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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是历史科学的世纪。历史之本义，在希腊人意为所看，在罗马人意为所为。在历史科学的反思之前，历史本质上都是某个民族自身的处世之道，带有民族本身无法摆脱的先入之见，并表现为普世性的方式。不过正是对于普世和永恒的怀疑，才激起了对于历史之科学性的探寻。康德的形而上学没有为历史留下位置，却真正提出了历史的科学问题，这位形而上学的反思者最终认为，无法得出客观的、科学有效的历史系统性，只可能具备一种“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这是纯粹反思、假设性的，而且是不科学的。纯粹的事件如没有意义，是无法称之为历史的，历史事件必须获得一种真理之光，一种阐释性框架，具备反思性内涵。
康德的反思为历史思考注入了新的激情，黑格尔曾建立庞杂无比且构思精巧的历史哲学，确立绝对的理性目的作为历史的真理，但此一体系在其后来者的批判中很快坍塌，历史学家不断寻求重新建立真正的科学系统性。就此而言，历史科学是寻求某种历史系统性的努力，寻求超越事件的普遍意义，但又必须拒绝形而上学的教条偷偷潜入。其基本的含义有二：第一，作为此种科学化努力的前提和基础，寻求确立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应有之义。历史科学是历史的新建设，或者说精神科学上的实证主义，唯一遵循的是实证存在的事物，质疑所有超越这种事物并在主观上得到解释的一切。第二，历史不可能具备与哲学体系一样的统一性，但它也绝非事实本身的物理聚合。事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继发生、互相制约的事件，此种事件之发生既非绝对的必然，也非纯粹创造性的自由。用兰克的术语来说，历史遵循着“自由的情境”。人类行为囿于外部限制，但依然会出现历史新事物，此为历史的最大魅力。众多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彼此关联，构成了一个整体，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含义。布克哈特借用了“精神”这个历史形而上学的思辨概念，但将其界定为实证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概念，精神对历史而言，不是超验之物，而是在历史中有着具体形态的事物，变化多端且形态多样。不过，它同时又是永恒且连贯的。换言之，它具备了某种超越时间的永恒性，是持续性存在事物，且自身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布克哈特所指正是制度：
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具有极强的现实合理性及历史性的权威，即各式各样的人世生活形态，如宪法、拥有特权的阶层、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数目庞大的财富、完备的社会风俗。由这种社会风俗发展出一定的法制观念，后者不仅与前者关系密切，而且顺应时势地发挥其作为维护上述权威的支柱作用。
赖希的历史科学独树一帜。他借鉴了德意志历史学中的很多关键术语，但在反思历史方法时，一概拒绝德意志历史学家，偶尔会提及维柯、卡莱尔、孔德和摩尔根，这些人都不属德意志学界；在阐释历史事实之际，他对于这些在云端思考的历史学家极尽嘲讽之辞，对于历史形而上学的拒斥，使得他一概拒斥德语历史学家的历史方法反思。赖希以某种英语学界的思想家的本能感受历史事物，之所以并非说英语学界的历史学家的本能，是因为他似乎也不赞赏英语历史学家——或许摩尔根是个例外——他对于梅因、麦考莱的评价极低，前者洞察力有限，后者就是个激情演说家；他以休谟式的深刻和清晰阐释历史科学的主题，却与后者的托利式史学迥然不同。个体之人、个体行动，所有此类可归为事件的存在，其意旨是什么呢？历史不是事件的堆积，事物必先放在真理的光照下，而这真理的光是什么呢？赖希对维柯赞赏有加，他认为维柯将历史从个体转移到了某种普遍之物。在维柯看来，历史事件并不依赖于超人般的个体，相反，历史事件是由一般的原因产生的，杰出之人相比之下是无足轻重的。但那普遍之物和一般原因并未在维柯那里得到清晰阐释，赖希借用了孔德创造的社会制度术语，其含义是社会生活的构成，或者说社会体格，此种构成形成了某种高级秩序，是群体的运动法则，也是可以预测的作为科学研究之主题的法则。
赖希在文明史讲演的第二讲提出，历史科学的真正主题是制度，制度是严格、受限制的科学术语，并非可随意填充内容的垃圾桶，凡是某种非个体之物都可以随意扔进去。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的习俗或礼仪并非制度，确切地说，它们可算作制度的表现。赖希对制度的界定借用了解剖学的术语：组织（tissue）。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组织，此种组织乃是生物内在因素彼此影响的方式，细胞是生物的终极构成因素，但并非组织；制度是政治机体的生物组织，在政治机体中，终极构成因素是个体，但个体改变了，政治机体不一定改变，而制度改变了，政治机体一定发生变化。身体没有脑袋或者眼睛也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纤维组织，人体就不存在，因此，这些纤维组织就是人体的制度，而脑袋或者手是器官。款待或者宴请不是制度，而是制度的结果，取名是一个民族制度的镜子，可以透视制度。赖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制度或许只有三类：家族、部落和国家制度。此三类制度乃是政治机体的三项构成要素。
制度是社群的灵魂、时代的精神。但对于制度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最后一项国家制度的认识，众说纷纭、歧义重重，赖希引用了一位德国人的看法，不过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文学家的，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
我的朋友，过去的时代对于我们不啻一本用漆印封严了的书。你们所谓的时代精神，归根到底不过是先生们自己的精神，偶尔反映了一下各个时代而已。因此，常常搞得真是惨不忍睹！人们见到你们，第一眼就会拔脚走开。一只垃圾桶，一个废品间，充其量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大戏连台，加上一些俏皮而实用的治世格言，放在木偶口中倒真是得其所哉！
赖希从来不会太多关注概念的定义，仅有的简略界定似乎都是从其他人或者其他学科借来的。制度的奥义何在？让我们深入到赖希历史编纂学之制度主题的思想源起，那不是历史哲学家缥缈的玄思，而是对于具体希腊-罗马典制的科学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