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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国家建立在少数之人的公共精神根基之上，公民权仅仅赋予少数人，公民权的存在本身意味着某些人被剥夺掉公民权，此种剥夺越是贯彻得深入，公民权就越具有优越价值。简而言之，公民必须奴役某些人，这是古典奴隶制存在的真正现实理由。赖希断言，奴隶制，是罗马伟大性的必备条件。奴隶制在古典时代犹如文明的一项特征一般自然，在古代国家，废除奴隶制就等同于废除城邦本身，等同于完全毁灭了那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赖希不断强调多数人的奴役与少数人的才智、灵魂完善之间的关系，但这并非因果关系。赖希从来没有为奴隶制辩护，他只是遵循了历史阐释原则，他说，当现代人看到古代城邦在超越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压力下，被迫剥夺了众多同伴的公民权，与其沉溺于自鸣得意的、对于我们自身善良和伟大的自夸和骄傲，与其痛斥这些民族，不如感谢我们的命运，即我们不是处于相似的压力之下，能够承担得起自由和人道。
从赖希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他对于罗马历史学家评价普遍较低，对于希罗多德则评价颇高，但也只是相对而已。赖希的历史科学显然与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在精神上相距甚远，就根基而言，赖希的历史撰述方式是19世纪的科学风格，此种方式在撰写古典历史，尤其是希腊历史之际，面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希腊是现代学术的鼻祖，它是否提出了历史写作的根本方法问题，或者可以这样问，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分类中，为何不曾有历史学？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曾断言，希腊因为英雄式的伟大和悲剧命运而没有历史科学。希腊人具备了历史科学的条件，但是科学并没有因此而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没有赋予历史以某种科学的位置，因为他们只有永恒，只有模型，从没有所谓灵魂的发展；他们只关注自身，这是最完美的，他们没有关于过去的理念。希腊人不愿面对真正的历史现实，历史是缪斯女神，是吟唱，希罗多德的历史暗合荷马史诗的写作方式，与希腊悲剧同是史诗的继承者。希腊有国家、有自由、有思考者，但是雅典崩溃了，他们没有民族国家，只剩下了修辞和诡辩。
与赖希同时代的尼采在希腊精神中看到了某种无辜：
凡人类所能享受的尽善尽美之物，必通过一种亵渎后才能到手，并且从此一再要自食其果，这种沉重的思想以亵渎为尊严。……雅利安观念的特点在于把积极的罪行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德行这种崇高见解。与此同时，它发现悲剧的伦理根据就在于为人类的灾祸辩护，既为人类的罪过辩护，也为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
悲剧触及了城邦的根源，城邦的建立和荣耀都需要付出代价，卡德摩斯建立底比斯城需要一眼圣泉，但必须承受杀死毒龙的代价，其后代一再遭受诅咒。城邦包含着最大的悲剧行动，悲剧意义中的人类行为创造了最伟大的意义，伟大之物必然付出代价，希腊人发展出了罪的观念，但希腊人并不怨恨，而是坦然承受惩罚，将其归于命运的折磨。命运无常，希腊城邦毁灭了，希腊精神的无辜将历史的变数等同于天意的神秘，从来不曾对历史本身投射科学的光芒，深深迷恋希腊的尼采或许由此得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断，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现代科学不具备普遍的权威特性，那不过是世界上诸多人类思考方式的一种。所有的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行动即自由的人类谋划的结果。人类的谋划塑造了某种视野，其中特定的文化是可能的。包含了古典制度的文明是在那特定的情景之中创造的，其意义在于展示了某种历史可能性。依赖希的眼光看来，尼采将制度与制度的代价之间的逻辑引入了历史行动，此种方式实质上践行的正是赖希着力避免的、将古典奴隶制和古典文明视为因果关系的原则。如果此种历史行动的逻辑成为现实，后果之严重是无法预估的，新的创造意味着对于旧的毁灭，必然是对所有传统制度的摧毁，也摧毁了文明，这是赖希将制度作为文明之主题所必然要避免的。
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将其中的逻辑和后果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在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中，人类存在中“那些不断重复着的、恒定的、典型的内容”被称作是历史研究中“唯一剩留下来的、对我们而言具有可能性的中心”，他称之为“精神”，一个德意志式的词语，不过，它在这里是某种实证的概念。精神是人类创造性地建构文化的能力，历史是精神的历史，精神与生命之间存在一种深入的张力，只要生活还受到“生命”——本质上是邪恶的，是为了存在而抗争的权力——的主导，那么历史就不是人类精神得以自我实现的场所，只有通过精神，历史才可能成为连续性的整体。连续性也是具有认知力的人类精神的一项成就，同时于其而言也是一项任务，对于布克哈特来说，只有和世界史保持具有认知性的距离，才可能有精神的连续性、自由和幸福的替代物。如果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本身就处在精神的这种连贯性中，那么，历史意义就不可能只是主观的奇思异想了。“作为精神连续统一体的过去”就属于“我们最高的精神财富”，历史认识同时也是我们的自我认识，而非历史性则是野蛮的标志。
我们可以推测，或许这正是赖希有意地拒斥德意志历史编纂学方法的原因，历史的生命原则经常淹没历史的精神原则，在尼采看来，古典时代的精神毁灭了，被基督教毁灭了，古典制度没有继承者，这诉诸的也是历史的生命原则。布克哈特对于尼采的历史方法抱有极大的忧虑，在历史的自我认识方面，赖希和布克哈特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是赖希根本无须布克哈特这般煞费苦心，他那清澈、明智的洞察力轻易地避免了这样的问题，赖希非常自然地面对制度的衰落和继承问题。
赖希说，人之集合体不像个体一样死亡，它们有着相当大的、更具坚韧性的生命，它们建立在普遍理念的基础上，诸多理念包含了永久性之根源。民族不是生活在岁月的高墙中，它们生活或者试图生活在永恒之开阔原野上。古典制度是如下这一事实的必然产物，即除了唯一的城市国家，古代人不知道任何其他形式的共和国。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制度的衰落，一个民族的制度只有在其真正继续适合这个民族的人口、特性和活动时才会持续存在。罗马和希腊的制度，从一开始，只为严格限制少数人而形成。女人无足轻重、多数男人处于奴役之中。植根于城市国家的文明与过度的疆土扩张不相称，它要求狭小的疆域。只要罗马帝国具备了远远超过意大利或者希腊限度的规模，命定只为小型城市国家的制度，就会失去其生命力量，绝大多数的民众变得不关心国家。罗马帝国的衰落，或者毋宁只是改变了其构架，原因在于它没有能力使其民众的强烈关怀倾注于城邦的进一步生存上。
赖希认为，基督教和古典制度之间没有根本的断裂或者颠倒。希腊-罗马文明的永恒价值还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一直是基督教兴起和成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基督教直到今天还是现代西方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根基。基督教共和国丢弃了古典城邦的一个因素：城市的狭隘限制。同时，无限地增强另一个因素：奠基于其上的纯粹道德力量，即除了男性的普遍道德之外，它还创造了女性的新德性，宣称贞洁是神圣的权利，完全戒绝生活享受是圣洁的品质。罗马共和国奠基于有限男性的道德卓越之上，而基督教共和国却建立在更为广泛的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性的道德卓越基础之上。赖希断言，一千八百年的所有制度中最神圣、最重要的，都是自希腊和罗马不曾受损的、刚健无比的心灵所建立和支撑的制度中获得了其外在和内在的组织。品质和道德力量使得这个世界艰难前行！
2019年6月 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