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本书与启蒙

这是一部论述而不只是介绍启蒙的书，围绕着为何重申启蒙、重申什么和如何重申展开。从20世纪上半叶到这个世纪头20年，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从贬低到重申的重要变化。21世纪初至今，国外已经出版了不少重申启蒙及其基本价值理念的著作， ^[1] 这些著作提出了许多问题：18世纪启蒙对今人还有怎样的意义？在今天的传承中，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启蒙思想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启蒙运动对今人代表着怎样的伦理和政治变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历的正好是与世界潮流相反的变化，由于外在的和学术研究本身的原因，中国启蒙经历了从热到冷的变化。一度澎湃的启蒙热情已经转化为对启蒙的怀疑、摒弃和唱衰，体现在一系列思想、政治、社会议题及其讨论方式和取向上，包括对理性的怀疑和否定，迷信“贵族精神”、反智的心灵鸡汤，等等。

与1980年代初的启蒙时代相比，今天要恢复人们对启蒙的兴趣和信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启蒙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普遍悲观失望、对善恶判断的犬儒主义，以及四处弥漫的价值虚无主义。这是一个不幸的现实，但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启蒙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希望。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逆境中保持希望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在自传的最后部分中写道：“为了保护我们世界的希望，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和活力。在那些绝望的人群中间，缺乏的经常就是活力。”重申启蒙就是为了在死水微澜的生活世界里激发这样的思想和精神活力。

重申启蒙首先需要从当下的问题出发，重新厘清一些与今天启蒙有关的观念发展及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本书的论述始于对18世纪英、法、美、德四种启蒙的区分，在这四种启蒙中分别抽取出四对中心观念议题——英国的自由与保守、法国的理性与革命、美国的制度与人性、德国的国家与普世。这四种启蒙能为今天启蒙提供的不只是在它们各自传统中形成的一些重要观念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多种价值观对比和对我们当下可能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一至第五章）

这四种启蒙形成了两个两组的不同关系。第一个是自由和专制的两个组。自由的一组里有英国和美国；专制的一组里则是法国（尽管发生了革命，但未能改变专制）和德国（成功地维持了专制，没有发生革命）。

第二个是革命和改革的两个组。革命的一组包括改变了现代世界的两个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改革的一组里有两个不同的君主制“改革”：一个是英国在1688年已经成功进行了的君主宪制改革，虽然称为光荣革命，但并不是美、法意义上的革命；另一个是德国腓特烈二世相当成功的开明专制改革。

如果我们把自由和专制的两个组当作一条坐标，把革命和改革的两个组当作另一条坐标，那么，让这两条坐标形成垂直交叉的横轴和纵轴，就能划分出四个区域，每一个区域是一个象限。

英国在自由-改革的象限里。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并没有废除君主制，革命以自由为核心价值，成功地改造了君主制，将之转变为君主立宪制，这个君主立宪制是稳定的。

美国在自由-革命的象限里。美国的变革是以自由为主导价值的革命。美洲殖民地人民不只是要脱离与英国的关系，而且更是要摆脱他们眼里的那个由英王乔治三世代表的专制。革命让美国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共和秩序。

法国在专制-革命的象限里。法国君主制的开明改革失败了，结果爆发了革命。君主专制被推翻了。但是，暴力革命并没有带来自由，也没有带来稳定，而是带来了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加尔顿（Eric Carlton）说的“革命专制”以及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政治动荡和国家军事化。 ^[2] 一直要到1870年，法国才第一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共和制度，史称“第三共和”。

德国在专制-改革的象限里。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成功地维护并加强了君主制，让德国避免了法国式的革命。有人庆幸地说，德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较小的代价做成了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成就的事情。 ^[3] 但是，德国的君主专制被保存下来，国家强大了，却是以自由为代价的。自由价值在国家改革中的缺位是德国君主专制得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曾经是18世纪开明专制典范的普鲁士恢复了出版管制，缩小了地方自治权，贵族专制思潮卷土重来。1918年德国革命，国王退位，帝制结束，经过了短暂的魏玛共和，纳粹崛起，德国陷入了更残酷的专制。一直要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才建立了自由民主的稳定共和制度。

就18世纪之后的世界政治影响而言，法国革命超过了美国革命，英国独特的自由政治经验也根本无法与法国革命的影响相比。这并不意味着法国革命比美国革命或英国经验有更多可供今人吸取的政治智慧，而是说，如果今天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反抗专制的革命，那么，不管喜欢不喜欢，重现法国式革命的可能会远超过美国式革命，而英国式自由革命则完全没有可能重现。20世纪末，基于法国革命的暴力恐怖和美国革命的难以仿效，人们开始寻求不同的革命模式，其中就有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但是，即便如此，这种革命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启蒙普世价值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丹·艾德斯坦（Dan Edelstein）在解释法国启蒙和法国革命的普遍价值话语作用时说，“启蒙运动让法国革命获得了一种普遍的使命。不少研究者都指出，（成功的）美国革命从来没有像（不成功的）法国革命那样开创了一个革命传统。这二者最显见的差别在于，美洲殖民地人们是用英国的宪制语言来争取他们的（解放）事业……而只是在攻占了巴士底狱之后，才有了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 ^[4] 埃德蒙·柏克批评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认为它的自由、平等、人权是有害的抽象观念，是一种脱离传统与习俗的原则和理论。但是，应该看到，恰恰是因为这些观念具有抽象性，是原则和理论，它们才因此获得了某种普遍的意义，被一次又一次运用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反抗和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和解释。柏克是从英国经验来攻击法国革命的，然而，即便在18世纪，人们也已经意识到，英国的自由政治和宪制是特殊而不可模仿的。对此，艾德斯坦写道：“由于其独特性和比较自由的政策，英国无疑成为欧洲作家们的灵感来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英国经常被视为一个需要理解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供仿效的模式。” ^[5]

18世纪的四种启蒙传统是四个国家里人们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其中，美国启蒙对今天的新启蒙最有启发意义。英国启蒙的特色是其传统保守主义，它的核心是从基督教的仁爱而来的同情，以及从光荣革命传统而来的自由。这是很多国家的传统里没有的，无法直接借鉴。法国启蒙的特色是用理性摧毁自私、僵化的天主教会，以及同样自私、僵化的旧贵族。在今天，理性启蒙道路上的障碍不是天主教会和旧贵族，而是别的势力。更何况为法国启蒙断后的法国革命血腥而残暴，已成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教训。德国启蒙的特色是抽象哲思、精神向往和对现实专制问题的逃避，而且，它的国家主义取向使它始终没有能把以自由对抗专制确立为自己的目标。对今天的启蒙来说，它更多的是负面的经验教训。唯独美国启蒙不同，它才是真正的反专制的启蒙，成为后世所称赞的那种追求自由、共和和民主宪制的“美国精神”。美国建国，破天荒建立了第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它所确立的宪制传统虽然有过波折，但一直稳固地延续到了今天。

以18世纪启蒙时代为起点的英、法、美、德四国，从专制到自由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变化过程，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但毕竟殊途同归，最后都走上了民主自由和宪制法治之路。18世纪是一个自由精神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自由与专制的对立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标志性的特征。这个时代的启蒙巨人孟德斯鸠确立了专制是邪恶的观念。专制的邪恶不仅在于它的残暴，而且更在于它造就愚昧、狡诈、自私、人格猥琐、精神分裂、道德低下的国民，他们既没有思考能力又没有公民责任。专制更是败坏人性的制度，这个制度里永远只会充斥着助纣为虐的奸佞、流氓成性的官僚、奴颜婢膝的精英、猥琐卑下的中产阶级以及愚顽不化的贱民。

斯蒂芬·平克把专制的邪恶归结为它的暴力和恐惧，“专制就是社会的首领任意地，而且不受惩罚地杀害自己的臣民”。专制是一种可以肆意妄为、主宰一切的权力。这种没有约束的专制在18世纪欧洲开始发生变化，其主要标志就是暴力的下降，“政府的专制性逐渐减弱，思想家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原则和方式，以便将政府的暴力约束在最低的必要水平之下。前锋是观念的革命。政府不再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天然的有机组成，或者是一个上帝用以统治其王国的地方分店，人们开始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小工具，一件人类的技术发明，目的是增加全体人民共同的福祉”。 专制君王们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成长和统治的宫廷本身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世俗主义、诙谐和文化世界主义的氛围，这些都是18世纪沙龙和启蒙哲人的上流知识界特征”。 ^[6]

让专制开明起来，而不是用别的什么政制来代替它，这成为开明专制的理念，也使得开明君主和启蒙哲人有了合作的基础。在那个时代，自由对抗专制的唯一可能就是让专制转变为开明专制。政治前景的有限性和政治争论的风险性严重限制了启蒙哲人的政治思考。许多启蒙哲人不是满怀希望，而是日益绝望，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根本变革的渴望，转而满足于身边的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来实现一些具体的要求。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一书中所说，对于许多启蒙哲人而言，开明专制是唯一可能的改革选项，“它并非首选方案，而是面对不可抗拒的现实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与其说是自由的选择，不如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不论是在柏林还是米兰，在维也纳还是圣彼得堡，启蒙哲人都不得不受制于新闻检查官员的阻挠，怵惕无所不在的权力，并且为识字率低、普遍贫困以及咨议机构的完全缺失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启蒙人士的政治改革选择是十分困难的，“他们要么倡导一种新体制（这是一种危险的，至少是乌托邦的冒险），要么退出劳而无功的政治舞台（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要么在不疏远当权者的情况下致力于一些特定的改革（许多启蒙哲人认为这是一条最有希望的途径）”。 这最后一种选择就是支持他们并不信任的统治者的“开明专制”。

启蒙哲人对开明专制既抱有希望，又有所忧虑。一方面，“他们认为开明君主专制是可能存在的，实际上这样的统治者已经出现并确实存在着”。另一方面，他们担忧，开明的专制统治者“肯定是非常少见的……即使他们现在做得很好，但也免不了可能造成伤害并留下后患”。 狄德罗虽然对俄国的开明政治改革表示支持，但他认为开明专制最多也不过是只能收效于一时。他说：“人们说最能带来幸福的政府是那种公正、坚定而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府。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这种绝对君主的意志不会与其臣民的意志相抵牾吗？虽然他公正而开明，但难道他就不会犯错，以臣民自身利益的名义来剥夺他们的权利吗？……第一个公正、坚定而开明的专制君主可能是一个大灾祸，第二个可能是更大的灾祸，第三个将会是一个国家所遭受的最为恐怖的灾难。” ^[7]

开明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解决财政危机。随后，与财政危机相关的行政效率低下、法规缺乏统一和一贯、权力分配不合理、统治合法性不明等弊端也逐渐成为改革的内容。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增强专制。

这是一种以保持和巩固统治权力为首要考量的国家主义改革，只限于政策和行政策略的修正。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这种开明专制曾经深深吸引了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现代启蒙者，被他当作改变中国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一条出路。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青睐法国革命，反对封建专制，随后又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幻想以此一举消除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专制。欧洲启蒙在梁启超和陈独秀身上展现了不同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以上参见本书第六至第十章）

18世纪启蒙者在逼仄的专制环境里为人的自由寻求可能的变革，他们似乎只有两种不得已的选择：要么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倡导一种新体制；要么在不疏远当权者的前提下，诉诸统治者的自我利益，谋求某种有限的变革。无论是哪一种选择，改革都对启蒙者意义重大，因为他们都向往自由，希望能改变专制的现实，而改善政治制度大概要算最重要的改变方式了。他们要求至少营造一种让人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出版的政治环境，希望这种言论自由能够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这等于是要求一种新的，至少是彻底改造过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再是专制的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对于启蒙的重大意义，以及知识传播方式如何构成18世纪和今天的启蒙的不同特征。（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知识的传播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新闻自由。自由是启蒙的条件和目标，甚至是启蒙本身。启蒙不只是发明一种被称为“哲学”的真实而可靠的知识，而是让这样的知识能够在社会里无人为阻碍地自由传播。18世纪启蒙学人可以说是最早具有现代传媒意识的人士。他们懂得，如何呈现知识比呈现什么知识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传播知识就是让人知道、明白和懂得，只要是知道了，即使不同意、不赞成，那也是启蒙。启蒙是让人从不知道到知道，而不是从不同意到同意。启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识之士的思想对普通人民发生“影响”。民众不是被动的，他们总是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来接受一些新思想，并同时也排斥了另一些别的新思想。

启蒙传播的是普通知识，不是深奥而专门的知识。当然，普通不等于通俗。18世纪，只有很少人有机会上大学或阅读《百科全书》，启蒙哲人传播知识的策略和目的不是大多数人启蒙，更不是全民启蒙。他们提供的知识所能通达的只是18世纪精英阶层的少数人士，进而向低一些的知识层次逐渐渗透。任何知识影响必然都是经历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个过程的。直到今天，启蒙仍然只能在已经有了一些启蒙的社会里进行，在彻底愚昧的社会里是无法发生启蒙的。

启蒙是在真相、认知和观念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许多启蒙的工作要做。这样的启蒙观念对今天的民智开启有所期待，但并不盲目乐观。它重申18世纪的启蒙传统，但并不墨守成规，它是从当下问题意识出发的审时度势的启蒙。

18世纪启蒙运动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与人的自由和自我觉醒有关的观念贡献上。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派格顿（Anthony Pagden）在《启蒙运动：为何至今仍然重要》一书中所说，广义的启蒙被理解为主张所有的个人都有规划自己目标的权利，而不是任由他人代办。同样，人类不需要依靠什么神圣法则，也不要指望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智慧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可靠知识的自由选择，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的责任。 ^[8]

启蒙运动因此成为一个现代自由观念和理性知识的源头，由此而来的是现代的平等、宽容、反教条以及对政治的世俗认知。启蒙还是一个全人类可以认同的价值观开端，由此生发了所有形式的普遍主义——从承认人类本质性的统一、反对奴役和种族主义的邪恶，到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那种跨民族、跨国界的人道关怀。启蒙开创了这个世界至今还在缓慢进展的一些信念：所有人都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女性在思考和感受上与男性没有差别，非洲人与亚洲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启蒙成为许多现代学科的滥觞——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和某些道德哲学——这些学科为我们今天理性看待、尝试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提供知识向导。我们当然不能把蒸汽机和互联网这样的现代科学归功于启蒙，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世界归功于启蒙：一个普遍而言是世俗的和实验的、个人优先的、对进步有信心的思想世界。而现代科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世界里被发明出来的”。 ^[9] 启蒙进步观是长远的，不只是科技的进步，而且更是自由和民主的进步。这样的进步观并不盲目相信历史每时每刻都在进步，而是清醒地看到，历史在特定时刻可能会出现科技协助专制、自由屈从专制、平等毁于特权、共和向专制蜕化的倒退。但是，倒退终究是一时的，不代表专制的千禧盛世，更不可能成就专制的永久胜利。（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也许我们可以用三个“同样”来总结过去与今天启蒙的联系。第一，启蒙不是一项社会工程，不是全民教育，而是人群范围有限的知识传播和心智开启。启蒙是教人如何用自己睁开的眼睛去注视所有的黑暗，但却无法强迫所有人睁开眼睛。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并不认为他们所有的同时代人都有启蒙的条件，但是，他们认为，对所有做好启蒙准备的人们，以理性为基础的认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必须以理性来思考，没有例外。今天的启蒙也同样是如此。

第二，启蒙的思想并不是启蒙者创造出来的，启蒙主要是传播那些有现实价值的、已经存在的知识和观念。法国作家伯纳德·勒·博弈尔·德·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1686年出版的《世界的多元性对话》对当时的启蒙哲人有很大的影响。他就曾说过，启蒙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启蒙（Lumières）是新的，还不如说是因为启蒙越来越得到传播（répondues）。英国作家和报人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在他编辑的《旁观报》上写道，他希望“把哲学搬出书斋、学校和学院，到俱乐部和人群里去落户，走进茶馆和咖啡馆”。 ^[10] 他是在1711年说这个话的，那时候该传播的新思想就已经有了，但还远远没有得到传播。今天的启蒙要做的同样也是传播那些并不一定是新的或最新的，但却是还没有被人广为知晓的知识和观念。

第三，启蒙的光明比喻今天仍然同样有效，每多一分光明，就减少一分黑暗。唯有告别蒙昧，扫除黑暗，人才能驱逐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光明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为了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前途，去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来创造未来。启蒙本身并没有力量实现这些，但启蒙可以一点一点地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什么是恐惧、软弱、癫狂、奴役、尊严、良心、民族、爱国。启蒙是我们在社会里一点一滴共同积累的智识成果，它不一定能改变现实，但能改变人们看待现实的方式和他们对现实的看法，在现实晦暗不明、是非不清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所说：“启蒙的真义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 要享受光明的快乐，需要我们自己先睁开眼睛，而不是装瞎或自己蒙住眼睛。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意愿，“我们面对的是能够自由行动的人，确实可以预先规定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愿意怎么做却是无法预见的”。 ^[11] 启蒙要让人变得更自由，启蒙要影响的是自由的人“愿意”怎么做，而不是规定他们“应该”怎么做。若不启蒙，便无以解放人的自由意志，若不在意解放人的自由意志，那么启蒙便什么都不是。不过，启蒙诉诸的不仅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且是他成熟的自由意志。这才是我们今天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所需要的那种启蒙。

[1] 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Gertrude Himmelfarb的《现代性的不同道路》（ 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 . New York: Vintage, 2004）; Stephen Eric Bronner的《重申启蒙》（ 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Daniel Edelstein的《启蒙：一部生成史》（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John Robertson的《启蒙之辩》（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thony Pagden的《为何启蒙今天依然重要》（ The Enlightenment: Why It Still Matters .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Jonathan Israel的启蒙三部曲：1.《激进的启蒙》（ Radical Enlighten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争夺启蒙》（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民主的启蒙》（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以及《思想的革命》（ ARevolution of the Mind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ven Pinker的《当下的启蒙》（ Enlightenment Now . New York: Viking, 2018）。

[2] Eric Carlton, Faces of Despotism . Aldershot, England: Scolar Press, 1995, pp. 150ff.

[3] Georges Lefebvre, “Enlightened Despot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jected, yet Fulfilled”, in Roger Wines, ed., Enlightened Despotism: Reform or Reaction ?Bos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67, p. 70.

[4] 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103.

[5] 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 , p. 115.

[6] John G. Gagliardo, Enlightened Despotism . Arlington Heights, IL: AH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7, p. 21.

[7] Denis Diderot, Political Writings , trans. & ed. J. H. Mason and R. Wokler. Cambridge: CTHPT, 1992, pp. 207-208.

[8] Anthony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p. x.

[9] Anthony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 p. x.

[10] Quoted in 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 p. 80.

[11] Kant,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 . Trans. and ed. Allen W. Wood an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0. Ak616gvTFPbPAlMNSD2Nc3vlw0sPkdlSQEZVBbPRJDJsTE7I0XTwTirL2rKR6F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