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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现在的主题是希腊政治和宗教制度。政治问题通常与普通学子没有太大干系。那被认为是枯燥且单调的，在文学作品中占据着次要的位置，它们更多地带有那时人文学科的特征。对政治的厌恶甚至在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能遇到，他们的责任就是最密切地关注所有政治事务。你们知道，无数的作品为古希腊文学、艺术、科学和历史而撰写，不过，相比较而言，没有多少著作是撰写古希腊政治制度的。这样说没有夸大之处，即撰写的关于任何希腊小品词的不同语法特征的书籍装满了一个图书馆，比方说，an、kata等等，但在整个希腊文典中几乎没有一行，根据沃尔夫（F.A.Wolff）的论断，我们拥有一千二百部希腊著作，依我说，所有这许多的、有时是卷帙浩繁的著作，几乎没有一行不是经过了不断且无止地语法和文学特征的评注和阐释。然而，关于这些著作政治要旨的评注和研读，尽管是我们今日古代研究的最核心内容之一，迄今为止如果不是被忽视的话，无论如何只是得到极少的处理。
关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的某些主要问题，我们依然参考的是16或者17世纪博学之士的详细分析——西古尼乌斯（Sigonius）、墨尔修斯（Meursius）、格鲁特（Gruter）以及雷涅修斯（Reinesius）。在现代，若干极富价值的著作问世了，但并未覆盖整个领域。此种探查之不足越是令人吃惊，我们就越是意识到，政治制度是一个民族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依我说，一个民族所有的制度中，政治制度尤其是最具影响、最本质的。
就影响而言，我的意思是扩展至日常生活最平庸事务的影响同样也扩展到了最高贵的政治事务。很少有人，尤其是很少有女人，意识到政治制度对于行为、举止、住所的影响，对于穿衣、吃饭、喝酒、跳舞风格等的影响。
你们还记得，在我们上一次的讲演中，我说过，没有希腊男人——斯巴达人除外——与女子共舞。我期盼着你们能够记住这一奇特事实的解释，这解释表明了此一事实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不曾有男人和女人以一种直接且迫切的方式感受到政治制度的压力。当你需要挑选一顶帽子，或者买上一件豹皮衣，或者租用一套公寓时，显然，你只需凭借自己的品位去做便是。下面这一点从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即你的品位要被某些完全脱离你控制之事来决定。购买一件豹皮衣不只是纯粹的交易行为，也不只是就买方而言的金钱问题，因为在欧洲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支付所需的金钱，然而，他们永远不会购买一件豹皮衣。穿上如此昂贵的衣服有违这一阶层的身份（character），阶层身份是由赋予这一阶层的政治权力份额所决定的。因此，你会看到，衣服的挑选不只是品位和时尚的问题。在假发和发辫成为习俗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假发和发辫不再只是古怪时尚的稀奇产物，它们不是古怪的不发达文明的产物，相反，可能在你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们与这些时代的独特政治构造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我会在另外一次讲演中追寻这一联系，现在，我只想总体上指出政治制度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不限定于法律制定和正义践行，而是延伸到了每个人自己的家里，其家庭行为中，情谊交好中，其生活的全部安排中。比如不同民族问候、致意的方式。它们是一个民族政治构造清晰且准确的反映。在奥地利，朋友说“servus”来彼此问候。Servus在拉丁语中意指奴隶，而这种问候就是幽默地表达最初很严肃地承认个人致意之谦卑。如果你遇见了地位较高的人，你说：“我很荣幸。”实际上，你会因为位高之人的致意而感到荣幸。
只要是在政治权力不曾均等分配的地方，人们的致意就是其地位和阶层差异的表达；相应地，在政治权力分配更平等的地方，人们通过普通的谈论彼此致意，关于天气或者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希望避免所有关于荣誉、优越诸如此类的暗示。因此，美国人，即一个自由民族的成员，和你碰面时：“哈喽，你好吗？”古希腊人说“chaire”，就像维也纳人说“viel Vergnuegen”，罗马人彼此亲吻。甚至个人的清洁卫生和个体外貌与一个民族的政治结构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在民主国家，每个人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人们彼此更为亲密地关注，每个人都会暴露在更多的人面前，注视着他、观察他的行为，而在这样的国家，鉴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一个阶层根本就很少关注其他阶层。较高阶层之人不会恼怒，或者能够较多注意某些较低阶层之人的整洁面容；相反，或许他会乐于看到他因为不整洁而被降低地位。不过在民主国家，今日是我的屠夫可能明日就是我的陪审员或者受托人，每个人都有清晰的感觉，必须穿着整洁，而且修饰其个人面貌。因此，越是专制的国家，如俄国，民众就越不清洁；越是民主的国家，民众就越注重自身的整洁干净，就像古希腊人，无视其君主的现代希腊人，高度民主的民族，以及合众国的美国人。政治制度对于一个民族的立法、行政和社会生活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不过它还更为强烈地影响了这个民族的宗教。
一个民族的宗教始终不变地显示了这个民族政治制度的特征。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之间有着固定的、可理解的关联。政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不可能有相同的宗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存在两个民族拥有相同宗教制度的例子，除非他们有相同的政治结构。比如，看看现在的欧洲，除了土耳其之外，所有欧洲人都信奉基督教，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信条，各种各样的宗教制度！在政治结构上，俄国完全不同，也有着不同的信条——希腊东正教（the Greek church）。奥地利和德意志仅被划分为两个教派，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另一方面，在英格兰，多于一百二十二个宗教流派：除了其他的之外，有着十二种不同类型的浸礼教徒（Baptists），以及十三种不同类型的循道公会教徒（Wesleyan Methodists）。不过，就政治制度而言，英格兰迥异于欧洲其他地区。这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政治制度的歧异与宗教信条和派别之类似歧异的一致，这不是完全的机运。我们生活的这两个主要根源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我很抱歉地说，这种关联被一些最卓越的文明史研究者无视。
在这种政治与宗教的相互调适中，不存在对宗教不敬的东西，也不存在使这一主题之神圣荣耀降低一分的东西。二者都是我们生活的根源，我们也可以认为抛弃了我们的宗教制度就是免除了我们自己每日的吃喝一样。不过，当我说到宗教以及宗教制度时，我的意思不是处理不同国家的教义——恰当地说是信条。教义、恰当的信条，相对而言是非常现代的事情。古希腊-罗马人（the classical Ancients），甚至是古希伯来人都没有教义。
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国家，诸位能够改信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而无须同时成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成员。比如，你信奉天主教，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你就是一个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相反，你改宗为天主教的信徒丝毫不涉及公民身份的改变；你可以在成为一个西班牙人之后归化成法国人，也不会对你的信条有任何进一步的影响。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的情形。承认罗马卡皮托神殿朱庇特崇拜或者雅典密涅瓦崇拜，预设了先前已归化为罗马公民或者雅典公民。
古代希伯来人有改宗者，但这些改宗者同时是朱迪亚（Judaea）
公民。只信奉一神而无须相应地归依以色列的一个部落只是理论上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信徒和其他任何不信上帝者一样是异教徒。这是整个事情的政治部分，也被认为是其主要部分。古希伯来人说，作为这个社群的公民，你必然带有一神的纯粹信仰。可以说，不是公民，你就不存在，你的信仰对你毫无益处。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开始或较早之前，对某种教义的信仰、纯粹的信仰才开始被认为是二者之中更重要的，一直到它使得近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蒂勒（Thiele）称其为普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它们并不坚持特定的公民身份，但它们极力主张某种教条信经的信奉。
我必须承认，女士们、先生们，在古典研究，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研究中，几乎没有其他什么内容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以某种混乱的政治与宗教相互关联的理念进入希腊，如果你们倾向于把我们的现代宗教理念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宗教的内容混为一谈，那么，你们的所有努力，尽管非常详实、非常博学、非常严谨，但都是徒劳。你们要清晰地明确所讨论的主旨：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制度，以及接着什么是希腊宗教。依我说，首先，我期盼着即使是我现在讲演里引入的简短勾勒也会让你们相信，在对古希腊的研究中，政治是二者中更为重要的因素。希腊人的宗教从属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事实上，除非我们从政治制度中推演出古希腊的多神教，否则就无法理解它。
多神教是假定有众多的男神和女神——朱庇特和朱诺、阿波罗和维纳斯、武尔坎和密涅瓦、尼普顿和刻瑞斯，以及所有其他众神、半神、成神的英雄，等等。你们会如何解释这样的假定，这样的信仰？你们有勇气这样说吗：希腊人，所有民族中最开明且最文明的；希腊人，他们通晓所有美丽、节制、智慧、深刻且动人的东西——即这有生机的、坦诚的、热情的民族会愚蠢地忠于某种不存在的神祇之信条？他们，在人类思想的所有其他领域都敏锐通达，却会在这方面有着如此可怜的缺陷，即信奉自我创造的幻象、他们自身想象力的创造物？这可能吗？你们真的认为，多神教、希腊宗教不过是不发达的低级心灵的创造物？我必须承认，我不可能鼓起这般勇气；我不可能让自己无视那无可争议的事实强加给我的东西，我不可能以同一种口吻说：最聪慧的民族同时是最愚蠢的民族；最高贵的人同时是可鄙的迷信崇拜者。倒不如说，我会开始怀疑我对于事情的了解；我会尝试采纳另一种新的立场，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式。我会对自己说：你是傻瓜；你是迷信的崇拜者，即一种可怜的偏见、一种可鄙且蹩脚的至高者理念的崇拜者——而有了这样的预备，我就会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接近我的主题，且非常有可能发现希腊宗教的真正来历。如果我不曾尝试，至少尽可能确定地限定我对整个主题的见解，这就不能离开我现在的讲演中导论性的部分。为了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它，我会将我的见解与一位著名的法国人的见解作对照，他的著作在英格兰和美利坚都广为人所阅读。我指的是库郎热（Fustel de Coulanges）以及他的著作《古代城邦》。在我将要引用的篇章中，有两个段落，它们包含着关于希腊和罗马的这些流行观念的根源——我会与这些论断进行争辩。我是其中一项论断十五年的拥趸，而另外一项论断我直到最近都信服。不过，对于制度的更精深研究使我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进而确信，这两项论断，尽管光彩熠熠且讨人喜欢，却都是错误的。在读第一项论断之前，我会读前面的几行。库郎热在其著作的导论中说：
为什么人类治理的条件在初期就不再是相同的呢？在社群之宪制方面不时出现的巨大变化不可能是机遇或者偶然单独形成的效果。
产生它们的原因必然是强大的，而且必须在人类自身中找到。如果人类联合的法律不再与古时相同，那是因为在人身上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我们人类的一部分世世代代都在被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它总是在变动着，几乎一直在进步，而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法律也遭受变动。在我们现代，人们不具有他们二十五个世纪之前的思考方式，这是为什么他不再像他那时一样受到统治的原因。
“在我们现代，人们不具有他们二十五个世纪之前的思考方式，这是为什么他不再像他那时一样受到统治的原因。”这是我所称的第一项论断；这是几乎所有现代作家古代史撰写的滥觞、格言和信经。他们说，卓越的巴克尔（Buckle）说，两三千年前的人不像他们现在那般高明、智慧且开化，因此他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受到统治，因此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因此他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考方式。这是第一项论断——这也是巨大的错误、巨大的谎言，巨大的——哦，不好意思——我们时代的巨大欺骗。我们不断地说到我们在智慧、思考和感知方式上的巨大进步、不可思议的提高、令人吃惊的改变。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没有时间哪怕是稍稍更为充分地去讨论这一重大的问题。我只能点到为止，不过尽管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一论断，我会从容断然地拒绝这一论断的真实性，而且我请求、渴求、祈求你们不要相信它。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作为我已经说过的全部以及我将继续要说的全部基础的论断，乃是库郎热这第一项论断的直接对立面。我最深切地相信，两三千年前思考和感知的方式与他们现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思考和感知方式上，没有丝毫可想象的改进痕迹，尽管不可计数的新成果可能丰富了我们精神和物理行为的贮藏之所。
你们看到了差异：我并没有否认在成果上的改变，但是，我否认在成果创造者才能上的改变。当然，我们假定思考方式两千或三千年前与现在不同之际，非常容易而且实际上将历史学家的所有工作缩减为纯粹的心不在焉。因为，无论何时，我们仅仅归因于一个民族智力的低等发展，就不可能真正解释这个民族的制度。我们就会说，哦，古代斯巴达人具备这些粗野的制度，因为他们还是低等人，你知道的；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文明，你知道，他们尚没有达到我们当下文明令人惊叹的高度。因为正如库郎热所说的：人们不具备二十个世纪之前的思考方式。关于第一项论断就是如此。
库郎热接着讲到他的第二项论断。他说：
考察古人的制度如果不曾思索他们的宗教观念，你就会发现它们是费解的、古怪的、神秘的。为什么存在贵族和平民、庇护人（patrons）和客民（clients）、世袭贵族（eupatrids）和雇工阶层（thetes）？我们在这些阶层之间发现的自然且不可消除的区分源自何处？这些在我们看来如此反自然的拉栖戴蒙人（Lacedaemonian）
制度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解释古代私法的这些不公正的反复无常呢：在科林斯和底比斯，土地出售被禁止；在雅典和罗马，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继承不平等？法学家所理解的宗亲关系（agnation）与氏族（gens）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运行、这样的政治运行？有时候超越了每一种自然情感的独特爱国主义是什么？他们总是谈论的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这是如何发生的：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理念非常不一致的制度能够确立并且支配了如此长的时间？那使得人类心灵臣服的高等原则是什么？
仅仅将那些时代的宗教理念放在那些制度和法律一边，事实立刻变得清楚了，他们的解释也不再让人疑惑。如果，追溯到这个种族的最早年代——也就是说，追溯到其制度确立的时代——我们观察其拥有的关于人类生存、生命、死亡、第二次生命、神圣原则的理念，我们就会察觉到这些观念与古代私法规则之间的紧密联系，源自这些观念的权利与其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
此后，库郎热并不满足于一种关联的论述，即希腊宗教观念与他们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密关联。他走得更远。他宣称，在这一关联中，宗教扮演了高等原则的角色，或者直白地说，在希腊，宗教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是原因和结果的关联，宗教是原因，而政治制度是结果。这是库郎热的第二项论断，他解释希腊文明的主要工具。我从这里坚决地分道扬镳了，事实上我主张的恰恰相反。对希腊文明非常仔细的研究促使我确信，在希腊，宗教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是结果与原因的关联，换言之，政治制度是高等原则，它们是希腊宗教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更多相反的见解无法在此引用，我建议你们阅读库郎热的著作，毕竟那是一部非常有趣的著作，我请求你们给予我密切的关注，而判断哪种见解正确，我留待你们自己的判断。现在，足够清楚的是，在处理希腊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时，我会首先处理这古典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我有意这样做，是基于最佳的理由，纯粹的逻辑必然性，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处理原因，接着处理结果。
在这一情形中原因与结果的关联，我指的是在希腊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它经常是一点都不清晰明白的，否则所有人都注意到它了。不过，尽管它并不总是清晰明白、实实在在的，它总是能够得到证实，而且有着非常让人满意的证据。不过，为了验证这些证据，我们必须抛弃所有荒谬的观念，即认为古代的人是低等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比较明智的见解，即人们大体上一直是他们现在之所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主要特征标记是喜欢娱乐、讨厌劳作、贪恋财富和权力，以及思考、集合个体力量为社群性力量的能力。这些特征标记对于最古老的中国或印度作品中的典范人物就像对于荷马的英雄一样是共同的。奥德修斯不是以一种性质非常熟悉的腔调对我们说话吗？诺西卡（Nausikaa）、阿尔喀诺俄斯（Alkinoos）甜美的女儿，不能作为现代花季少女的类型吗？珀涅罗珀作为一位令人尊敬、明智的夫人比起我们自己任何一人的母亲逊色吗？我们有谁在睿智方面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在高贵和深刻方面超过了柏拉图，在优雅和言辞魅力方面超越了德摩斯提尼，在政治智慧方面超越了修昔底德，在人的感受方面超越了苏格拉底，在科学方面超越了欧几里得和希帕克斯（Hipparchos），或者在军事天才方面超越了亚历山大？我们所有人都会坚决地给出否定的答案。因此，我们会带着兄弟般的同感、人性苍穹之下同伴相契的情感，而非高等存在物的傲慢姿态，走上前去与希腊文明说话。现在我会勾勒希腊政治制度。
从上一次的讲演中，你们会记得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单一国家，像法兰西或英格兰。它由非常多的自治城邦构成，每一个都形成各自的国家。科林斯城邦是一个国家，阿尔戈斯城邦是一个国家，底比斯城邦、雅典城邦、西锡安（Sycion）、普拉提亚、墨伽拉等都是。这些城邦国家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库、自己的陆军和海军、自己的竞赛和宗教节日，当然还有自己的宪法。
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一百五十个希腊和其他城邦国家宪法的著作遗失了，因此，我们关于希腊城邦不同宪法的知识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不过，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也近似于不可能给予你们对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宪法令人满意的陈述，因此，我不得不限于所有希腊城邦中两个最突出的类型：爱奥尼亚式的雅典城邦和多里安式的斯巴达城邦，或者分别是阿提卡和拉哥尼亚。
这两个城邦国家可以作为所有其他希腊城邦的恰当典范，它们每一个或多或少都仿照了雅典或者斯巴达的模式。这至少是德国学者的见解。穆勒（O.Mueller）在其关于多里安人的翔实著作中主张，斯巴达统治是所有多里安城邦的模范典型，无论是在希腊本土或小亚细亚、克里特、意大利。这一见解曾引起著名的英格兰历史学家格罗特（Grote）的强烈反对，后者主张，斯巴达不是一个多里安城邦国家的模范类型，而雅典是希腊城邦的普遍模式。
这一棘手问题依然不曾被解决，不过基于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对于所有希腊和古典时代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研究这二者是明智的。
雅典是阿提卡、阿提卡地区的大脑（head）。被发现存在于公元前7世纪阿提卡的制度，可以被认为是源自传统上被称为忒修斯的时代，在这一时期，阿提卡松散的区划体系被限定为一个单一的国家。那时的阿提卡居民形成了三个阶层：元老（eupatridae）或者贵族，农民（geomori）或农夫，工匠（demirugi）或手工业者。政府完全掌握在元老之手，唯有他们是严格意义的公民。元老阶层以伊昂（Jon）的儿子名字——盖列昂（Geleon）、荷普列司（Hoples）、埃依吉科列乌司（Aegicoreus）、阿尔伽戴司（Argadeus）划分为四个部落。每一个部落（tribe）有三个氏族（phratriai），每一个氏族有三十个家族（gene）。每一个氏族的成员是基于一位英雄祖先的崇拜而联合在一起的，而所有的氏族是基于对保护家庭的宙斯（Zeus Herkeios）和守护者阿波罗（Appollo Patrous）的共同崇拜而结合在一起的。当阿提卡首先在历史中现身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国家，雅典是其首府。王政时期结束了，然而，从君主制到寡头制的转变在雅典看起来要比希腊其他地区更为缓慢。
首先，国王的祭司职务被剥去了，由于那旧有的称呼巴塞列斯（basileus）包含了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从此以后，他只是被称为治者、执政官（archon）。不过执政官的职务依然是终身制，而且可以继承。
第二步是任命十年期的执政官。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是在公元前683年，将古老的王权分配至每年指定的九个执政官。
第一个执政官被称为埃普尼摩斯（Eponymos），因为他的名字标志着官方文献的日期，他拥有对事务的普遍监管权，尤其是孤儿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人；第二个执政官是大祭司（basileus）；第三个是军事首领（polemarch）；剩下六个是法律监管人（thesmotetae）。此后，梭伦（Solon）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奠定了雅典政治（state）的基础。梭伦废除了我之前提及的元老（基于出身的贵族）、农民（农人）以及工匠（手工业者）之间的区分，引入了他的财产资格（property qualifications），对此我一会儿就会说到。克里斯提尼作为民主改革的领袖，设立的制度持续发挥着作用，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一直到雅典的独立被颠覆为止，他创设了十个新的部落；首次将整个阿提卡领域划分为一百个部分，他称之为德谟（demoi）或者区（townships），至少区（township）这个词，或者如新英格兰所称的镇（town），在英格兰的制度术语上是最接近于它的——还将它们中的十个划至每个部落；然而，不是十个连续的部分，而是使得每一个部落由地域上分离的区构成。这一安排的目的是，通过打破旧有的联合，对习惯和情感施以彻底的变革，民众的政治组织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必须谨防将这些联合体看成是类似于比如美国乡镇的政治创造物。阿提卡的德谟（区）主要提供了一项政治服务，即通过登记的方式保存了一份阿提卡公民的真实名册。因为，每一个雅典人都有义务成为某个区的一个成员；人们行使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承认，除非他的名字被登记在册。我们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主要源自于德摩斯提尼反驳欧比里德斯（Eubilides）的演说，不过，我们从德摩斯提尼的表述中看到，雅典的德谟绝不等同于一个现代的郡县或乡镇；因为，如我在上一次讲演中所说，希腊没有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城市。即使雅典的德谟，国家行政区（cantons）或者区（townships），或者无论你们可能称呼它什么，也要在雅典城召开他们最重要的会议。
在这个城邦，极华丽的公共建筑随处可见，阿提卡的所有公民聚集一处。雅典是中心，国家的灵魂，国家本身。不过，古代希腊不会看不到，当所有公民具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来决定政府运行时，没完没了的麻烦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后果。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意识到在美利坚城市治理的那种不稳固状态。这一伟大共和国的奠基者和美利坚国家制度的创立者倾尽全力，将城市从危险的普遍选举权利中拯救出来，并且将城市的治理权从城市自身的居民转移到国家立法机关。
你们都知道，在辛辛那提市授予任何官员的责任重大的权力是多么地有限，授予其立法或者行政权力是多么地有限！辛辛那提市长的权力与雅典任何执政官的权力相比较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一个美国乡镇政务会或者政务会委员的权力是多么地小——当然，我指的是他们的立法权力——当与雅典或者罗马元老院相比较时！之所以如此有着非常合理的原因，如果美国的城市被授予很大的权力，比如说，如果辛辛那提市拥有通过选举的方式废除任何委员会、公共事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或者任何其他城市机构的权力——那么辛辛那提市选举人中的最恶劣阶层不久会处于支配地位。更进一步，假设辛辛那提市被授权批准法律，而且每个辛辛那提市民被赋予投票权。随之而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选举人中较贫穷的阶层，当然他们构成了多数人，会通过废除所有债务的法律，或者将他们从任何其他类型的债务中解放出来。
为了排除如此令人震惊的后果，不同的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方案。在美利坚，没有人敢废除普遍的选举权，只有国家立法机构具有废除城市委员会或者批准法律的权利，而国家立法机构又受制于最高法院，后者担当着对国家立法机构之非法侵蚀的制衡。在雅典和罗马，他们运用了一种不同的聪明装置。他们一劳永逸地宣称，尽管没有人会被剥夺掉公民的选举权，然而，只有富裕的，因此也是更为可靠的一些公民，会享受有资格担任国家公职的特权。相应地，梭伦划分且将公民归入等级是凭借他们额定的财产，如第一阶层的五百桶户（Pentakosio medimnoi），也就是说，这些公民至少有五百德拉克马（一百美元）的收入；第二阶层的骑士（Hippeis）或者骑士阶层，有至少三百德拉克马（六十美元）的收入；第三阶层是有轭牲者（Zeugitae），有一百德拉克马（三十美元）的收入；第四个阶层是雇工（Thetae）或者那些年收入不足三十美元的公民。这些数额看起来非常小，不过，不同时代的货币价值相差极大，一百美元在古代雅典是非常多的钱，或许是在美国的好几倍。
克里托布洛斯（Kritobulos）拥有一万美元，他被当作一个富人。演说家德摩斯提尼的父亲留给他的儿子一万七千美元。康农（Konon）拥有五万美元。著名的放贷者（banker）帕西翁（Pasion）积累了八十塔兰特（talents）的财富，大约十万美元。亚西比德的妻子得有一万二千美元的嫁妆，那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赠给雅典丈夫最为阔绰的嫁妆。亚西比德本人拥有十二万美元。根据伯克（Boeckh）的估计，所有雅典公民的财产共计两万塔兰特，也就是说，粗略估计，全部雅典拥有两千三百万美元。
不过，如我曾说，我们不能凭借纯粹的美元数额来判断，因为市场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变化极大。关键之处在于，梭伦尽管授予雅典每个公民选举权，无论其属于雇工阶层还是五百桶户阶层，但除了较富裕之人之外不会授予其他公民国家公职。因此，他的改革在于消除了较古老制度中的氏族、贵族阶层，在那一制度中，无论如何财富不能使得一位公民被指定为执政官或委员（councilman），除非他出生于较高阶层，这使得较贫穷的、较少信赖的人被排除在治理的可能之外。梭伦的第一阶层独自掌握了执政官之职；第四个阶层除了在公民大会（Assembly）中投票之外没有政治特权。不过，梭伦使得议事会（ekklesia）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雅典公民最高统治权的意志在公民大会（Ecclesia）中得以表达。所有的事务都在这里提出，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必须布置或者处理这些事务——战争与和平问题、协议和联盟、征集兵士、募集补给、宗教仪式、授予公民权；同样还有各类政务官（magistrates）、使节、委员等等的推选。在古代，民众习惯于每月（Pritany）
只集会一次，或者一年十次。在民主制成长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们每周碰面。这些被称为日常或者例行集会。在哪天举行并不清楚；雅典人避免在节日或者不吉利的日子集会。公民大会很早之前习惯在集市场所举行，后来被转移至酒神剧场。不过，它可能在任何地方举行，在城邦或比雷埃弗斯港口或其他地方。公民大会经常由委员会主席（我稍后会说到委员会）召集，后者提前四天发布通知，确定集会日期以及待处理事务。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已经按时登记了的公民有权参加并且选举。在那一日的事务开始之前，要举行净化献祭。用于净化仪式的祭祀品是幼猪仔，将其血祭洒于场所中心，与此同时在香炉中焚香。接着司命（crier）宣读某种形式的祷文和咒辞，祈求众神赐福并且保佑民众磋商成功，诅咒所有的敌人和叛徒。随后主席开始那一日的事务。如果委员会准备了任何议案，会由司命或助理人员宣读，而民众也会被询问那是否得到他们的赞成。如果没有反对，议案通过。然而，任何公民都可以反对它，或者提议修正。公民大会的每个成员有发言的自由，不过在一次论辩中只有一次机会。根据梭伦的制度，那些五十岁以上的公民首先被邀请发言，随后是更年轻些的。不过，这一习惯被废弃了。尽管所有的公民有发言的权利，但只有少数人行使这一特权，他们认为自身可以胜任发言。在吕西阿斯（Lysias）、伊萨埃尔斯（Isaeos）、伊索克拉底，或者德摩斯提尼的发言之后，站起身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向议事会说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无论谁站起来发言，都要佩戴爱神木花环，作为他正在履行公共职责的标志，并且基于这个缘由，有资格受到尊重。打断发言者是有违端庄得体的。当辩论结束时，主席将问题提交投票。投票的方法要么是举手表决（cheirotonia），要么是选票（ballot）。举手表决是最平常的。当所有事务结束之后，司命依照主席的命令解散公民大会。已经由民众投票决定的一道决议会刻写在一块石板（tablet）上，并且由秘书和其他公共记录一起存放于希比利神庙（temple of Cybele）。
公民大会和民众的大权掌握在战神山议事会（Areioagos）。这一委员会，得名于战神山，就在雅典卫城的附近，是一个审判和审议机构，在雅典有着极高的威望。它是从无法追忆的远古之时就建立的，作为刑事审判法庭，审理谋杀、伤害、纵火案件。它就设立在露天中，以避免与罪犯同处一屋檐下受到污染。在其审理程序中，遵循着最高的庄严仪式。原被告双方都发誓说出真相，只调查事实，不涉及感情或雄辩陈述。战神山议事会经常来自阿提卡的显赫家族。不过，梭伦引入了一项新法规定，公职行为已经得到批准的执政官应该终身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扩展了委员会的权力，赋予其政治和监察职务，以便与五百人议事会、元老院（senate）一起，可以作为对民主的制衡而行事。在它们的监察角色中，战神山议事会守护城邦的宗教和风纪，确保礼仪和正派，照看年轻人的教育，询查民众如何维持生计，并且制止不受约束的过度和淫逸。我们留意他们在庆典日的拜访，就会看到访客并不会太多。在雅典，一次聚会根据美惠三女神的数目，由三人组成，或者根据九位缪斯女神的数目，由九人构成。任何超过这个数目的都被认为是过度。如果战神山议事会无法维持高规格的正义、审慎和节制，如此严格审查的、即决的权力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的城邦是不可能被容忍的。然而，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后来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削减。
对于民主的公民大会权力的第二项制衡是元老院（senate），议会（Boule），或者如其所称的五百人议事会。这是一个执行和协商机构，被指定负责各个部门的公共事务，尤其是与普遍的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y）有关的事务。他们是每年经由抽签选择的，在梭伦的时代，只能从前三个阶层中选择，不过后来，则是从整个民众中选择——没有其他的限制，除了在他们的父母亲两方面，他们都要是真正的公民，年龄达到三十岁。在他们所任职务年限到期之后，和其他所有的公务人员一样，须向审查人提交他们公务行为的记述。为了更方便地分配事务，部落（tribes）在他们中间按年度分配职责，使他们轮流承担职责。因此，议事会被划分为十组，每组五十人，他们被称为主席团（Prytanes）或者董事会（Presidents），在一段时间内代表整个议事会，其任职期限是五个星期（Prytany）。由于太阴年由三百五十四天组成，就这样来安排：一个主席团三十五天，共六个，再加上一个主席团三十六天，共四个。顺序由抽签决定。根据梭伦的筹划，议事会是某种类型的指导性委员会，协助民众深思熟虑，并且规范和控制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的行为。事先商讨，并以适当的形式预备提交给民众的方案是他们的职责。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题之外，议事会有权颁布它们自己的法令，如果没有被民众拒绝的话，它会有一年期的效力。
议事会的执行职责非常多。行政的整个财政部门受其控制。雅典城邦的收入在一千二到一千五百塔兰特（两百万美元）之间，附属城邦的贡金除外。课税存在，但不是习惯性的。雅典人和罗马人都没有守法公民的首要义务是纳税这样的观念。相反，征税是极不规则的，倘若赢得了一场战争，比如，罗马人在伟大的马其顿战争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战利品，在一百五十年里根本用不着缴税。人口普查在雅典（这里被称为Timema），或者在罗马着手进行时没有这样的直接目的：对于公民的财产每年征收如此数目的德拉克马或者罗马阿斯（asses）
。因为在某些年代，不曾征收过什么税。着手做它纯粹是为了了解谁是富裕的公民，谁是贫穷的；因为富裕的公民比起贫穷的拥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特权。
这些是雅典国家的轮廓。我们看到了所有公民的一个公民大会，几乎每周聚集两次，显然是通过多数投票决议且管理任何事务。不过存在着对公民大会行为的强大制衡。一方面是战神山议事会，一方面是元老院——五百人议事会——他们一起约束公民大会（ecclesia）的行动。事实上，在雅典，最终的立法者在公民大会中找不到。因为，公民大会通过的任何法律，或者如其所称的任何法令（psephisma）都能够被一个六人法律修订者委员会否决，后者被称为立法议会（nomothetae），在这方面类似于美国一个州的最高法院。一项提案，一项决议（psephisma）只有在nomosthetae批准之后才获得完全的法律效力，成为nomos，真正的法律。即使对雅典政治的这一简要勾勒也能够让诸位看到，雅典共和国有着最精巧、最复杂的权力制衡制度，甚至一件普通的法律诉讼都需要不寻常的公职机构。雅典的一起诉讼案件中，多达几百个陪审员充当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法官。
雅典人不放心如下一个小数目的陪审员，即在这个国家挑选出来的十二个人。他们认为，陪审员越多，即法官越多，贿赂的机会就越少，因为在雅典的一起诉讼案件中，严格意义的法官数量很少，没有什么交叉询问。由此，雅典每年会选举六千名评判人担任民事和刑事案件的陪审员，他们被称为Heliastae。现在你们自己想一下，在雅典每一个体公民预计会为公共事务贡献极大的辛劳和关注。他每周至少去两次公民大会，不能缺席，最初会有严厉的罚金，后来则有相当不错的回报——一直涨到为每一个前去集会之地投票的人支付三块银币（obols）。不过，进入集会之地不算什么，他必须留在那里，安静地聆听所有的演说，否则他就不能投票。在没有集会的日子，他很有可能成为上百个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一名陪审员；或者他必须参与他的胞族（phratria）或他的德谟（demos）的事务，或者他会参加他的国家数不胜数的战争中的一场，陆战或海战。
所有这一切随之而来的、即刻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普通的雅典人从未意识到他自身、他的私人个体性，他除了国家的成员之外什么都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是一个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国家手中的纯粹工具。斯巴达就更是如此。斯巴达，或者毋宁说拉哥尼亚（Laconia），简要描述它的话，就是贵族统治。存在着三个阶层的民众：
一、严格意义的斯巴达人，他们全都是战士，自视为纯粹的贵族。
二、perioekoi，或者平民（commons），也即是自由土地所有者（free-holders），在国家管理中很少有权力或者没有权力，尽管他们必须非常频繁地参加斯巴达的军事出征。
三、helotae，或者英格兰法学家们称呼的佃农（villains），受奴役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斯巴达人从孩童时代就习以为常地为国家服务，他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一个人只是国家的纯粹表现，其责任、喜好、唯一的荣耀就是为国而生、为国而死。事实上，为国献身是一个斯巴达人更为常见的命运（lot），很少有人长眠家中。他们是凶狠、冷酷、寡言的战士，戎马一生。相应地，他们的公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ies）相对罕见，他们的国王和五长官几乎无事可做，他们的法律数量稀少，法律诉讼不多，而刑事诉讼的过程粗疏简单。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斯巴达人不是儿子、不是父亲、不是兄弟，几乎就不是人类；他是一个公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样稀罕的一个造物可能拥有自己的强烈个性吗？相比较科林斯人、阿尔戈斯人或雅典人，整体的斯巴达人有着鲜明的特质。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斯巴达人，仅仅只是普遍模式的一个精确复制。在这种纯粹模式的普遍流行趋势中存在一个例外——即被希腊僭主所统治的那些希腊城邦。希腊僭主有着所有可能的理由让他们的公民尽可能少地从事政治事务，他们给公民提供各种节日，只是试图使其对于所有政治事务漠不关心，因此，此类城邦的公民并没有显示出其他希腊城邦那种典型的整齐划一。这些僭主中有些是真正的施恩人，比如密提林的庇达库斯（Pittacus），科林斯的佩里安德（Periander），雅典的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不过，古代希腊的僭主终究是例外之事。雅典公民的情形是普遍状态，换言之，普遍状态是，一个希腊人是其国家的造物，其国家的复制和抽象，是其国家缩减为最小维度。那么，什么类型的宗教可能适合这样的民众呢？开宗明义：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即作为政治特质一部分的私人个性几乎不存在。
私人男女寻求宗教的慰藉、帮助。他祈祷神灵的救助、安慰和仁慈恩惠，他为其兄弟、父亲、朋友祈求。私人担心犯忌，他担心他的罪过、他的家庭的罪过；私人想要得到救赎，他想要得到保证，此生之后的来生会开启更好的、更高等的生活；私人感受到了赎罪、净化、赐福的需求。因此，私人渴望着仁慈的神，对人的苦难、私人生活的大小刺痛和蛰伤满怀神圣怜悯的神。但是，没有私人、只有国家的情形如何呢？一个国家如何关注罪孽呢？如此这般的国家不是罪人。国家从不会死亡——因此，它不关注来生。国家不是脆弱的、不是感伤的、不是冲动的——因此，它不需要亲切的或者慈爱的神。事实上，希腊样式的国家需要许多神，不是一个神。一个国家，每一个体公民投入到琐碎的全部管理事务中，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外形、不同吸引力的许多神。希腊城邦的民众必然被超人的力量（agencies）所掌控，因为人的力量恰好由于他们的民主制度，是不充分的。在雅典，他们几乎每五天就有公共的宗教节日。为了纪念酒神（Bacchus），为了纪念海神（Neptune），为了纪念智慧女神（Athene），还为了太阳神（Apollo）。在这些节日期间，每一个体公民都有着非常愉悦的时光。这是由公共金库支付的。不过，除了愉悦的时光之外，这些公民习惯在崇拜中联合一致，而这种联合是目前为止存在的最强有力的。二者必居其一——在世间如果没有圣人，各式各样的圣人，如同某一信经所赋予的——必然存在多教派（polysectism），就像在英格兰一样，我曾经提到，那里目前有一百二十二个宗派或天堂的众神（polytheism）。古代希腊的众神首先是每一个城邦选定的守护者（magistracies），天庭的守护者，天庭的公共事务委员会，被诗人、画家和雕刻家的艺术提炼不断地理想化。他们是世上缺乏和寻觅不到的补充内容。当希腊城邦民主的公民，从而也是嫉妒和嫉恨的公民就某一措施不能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去德尔菲或者多多那（Dodona）寻求神谕，向阿波罗寻求训谕，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嫉恨彼此之间的平等权利：他们公民同伴的任何一人都被赋予了决定的权力，由此，他们宁愿将决断留给阿波罗——以同样的方式，他们通过抽签选定了众多他们的守护者，以便降低更有才智之人的影响力。总之，这是一个权力问题，你赋予一方的权力较少，那么必然赋予另一方的权力就多一些。
在雅典，父亲没有什么权力，母亲就更少了；监护者（guardian）几乎没有；教会尚不存在；国家是由不断更换的执政官构成的。那么是什么使得民众不逾越界限？依赖神祇的纯粹抽象观念？一个民族现在或曾经是由仅有的哲学家即深深浸淫于纯粹抽象观念的人构成的？从来不是。因此，存在着对于各种神圣存在物以及脱俗之美、绚烂外观、骇人威严的神祇的需求，无法抑制的需求，一月份的第一天需要一个，第五天需要一个，第十一天需要一个，第十七天需要一个，诸如此类。存在对于数不胜数的神圣存在物的需求，因为这些无与伦比的希腊神殿的供奉需求，在希腊，神殿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虔诚的灵魂去那里，而是为了向他的神祈祷。
他们在家中祈祷，他们从来不会像我们一样去教堂；他们在家中祈祷，他们在教堂中只有庆典——教堂就是神的唯一家园，那是他的居所，也可谓他的公堂——私人与此毫无关系。因为，神不是个人、个体、私人的神。他是国家的神——光明的、灿烂的、快乐的神，仁爱并且受人爱戴，反对悲伤，尽可能地完全享受永生。这些神与忧伤、阴郁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国家从来不是忧伤的——他们都是优美、快乐且辉煌的。国家需要快乐、高兴的公民，因此，他赐予他们快乐、高兴的神祇。国家创造、承认众神，或者取消、消除他们——就像创造或者取消任何其他机构一样。在雅典，就像在罗马一样，承认一位新神形式上取决于民众的投票，而且以一种提案的形式来实施，没有牧师。一位执政官、一位公民执掌整个宗教仪式。我说没有牧师，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牧师，因为众神是国家公职人员（state officials）。私人的仁慈上帝、基督教的救主尚没有向人类启示，在古代城邦国家的特殊结构没有让位于新的政治结构之前，这一启示都不可能发生。随着古代城邦政府的衰落，随着纯粹的人格（human personality）超越纯粹公民身份的兴起，随着人之灵魂（the inner man）的更大发展和政治存在（political being）的更少生长——出现了对另外一种神，另外一类天堂、天父的深沉渴求，换言之，对我们都爱的上帝的渴求。
女士们、先生们：就我的知识而言，这是希腊宗教和神话的真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