中有两种理性观念，一种是狭隘的科学理性，另一种是普遍的思考理性。作为18世纪启蒙的前史，17世纪的科学观形成了一种狭隘的理性观，理性被当作科学方法的新工具，排斥了“人”的其他因素——感情、情绪、审美、道德，也贬低了价值观、传统和信仰的影响。但是，启蒙时期对理性的认识远不止于此。
启蒙时期还发展出另一种更为广义的理性观，它关注和重视被科学工具理性忽视的人的多样化因素。像休谟这样的启蒙思想者就认为，理性不能证明道德真理，也不能证明普遍道德是由自然法规定的。理性并不能为某些主张（如宗教）提供支持。理性甚至不能证明理性本身是理解世界的真实或准确的途径。这样质疑和探究理性的实质，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考，运用的是批判性的理性。今天，我们对这种批判性思考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予以更多的重视，大学里要求每个学生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就是一种广义的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批判思考。
狭隘的理性起先只是科学的方法和原理，但一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指导”，便走向了反面，变成为一种由逻辑和推理构成的概念体系。它无所不包，没有什么不能解释，永远正确。由于无视现实环境的限制，所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它把一切与它不合的人性因素排除在外。这样的理性从某个意识形态的真理出发，推导出可能完全违背现实和人性的政策和方针，并以捍卫真理的名义残酷地镇压和消灭持不同意见者。
今天的启蒙要倡导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理性，它是一种以怀疑为起点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一点上，它与科学理性并不矛盾，但它秉持的怀疑和自我怀疑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陷入狭隘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应该包含在普遍理性之中，而不是用来代替普遍理性。脱离甚至违背普遍理性的科学是危险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私利而科学、为权力而科学，许多人正是以这些科学的权威来为拥护纳粹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清洗、阶级斗争、人种优生工程、破坏自然生态等等而辩护。这是今天的启蒙必须高度警惕的，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主义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当时许多人对科学有一种我们今天会觉得非常天真的信心和乐观。那时候，了解科学的只是少数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在他们那里，科学代表清晰、理性的思想，基于切实的经验，同时又受制于可以验证的规则，正如他们把基督教视为代表迷信、武断和教条一样天真。他们相信，世界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能认识自然法则就能增强自己的能力，减少灾难和不幸。如果说反僧侣和怀疑宗教是启蒙有所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科学就是启蒙有所建树的一面。如果说宗教迷信只是低标准的认知，使大多数人轻信易骗，成为被利用和被操纵的愚民，那么，科学方法则为人的认知设立了更高的标准，使人可以通过获得知识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推崇和倡导科学并不是要人人学习科学，而是要人人有科学的精神，因而能用正确、可靠的方式来思考和判断。在当时这被视为启蒙的科学精神，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把“赛先生”与“德先生”并列为启蒙导师，也是类似的情况。
今天的启蒙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是对科学主义保持警觉和批判。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考和判断的结果，是学校启蒙教育的一部分。学校启蒙教育当然不是只针对科学主义，而是针对一切被误认为是绝对正确、不可能出错的知识来源。正如平克所说，“信仰、启示、传统、教条、权威、主观确定性带来的陶醉——都会带来错误，不应该作为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来源只能是经过理性检验的求知过程，“我们提出问题，评估可能的答案，并试图说服其他人承认这些答案的价值，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认了理性的有效性”。
平克所说的那种“说服的理性”其实就是今天学校启蒙应该特别重视的批判性思维，包括公共说理中要重视事实和逻辑论证，要察辨谬误、谎言和欺骗，也包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认知热点和心理缺陷，了解造成轻信和自欺的错觉和认知缺漏，等等。批判性思维可以在学校里进行，也可以通过阅读有关书籍来学习。它会坚定我们对普遍理性的信念，“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个人永远是有理性的，或者永远不被激情和幻象所动摇。这仅仅是说，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开而公平地运用这种能力，从长远看，他们就能够在合作中通过理性得到更坚实的结果。林肯曾经注意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远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新启蒙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虽然公众可能被愚弄，但只要他们学会理性思考，就一定不会永远被愚弄。
今天的启蒙需要把理智和心智结合到一起，不是单单看到理性的重要，还要看到它与人的心智有关系。如果说智识启蒙关乎人的逻辑思维、阅读的技能和目的、获取知识和检查知识的能力、与他人的交流和说理互动等等，那么心智启蒙则关乎人的欲望、激情、本能冲动、情感和情绪，也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欲”。人的心智虽然经常不受理智的支配，但却不应该排除在理性认知之外。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才能把心智的方方面面作为它们的理性认识对象，如人“天生”的自利、贪欲、嫉妒、恐惧、得陇望蜀、幸灾乐祸、歧视、排外、偏见、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怀。从理性上来认识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欲望、情绪、本能——通常被称为“人性弱点”“幽暗意识”“不完美”的方面和特征，并不是要从“人性”中消除它们，而是通过正确的认识来帮助我们自己学会必要的自我约束。学会约束自我，并知道为什么要约束和如何约束，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启蒙。
托克维尔讨论的“开明自利原则”（enlightened selfishness）就是对非理性“自私”的理性思考，这是一种经过启蒙的对自私的认识。约翰·密尔对此非常认可。他指出：“开明的自利原则不是一种崇高的原则，但它却明确而可靠。这个原则并不瞄准重大的目标，但它却可以帮助切实可行地瞄准一切目标。由于它在所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和拥有它。由于它适应人类的弱点，所有很容易获得巨大的影响。由于它用自利在矫正自利，用激发激情来引导激情，它的影响反而比较稳定。”理性地认识“自利”这样的“人性弱点”是有益于社会的，它不是像道德理性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把人变得“大公无私”，而是学会正确地理解自我利益，因此受到理性的自我约束。密尔赞同托克维尔的看法：“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支配了整个道德领域，非凡的德行无疑会更少，但是，我认为，总体的堕落也会因此而更少。或许，这个原则会不利于把一些人高高提升到人类水平之上，但是，其他大批在这个水平之下的人们，却被这个原则所吸引、所支持。看一下少数人，他们被这个原则降低了，纵览整个人类，他们却被提高了。”
有意识地破除理性和欲望（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让我们看到，对人的心智（本能和自然欲望）是可以有所理性认知的。由于人所共有的心理特征和需求，包括所有的弱点和不完美，都是司空见惯、不证自明的，人们对它们反而较少思考和认识，所以特别应该成为今天启蒙的内容。由于心智现象包含着大量为人们已经熟悉的显见事实，所以只要人们接受了启蒙的引导，就不会不发现许多有用和有益的知识，并有助于个人和社会行为的良性改变。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生活在一个相信本能为善的时代，我们需要了解善行后面的个人情绪和欲望动因，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启蒙：心智和人性的启蒙。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公共和平与社会秩序没有教育就不可能存在的时代。启蒙是多方面的，但都离不开人的心智和人性特征。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帮助社会中尽量多的人们，让他们能够把理性思考集中于自己内心的那些软弱和不完美的方面，那么，这种启蒙，或者说自我启蒙，会比来自外部的道德说教或训诫更有效地成为人们自我约束的主要力量。
[1] F. A. Hayek, “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