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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战争演化为有组织的对抗以来，C2就成为军事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这一概念术语未出现时仅仅被“指挥”所掩盖，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兵力组织系统都具备了良好的指挥与控制能力。战场上有指挥无控制、有控制无指挥，或者指挥与控制没有达到紧密衔接的兵力组织，都是罕见的、不可思议的。C2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传统的指挥与控制的概念相区别，本节关于C2的界定有如下特点。
（1）C2在职能上既有指挥与控制的区别，又有指挥与控制相互联系的职能划分，可以理解为既统又分，是军事指挥系统综合与分析方法在C2概念上的体现。
（2）区别于传统个性化的指挥艺术，信息时代的C2并不依附于实施C2的主体，而是强调C2的内容，包括指挥意图的建立、任务的分配、兵力的部署及战场态势与作战进程的监视与评估等，这一特点可理解为C2逐渐从军事艺术转为军事科学的行为。
（3）指挥决策是C2的核心内容之一，但C2并不包含所有个体与组织的决策行为，而仅仅包括与C2职能直接相关的决策行为。
（4）C2存在于任何作战行动中，无论其性质、规模和目的是什么。
（5）C2明确行为产生的约束或边界，而不是具体的行为本身。如C2建立了战场感知与执行行为的约束条件，但C2并不代表战场感知的实施。不同的行为在其约束或边界上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6）C2职能的履行有不同的途径与方式，不同的途径与方式适用于不同的作战任务、环境条件和作战实体，且随作战进程演化，没有固定的普适途径。
（7）C2属于分形的概念，战略层次上的C2在职能、结构、程序及相关设施上与战术层次上的C2具有相似性。
（8）信息时代的C2可以突破传统的约束条件和边界的限制，这些条件包括统一指挥（个人负责）、统一意图（目标的交集）、等级组织、直接控制等。
（9）C2作为一种战争体系熵控制的手段，并不是简单地控制战争体系熵的增加，而是对战争熵的适度把握，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大战争体系熵，确保战争体系的敏捷性、适应性，以获取对抗的优势。
军事组织和军事行动计划是复杂系统，战争是敌我双方两个复杂系统以一种激烈的对抗方式交互的更复杂的系统。复杂系统由诸多独立的部分组成，每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都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独立行动，每个部分的独立行为通过与环境交互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组成复杂系统的每个独立的部分自身可能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如军事组织系统，连级军事组织包含多个排级组织，排级组织包含多个班级组织，这种层次结构性也是系统复杂性的一种体现。即使组成复杂系统的每个独立部分本身非常简单，众多独立部分之间的交互行为同样也会导致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系统的不可控行为。通常，每个独立的部分影响其他部分的方式不能被简单预测，它可能源于那些不可预测的交互导致的涌现行为。复杂系统的行为是非线性的，这就意味着非常简单的交互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克劳塞维茨认为，“成功不能简单归于一般的原因，细节因素通常是决定性的，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明白……而史学家们对这些决定成败的机遇或事故仅仅作为轶事加以阐述”。系统各部分随机交互行为和偶发事件导致了系统的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的行为。
系统的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归结于组成系统部分的规模，而在于各部分的交互方式。一个机器由多个部分组成，可能是复杂的，但其各部分之间的交互通常是具体的、实际的，否则，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某些系统的行为具备机械性，而复杂系统行为不是机械的，复杂系统是开放系统，与其他系统和环境的交互是频繁的、自由的。复杂系统更加倾向于有机体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更像生物有机体。
由于军事组织本身就是复杂系统，任何军事行动在实施有序、有效和精确控制过程中都具有不可预测性，甚至出现混乱行为。一个机器操作手可以完全控制机器的运行，但很难想象战场指挥员可以完全掌控战争的复杂行为。
与传统的C2观点相比较，C2的复杂系统观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C2的复杂系统观承认有效的C2必须随着态势变化敏捷反应。C2复杂系统把军事组织看作与环境（尤其是敌人）交互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关注内部有效性的闭环系统。一个有效的C2系统提供适应战场态势变化的手段。因此，C2可以看作一个持续调整适应的过程。军事组织更像食肉动物，为了生存和成功的需要而获取信息、学习和调整，与生命有机体类似。军事组织从来没有稳定的平衡状态，相反，它一直处于扰动和持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状态。
（2）行动反馈循环使C2活动变成一个持续的循环过程，而不是离散行动的序列。
（3）C2活动是动态的交互过程。由于战争的复杂性，C2的复杂系统观并不强调对军事组织各部分的密切控制，而是强调C2在各部分之间的协作，军事组织内各部分之间的行动和反馈构成了C2的全部协作。从根本上说，C2是从上至下、从一个部分到另一部分反复影响的活动。
（4）C2的复杂系统观把指挥员看作高于系统的个体，从系统之外行使C2职权，类似象棋大师移动棋子，但对其复杂的系统内部，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交互影响的。
总之，C2的复杂系统观认为在战争行为上期望C2提供精确的、可预测的、机械的命令是不合理的。
1．机械化时代指挥与控制的主要原则
现有关于C2的理论、实践及相关的条令、条例都源于机械化时代。机械化时代的C2的原则不仅经历了战争实践的检验，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和商业活动中。这些原则包括分解、专业化、层次结构化、最优化、协同、集中计划和分散执行。这些原则的综合使用遵循了控制科学的基本原理。
1）分解原则
机械化时代，几乎对所有复杂的问题都遵循了“先分解再解决”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尤其体现在组织/团队的活动上，通常先精确界定相关角色，再分解细化总的活动，直至分解到运用现有知识、技术和人员可解决的活动分支节点。例如，军事组织根据作战活动存在的空间划分军种为陆、海、空军，大学根据学科划分、建立相应的系，制造企业根据生产活动划分车间等。
许多现行的军事组织反映了机械化时代的分解原则。例如，分解参谋职能为作战、政工、装备、后勤，参谋职能的履行使得指挥员能够掌握战场情况。同样，在战争的分解上，通过划分空间（陆地、海洋、空中）、划分兵力的作战区域，以及分解作战行动等，使战争这一复杂活动成为易于控制管理的众多小的组织/团队或活动节点。在机械化时代，军事组织所有的分解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因此，其细分的活动或组织在综合时形成一个整体。
2）专业化原则
通常，组织的分解结果是职能较为单一的组织，这些职能组织通过履行自己职能领域的活动支持组织总体完成使命，而这些职能组织都具有独特的知识、经验和文化，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例如，一个生产企业分解的组织实体包括新产品的研发部门、实验部门、生产部门、市场部门、营销部门，这些组织实体的成员都有不同的培训经历、能力和组织文化，每一个部门都依赖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化团队。职能组织的专业化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组织整体效能的提升。同时，专业化也导致了学科领域的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窄。在17世纪，代表学科发展的期刊数量仅有十多种，到19世纪增长到上百种，而到20世纪末统计的种类已飙升至上万种。
在军事领域，专业化导致了专业技术兵种的出现，如电子战部队、网络部队、情侦部队等。在这些部队中，没有高度专业化的人员和装备配备就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被赋予的使命任务。
尽管专业化提高了组织效率，但也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这就是联合的需求。随着军事力量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战场上出现的专业领域、专业技术兵种越来越多，如何让这些专业化的个体和组织协同展开工作就成为军事力量建设的主要矛盾，联合作战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当前各国军事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课题。
3）层次结构化的组织原则
机械化时代专业化在组织科学上产生的影响是组织结构的层次化。专业化导致组织内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职能实体，组织运行的目的是实现组织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有效组织和控制这些专业职能实体实现组织总体目标就成为组织变革的主要内容。机械化时代，变革的主要成就是建立层次结构，由此出现了组织的中间管理层，其职责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理解总的目标和相关政策。
（2）把对目标的理解向其下属传达，使得下属理解，并按其理解行动。
（3）制订计划，确保其行动一致，并符合组织目标和价值。
（4）监督部属履行职责，必要时提供正确的指导。
（5）向上级提供有关运行情况或变化的反馈信息，并对变化提出处理建议。
在层次结构的设置上，层次的多少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和控制的有效跨度。控制的跨度是指一个个体或组织实体能有效管理的个体或组织实体数量。给定一个组织规模（包括人员和资源），控制跨度就决定了层次的划分数量。对非军事组织，通常认为控制跨度应该不超过12个，也有人认为是3～6个，且与层次的高低有关，最接近底层的跨度为6个，最接近顶层的跨度为3个。
在军事领域，层次结构的设置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不同的是军事组织由于战场空间变化的激烈性，其层次结构需要满足实体间持续通信的需求。以美国陆军的编制为例，其跨度设置为：集团军下设3～4个军，军下设3～4个师，师下设3～4个旅，旅下设3～4个营，营下设3～4个连，连下设3～4个排，排下设4个班，班下设2个火力单元/小组，每个火力单元/小组由5～6人组成。
由于层次数量是跨度的函数，随着控制跨度的下降，层次会越来越多。
在层次结构的军事组织中，信息的传递需要与指挥链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沿着指挥链进行上传或下达。因此，层次越多，信息传递的路径就越长，从而导致信息传递错误或延误的概率就越高。事实上，在这种层次结构的组织中，对信息的控制是控制组织的主要工具。
4）最优化原则
机械化时代，对战场空间的分解、职能领域的专业化及军事组织层次结构化的设置使复杂的战争问题变成简易的、易管理控制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军事领域的最优化成为军事运筹的热点。众多学者认为军事问题存在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每一个作战单元/平台都有理想的部署，这种假设自然而然就营造了军事领域探索最优化解决方案的氛围。
最优化原则运用的典型事例就是武器系统的设计及支持武器系统的C2系统、通信系统的设计等，武器系统的设计思路通常基于已知的威胁和可能的作战对象进行最优化设计方案的求解。同样，C2系统是以使用每一种武器平台/作战单元（即终端到手段的匹配）为目标进行最优化的。例如，冷战期间，美军在兵力结构、武器平台建设上所有关键决策的制定都是基于苏联和华沙组织的威胁来考虑的，其空地一体战提出的背景就是在欧洲战区击败苏联军事力量。
事实上，所有机械化时代军事力量建设问题都预设了假想的敌人和作战想定，其决策是基于威胁进行最优化的。
最优化保障了军事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然而，也带来了相关问题，这就是威胁的变化。一旦军事力量面临非假想的敌人时，其力量结构、作战平台和作战系统都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从而影响了作战效能，如美军之于越南战争。
5）协同原则
假设军事力量的诸要素源于最优化的设计，那么，C2过程的有效性就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手段来消除军事力量要素的冲突，通常其控制手段包括以下几点。
（1）确定作战单元的区域边界。
（2）确定空域的高度限制。
（3）分配后勤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公路、铁路等）。
（4）设置停火区域、自由交火区和限制火力区。
（5）交战规则等。
运用这些手段的目的在于让指挥员控制其职责区域内的活动，确保作战力量的每一个要素都有最佳的作战环境，这就是协同。
协同产生的直接诱因是专业化和最优化。当多个专业兵种组合使用，如步兵、炮兵、装甲兵协同攻击，就需要通过消除冲突来达到协同行动的效果。炮兵的炮火攻击就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步兵和装甲兵的行动进行协调，以达成兵力行动的协同，从而产生最佳攻击效果。
与以往战场的竞争行动相比较，协同行动产生了更佳的作战效能。
6）集中计划原则
集中计划是机械化时代C2的一部分。集中计划使指挥员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统筹战场的作战力量和活动，从而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通常，军事计划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1）使命，即作战力量总体目标及作战力量各个组成要素目标（谁负责什么）。
（2）可用的资源，即作战力量的哪一部分执行使命的什么要素（谁扮演什么角色）。
（3）区域，即指定谁负责哪一个区域。
（4）时间表，即作战行动随作战进程协同的组织方式。
（5）权变，即使命、资源、区域和时间表在预定义的环境中可能的变化方式。
在机械化时代，由于通信的能力限制，计划是为指挥员创造成功条件的一种机制。军事力量的规模越大、组成越复杂，对计划的依赖性就越强，通常在战前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计划的准备，在战时需要持续的监视、调整和维持。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空军任务指令系统（Air Tasking Order，ATO）就是集中计划的典型案例，该系统的计划文档由司令部集中拟制，其产生和实施周期为72小时，计划内容包括了每一个飞行器的任务和协同行动的相关信息。
7）分散执行原则
由于计划越来越复杂，在应对激烈变化的战场环境时，复杂的计划就表现出了脆弱性。“一旦接敌，计划作废”，这是机械化时代关于计划的著名语录。基于对计划的这种认识，战场上的指挥员们都鼓励部属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总的意图指导下分散执行计划，尤其是在非常职业化的军队中（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中），这一做法更为明显。
计划的分散执行不仅因为战场的不确定性，指挥员无法预测战场情况，而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场指挥员总是能够获取更多更为真实的信息。
约翰·基根（John Keegan）认为C2能减少战场不确定性的持续过程，尤其是在交战现场，这一过程变化激烈，交战现场的指挥员是处理不确定性的最佳人选。通常，现场信息的传递需要逐级实施，从战斗到战役。在机械化时代，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的设计都是面向一线指挥员的，要求一线指挥员根据实时获取的战场信息来判断计划的好坏及计划的执行方式。在完成作战使命的方式上，往往强调灵活性和创新性，而实现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关键通常在于执行计划的一线指挥员，而不是计划的制订者。这就是计划分散执行带来的作战效能的提升。
2．机械化时代指挥与控制的特点
1）内循环特点
由于机械化时代通信技术的局限性，C2遵循了一种内循环的机制。这种内循环机制的主要特点如下：
（1）对战场态势监控，包括敌方、友方、天气和地理环境等要素；
（2）生成对态势的感知；
（3）形成对态势的理解；
（4）拟制可选行动方案；
（5）选择行动方案；
（6）制订实施行动方案的计划；
（7）根据计划生成和发布指令；
（8）监视和评估执行效果。
在C2领域上，广泛应用的OODA环模型就是工业时代内循环过程的反映，如图1-12所示。
图1-12 OODA（Observe-Orient-Decide-Act）环模型
2）线性特点
机械化时代的军事力量运用了简单的线性C2机制。这种线性C2机制的运行特点可理解如下：
（1）分解战场空间；
（2）划分作战阶段；
（3）运用专业化、最优化和集中计划手段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4）通过分散执行和持续调整的循环过程，确保应对战场环境变化的灵活性。
这些手段使用的目的是在战场态势随时间变化时，作战力量可通过持续调整其行动实现对战场的控制。这种线性的C2是一种简单适应性机制的体现。
机械化时代的军事力量是基于威胁和想定的最优化设计。这种军事力量在遭遇战场态势激烈变化，出现非预期的情况时，其作战效能就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遭遇游击战、美军在越南战场遭遇丛林战与游击战，以及21世纪之初的“9·11”事件——美军遭遇超限战等，都是因为基于最优化设计的职业化军事力量缺乏足够的敏捷反应能力，所以导致了不利的后果。
在信息时代，敏捷能力被认为是军事力量变革最关键的特征，军事力量敏捷能力的实现在于指挥与控制的敏捷性，敏捷指挥与控制需要具备以下六个方面的特性。
（1）鲁棒性：在使命空间（作战任务、作战环境和作战条件）一定的变化范围内，使其维持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的能力。
（2）弹性：保持军事力量自我恢复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军事力量在受到打击、损伤、干扰后能够自主恢复。
（3）反应性：对战场环境中的变化及时反应的能力。
（4）灵活性：可用多种方式成功处理，并在不同方式间无缝转接的能力。
（5）创新性：处理新的问题或用新的方式处理老问题的能力。
（6）适应性：改变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能力。
敏捷指挥与控制六个方面的特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各特征要素通常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域，同时这些特征要素又相互关联，任何一个特征要素的不足都会导致其他要素性能的下降，从而影响其整体敏捷能力的实现。敏捷C2六个特征方面的关系如图1-13所示。
1．C2的鲁棒性
C2的鲁棒性是确保军事力量在使命空间（作战任务、作战环境和作战条件）一定的变化范围内，使其维持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的能力。在对作战概念、C2系统、军事力量进行最优化设计时，鲁棒性是首先牺牲的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其最优化设计的假设条件——冲突能有效处理。
图1-13 敏捷C2六个特征方面的关系
理想情况下，只要交战双方在开阔的地域实施正面对抗，那么训练有素的职业化部队在配备优势火力与机动能力时就具备了完成其使命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游击战中，正规军往往采取攻其必救或防其必攻的策略，以引诱对方到预定区域实施正面对抗的正规战。然而，在战争实践中事实并非如此，在军事历史上有诸多非正规军事力量在预设战场击败正规军事力量的战例，这些战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在欧洲战场、日军在菲律宾半岛的战争及美军在越南战场的战争等。从这些战例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的正规力量并非绝对的获胜方，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缺少足够的鲁棒性，在最优化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这些正规力量使命环境的多样性。
因此，测度鲁棒性的关键要素在于其C2系统、作战概念和军事力量匹配或者说适应使命环境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如果一支部队适应的使命环境越多，那么其鲁棒性能越佳。
2．C2的弹性
弹性是指调整和快速恢复的能力。C2是任何军事力量战斗效能发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是双方攻击的首选目标，因此，C2能否在遭遇攻击、毁损后快速调整恢复是衡量其战斗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作战环境中对抗的激烈性和致命性，对军事组织的设计，弹性总是作为首要因素来考虑的。通常，一个C2节点的损伤或失效，即使是关键的指挥中心，其弹性的设计都是通过条令、条例来指定指挥权的转移方式的，确保C2的职能能够得到履行。然而，这种权限的转移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承担风险的，包括C2结构的改变和信息流的调整导致一段时间内整体效能下降，新的C2节点由于经验、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可能需要调整现有计划，从而导致作战进程的变化等。
军事组织的设计通常采用冗余配置来确保其弹性。例如，在编制岗位上配置多人，通过条令、条例确定人员的替换；在指挥机构上，设置后备指挥机构和指挥权限转接的相关规定；在装备与后勤上，使用备品备件和多级保障，等等。
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弹性设计有了更多的途径。首先，指挥中心由集中转为分散，降低了风险；其次，通信系统网络化和自组织的设计技术，确保了系统在受打击毁伤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再次，在决策方法上，采用协作决策，不仅提高了决策质量，而且在协作决策过程中，作战意图在指挥员之间广泛传递和深刻理解，确保了单一指挥节点丢失或失效不影响整体作战进程；最后，丰富的共享信息和信息的广泛共享，确保了不同作战单元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提高了作战效能，从而减少了伤亡和损失。
C2的弹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的行为上，而且也体现在个体上。个体的弹性取决于其毅力，具有坚韧不拔毅力的个体更能够承受压力，具备更好的个体弹性。除此以外，个体的弹性还依赖于其自信心和思维方式。
弹性与敏捷C2的其他特性相互关联，尤其是适应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3．C2的反应性
反应性是敏捷C2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指在作战概念、C2系统、军事力量上能够根据战场的变化以及时有效的方式做出行动。通常，反应性的度量方式是态势变化到有效行动产生的时间，它取决于作战样式。不同的作战样式有不同的节奏，具有不同的反应时间窗口。例如，快节奏的作战样式空战，其反应时间以秒计；陆上机动战，其反应时间通常以分或小时计；而潜艇战，其部署通常以天计。因此，在反应时间上，没有绝对的最佳反应时间。
在反应性上，除了反应速度，反应行动的有效性同样重要，不正确的快速反应不属于C2的敏捷行为。
如果网络中心战仅仅只是机械化时代作战样式的一种拓展，那么，以上关于反应性的理解就涵盖了其所有本质。然而，信息时代的网络中心战是一种革命性的全新作战样式，它需要更丰富的感知共享、更快的决策和指挥意图与指令的分发，最终形成更有效的自同步作战行动。由此，赋予了反应性更丰富的内涵。
在信息时代，由于军事力量具备了同步和持续行动的能力，给予对手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对C2的反应性要求更加严格。从本质上说，C2的反应性是指对战机早期发现、运用的能力，它要求比对手先期发现战机，并更快更有效地运用战机。在机械化时代，制胜的关键在于发现或营造战场重心，并围绕战场重心编制有效的作战方案和计划，重心是影响对手的关键点，因此，重心作战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信息时代，战场趋于透明化，重心不再是一点，而是由诸多点组成的面，同时，可运用的作战手段趋于多样化，制胜关键在于组合运用多种作战手段，给予对手快速决定性的打击，并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迟滞对手的反应。
反应性不是敏捷C2的孤立特性，在决策上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都会影响发现机会窗口和运用机会窗口的能力。由于C2在不同的使命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有效性，其反应行为需要应对不同的使命环境，因此C2的反应性影响其鲁棒性。在C2组织结构和过程上的快速调整能够提高C2组织的反应速度和过程的有效性，因此C2的适应性对反应性有积极的影响。
4．C2的灵活性
灵活性是指可用多种方式成功处理，并在不同方式间无缝转接的能力。一个灵活的C2系统能够产生和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赋予的任务。一支具备灵活性的军事力量，对对手来说是很难对付的，因为对手在制订计划时面临太多的可能选项，很难设计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灵活性是C2认知域的特性。具备灵活性的军事指挥员就像音乐天才在音乐主题上创造比别人更多的变奏曲一样，在军事上能够比对手创造更多取胜的机会。C2灵活性往往受制于指挥员的决策方式。研究表明，在军事决策上，指挥员通常都依赖其经验和直觉，这种决策方式导致了处理方案的唯一性，在遭遇以下情况时会导致危险的后果：
（1）态势是指挥员不熟悉的；
（2）其个性特征与决策方式为对手所熟悉；
（3）作战效果需要多方行动的同步。
由于多种解决方案的产生需要花费时间，对一种态势产生多种可选的解决方案可能会给指挥员带来压力，尤其是在重要战机窗口非常小，指挥员会担心多种方案的决策可能会贻误战机时。但敏捷C2需要指挥员承担这种压力，具备对即定态势辨识更多的可选方案和有效实施方案的能力。
因此，对军事力量来说，灵活性可以用完成使命的可靠途径的数量来衡量。
可选方案或者说途径的产生是认知领域的活动。在信息时代，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方案的产生过程需要多个参与方的协作，尤其是有不同观点的参与方。因此，在C2的社会域，灵活性是其关键点之一，可以通过在指挥员和指挥参谋之间建立良好的网络和协作决策机制来提高C2的灵活性。
需要注意的是能够产生更多的可选方案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灵活性，灵活性还取决于这些可选方案能够被评估、确认切实可行，以及能被有效分发执行。对于灵活性的这一要求，通过丰富的共享信息和协作工具促进了在方案执行上的有效性。假设可选方案的产生是跨单元和功能域的协作决策过程，那么方案的快速分发和正确理解就需要得到改善，这是方案有效执行的前提。
灵活性概念包含了两种重要的能力。一是对战场环境中变化的快速辨识能力，战场环境中的变化可能是战机，也可能是威胁，快速辨识扩大了产生方案的时间窗口。二是对未来多种可能的预测能力。对未来多种可能的预测是可选方案产生的前提和假设。对灵活性的度量要素包括：
（1）对未来不同可能的预测结果与可选方案的数量；
（2）在态势感知、理解与可选方案的拟制上参与成员的数量与类型；
（3）是否在态势感知、理解和方案拟制上运用了多方协作决策过程；
（4）方案执行的兵力结构。
5．C2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指处理新的问题或用新的方式处理老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运用新的方式获取期望的效果更能体现C2的创新性。在处理问题时，我们往往遵循传统和习惯，其原因是传统和习惯无数次成功处理了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在战争中，因循守旧是致命弱点。创新就是出“奇”，其目的是在充分运用战机的同时，制造战争迷雾，让对手无法预测。
C2的创新性建立在对使命和战场环境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持续学习来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学习既包括对作战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对手的学习。在己方学习的同时，对手也在持续学习，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假设对手在下次遭遇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创新就是干扰对手的学习，混淆对手对我方作战的经验和知识（包括条令条例、战术、技术和程序等）的视线。
1983年，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军营遭到自杀式袭击，被彻底摧毁，其原因在于其一成不变的防御。在防御上，虽然军营设置了障碍和哨兵，但其障碍的设置方式、哨兵的值守与巡逻方式在遭遇袭击前数周都没有调整，而且是一种开放式的防御，使得袭击方获取了军营防御态势，并有足够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设计袭击方案。如果在防御方式（如障碍设置区域、哨兵位置和巡逻路径等）上给予随机的变化，那么袭击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
6．C2的适应性
适应性是指在应对战场态势/环境变化需要时改变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能力。敏捷C2的其他特性强调了军事力量的外部因素，而适应性关注军事力量的内因变化。在使命任务变化时，调整军事力量的组织结构和过程能够维持和提高军事力量的使命效能。传统军事力量在处理使命任务变化时局限于设计的角色、职责与关系，而信息时代敏捷C2的适应性要求角色、职责与关系依据使命任务的变化而调整，由此突破了传统的约束和限制，大大提高了军事力量完成使命任务的多样性。
敏捷C2的适应性行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信息分发方式的调整，包括分发对象、内容和路径等；
（2）联合、合同或协同方式的调整；
（3）组织结构、指挥与控制关系的重构；
（4）工作流程的调整。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对传感器、地面部队和武器进行联网就是典型的适应性行为，大大提高了C2效能。网络中心战的关键是跨职能领域、单元和组织的一体化集成，这也是敏捷C2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它包括了兵力组织结构和工程流程的调整。同样，军事力量基于任务的裁剪概念也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使命任务的兵力组织适应性行为。
兵力组织C2适应性的典型案例是前美国CENTCOM指挥员托尼·基尼（Tony Zinni）提出的模块化指挥中心的概念，模块化指挥中心概念把指挥中心的人员用三个圈划分，位于最内的是关键指挥决策人员，中间层为参谋领导，最外层为参谋人员，同时该概念对参谋的职能根据承担的军事使命和角色进行了界定。基尼认为军事力量在应付不同威胁、不同性质的使命任务时需要不同的参谋职能和人员配备，如人道主义救援属低威胁使命，需要参谋人员少，而执行高威胁的维和行动时就需要较多的参谋人员。而且，不同的使命其职能重要性不一样，如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时，法律、医疗就是其主要的参谋职能。因此，经典的拿破仑参谋机构设置是有局限性的，针对一个具体的使命，可能需要不同的机构配置。基尼的模块化指挥中心概念关于参谋人员的需求和层次圈的划分都是具体使命具体分析，根据需要设置，较工业时代经典的拿破仑参谋机构而言，基尼的模块化指挥中心概念体现了敏捷C2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