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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罗伯特·威拉德在《海军学会学报》撰文指出：“美国在将指挥、控制与通信、计算机结合生成了C4这个缩略词时犯了一个错误。根据这种提法，C2的工具（如计算机、通信设施及相关支撑软件等）与C2的方式方法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将会误导国防力量建设……”
C2概念术语形成于二战时期，是机械化战争指挥系统精确、快速、高效运作的需要，也是工业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军事领域运用的产物，尤其是控制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直接导致了指挥与控制的理论与技术的萌芽。
C2是一支军队的灵魂和大脑，不同的社会文明、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有不同的C2方式，C2是军事指挥的“基因”，也是任何一次军事对抗中双方争夺的制高点。尽管C2是战争系统的核心，是制胜的关键法宝，但这一概念并没有成为军事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军事变革的前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诸如未来作战系统、全球信息网格、网络中心战、自同步作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术语（诸如C3、C3I、C4I、C4ISR和C4KISR等），都被涌到了新军事变革的潮头，成为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前沿与热点。与之相反，在二战时期形成的C2概念术语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消失在一个接一个军事变革的浪潮之中。那么，信息时代新军事变革是否改变了C2本质，或者说C2是否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C3、C3I、C4I和C4ISR了呢？C2→C3→C3I→C4I→C4ISR的过程是否真正体现了军事变革的历程，或者我们是否被这些表面的概念所蒙蔽，误导了我们对军事变革本质的理解？
C2概念术语的出现是军事指挥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概括了军事指挥活动的全部过程与内容，实现了军事指挥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下面综合各国军事学术及条令条例关于C2的定义，从“指挥”与“控制”的本质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的角度，给出C2的定义，分析信息时代C2的特点及与其他相关术语之间的关系，建立C2概念模型的认知基础。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及军队现代化建设现状的差异，世界各国武装力量关于指挥与控制的定义都存在差异，而在同一国家/区域范围内，关于指挥与控制的定义也存在军兵种的差异及军事条令与军事学术研究上的差异。
1．美国
《美联合参谋手册》（JCS Pub.1，军事相关术语词典）定义指挥：“指挥是部队现役指挥员对部属（军衔上较其级别低的人员或配属人员）合法行使职权，指挥包括权力和职责，即有效使用可获取的资源，部署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完成所赋予使命的职责和权力，同时，还包括确保所属人员的健康和福利、维持部队士气与纪律的职责”。指挥与控制——“经授权的指挥员在执行使命过程中对配属部队行使职权，实施指导”，其内涵包括：
（1）指挥与控制是指挥员对部属行使职权。
（2）指挥与控制对象不仅仅是部属人员，还包括系统、设施与程序等。
（3）指挥与控制的行为不仅限于决策环内的决策和命令发布，还包括态势评估、计划和信息收集。
（4）指挥与控制职责还包括确保所属人员的健康和福利、维持部队士气与纪律，也就是说，指挥与控制的职责包括了部队的士气鼓舞、领导、组织、管理与控制。
（5）控制是指挥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作战条令》（1995年）指出：指挥是武装部队指挥员根据军衔和职务行使在下级之上的法定权力。指挥既包括有效使用现有资源的权力和责任，也包括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军队的使用以完成所分配的任务。指挥同时也负有管理所属人员的保健、福利、士气和训练的责任。指挥与控制是指定的指挥员为完成任务对所属和相关部队行使的权力和指导。指挥与控制的职能是指挥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计划、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及作战行动所需的人员、装备、通信、设施和程序的安排来实现的。指挥与控制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系统，指挥员利用这个过程和系统决定必须做什么，并监督其计划的实施情况。
《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条令》指出：指挥与控制是一种手段，指挥员通过C2掌握战场情况，了解任务需求及任务执行需要的合适的行动。指挥与控制包含了所有的军事职能与行动，并把这些职能与行动融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指挥与控制不是专家的行为，而是每一个指挥员的基本工作。指挥与控制的基础是授予指挥员对下属的权威，权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官方法定的；二是个人的声望。
《美国陆军新版野战条令》（FM6-0）指出：指挥是指挥员在军衔上或通过授权获取对部属的合法权威，包括有效使用可获取资源进行兵力计划、部署、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以完成赋予使命的职责权力，也包括对维持其部属健康、财富、士气、纪律的职责。控制是确保战场兵力与作战系统在作战目标与意图上与指挥员保持一致的手段，是成功指挥不可或缺的部分。控制职能包括：
（1）收集、处理、显示、存储、分发形成公共作战视图（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COP）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包括在作战进程中使用信息（主要是参谋人员使用）。
（2）支持指挥员发布其作战意图信息、执行决策的指令及根据战场态势变化而调整计划与方案的指令信息。
（3）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调整指挥员的可视化信息。
（4）在作战准备和执行过程中，支持指挥员把握着急决策点。
控制要素包括信息、通信和结构。信息是分配到指挥主体与客体的数据，是指挥主体最重要的C2资源，是控制最重要的因素。信息包括来源于各作战单元的与COP相关的数据、对态势的理解、执行信息与信息对抗等。通信是指使用任何手段与方式把信息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外一个个体。结构是指一个既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建立了其要素或程序（各种活动）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包括内部结构关系和外部结构关系。内部结构关系是指司令部或指挥所里的关系，外部结构关系是指与配属兵力间的指挥或支援关系。
《美国空军作战条令》（AFDD 2-8，1990年11月）对指挥与控制的界定援引了《美联合参谋手册》（JCS Pub.1-02）中的定义。关于指挥与控制，条令着重强调了其三类因素：一是人的因素，即指挥与控制主体行为；二是技术因素，即支持跨越时间与空间而集成作战行动的指挥与控制装备、通信与设施等；三是过程，包括战术技术上的C2过程、程序或规则。指挥与控制的职能包括计划、指导、协调和控制。
控制是指挥主体计划和指导作战的过程，是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是指挥主体对客体的指导及允许客体的行动自由。控制发生在作战准备和作战进程中，通常由于距离与时间因素而影响指挥主体对部属的直接控制，指挥主体须以授权委托和指挥意图来控制部队，在以指挥意图控制部队时需明确目标、优先次序、可接受的风险及作战的限制约束条件。
2．北约
北约关于指挥与控制的定义（NATO，1988年）：指挥赋予指挥员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的权威；控制是指挥员对所属部队或配属部队行使其指挥权威。指挥与控制是经授权的指挥员对所分配的兵力行使其指挥与指导权力以完成所赋予的使命，指挥与控制的职能通过人、装备、通信、设施与程序来执行，这些都是指挥员在计划、指导、协调和控制兵力以完成使命过程中所运用的要素。持续获取、融合、审查、描述、分析和评估态势信息，发布计划，分配任务，规划行动，组织协调兵力行动，为部属作战行动提供指挥与控制准备，监督和协助下级部属、参谋和兵力，直接领导部队完成作战使命。指挥与控制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内涵，在部队层面，C2确定兵力编成的目的，兵力配置的优先次序，并最终确定其能力；在使命任务层面，C2根据作战意图或具体的使命/目标确定具体的人员、系统、设施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3．中国
我军关于指挥与控制相关概念的阐释也不尽相同。
指挥在辞书上解释为“发令、调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认为，指挥是“军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行动和其他活动的组织领导活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则认为，指挥是“军队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和其他行动进行组织领导的活动。包括对行动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
。其他各军兵种关于指挥的概念基本沿用了这一概念模式与内涵，如海军作战指挥的定义是“海军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作战行动所进行的特殊的组织领导活动”；空中作战指挥是指挥员为达成战役目的对参加空中作战的诸军种部队的作战准备与实施进行的一系列的组织领导活动。
控制在辞书上解释为“驾驭、支配、掌握，使不超出范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把控制具体化为两层含义：一是在一定区域内，以兵力或火力限制敌人活动的战斗行动；二是掌握、操纵。第二层含义往往是针对武器的使用的。在大多数关于指挥基础概念研究的文献中，控制都被认为是指挥的一部分。
指挥与控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2011年版）中的定义为“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部队作战或其他行动进行掌握和制约的活动”
。与之相近的概念有作战控制。关于作战控制没有统一的认识，典型的解释有：
（1）行动说。作战控制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的部队和分队作战行动的掌握与制约，指挥员为实现决策、计划的要求，以命令、指示等形式对被指挥员的行动进行驾驭与支配，是军队指挥的一种活动。
（2）态势说。作战控制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为左右战场态势的发展而进行的指挥活动。即战场态势是指挥人员控制的对象，也是战场控制活动的受控客体。
（3）职能说。作战控制是指挥员在作战指挥实施过程中所进行的下达命令（指令）、追踪反馈、态势分析、纠偏调控等一系列活动，是作战指挥的一个重要环节。
（4）力量说。作战控制是指挥员和指挥机构对诸军兵种部队的掌握与驾驭活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通过运用指挥与控制系统，以信息流对人员和武器系统所产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实施有效的组织、协调活动。
在信息时代，科学发展既延续了工业时代的发展——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同时又呈现出新的特征——高度的集成与综合。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这一特征尤为突出。一方面，现代兵器谱越来越庞杂，形形色色的新概念武器层出不穷，从太空卫星及反卫星武器到电磁频谱空间的网络战、电子战武器，涵盖了信息化战场的各个领域和维度；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发展从单平台作战性能的提高转化为装备体系的整体效能优化，武器装备不再仅仅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火力终端，更多的是高度综合集成的系统，如海上编队作战系统、区域防空作战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及全球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等。由于这些武器装备系统不仅集成了各种作战平台、火力终端武器，还涵盖了各专业领域的相关设施，如情报侦察设施、信息处理设施、辅助决策系统及战场监控与评估设施等，对其操纵掌握不仅仅只是控制，更多的时候需要指挥相关职能的履行，如在使用编队作战系统时的火力分配、区域防空系统中地面防空兵力的配置部署。
由于现代军事科学分工细化，军兵种专业部队众多，联合作战使作战兵力组成结构复杂，而信息化战场新的作战样式——网络中心战、自同步作战及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全域作战要求指挥员对战场的不确定性问题做出敏捷的反应，指挥员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除委托授权外，必然的选择是控制的协助。
指挥与控制两者的发展，有各自的分化，更有两者的综合。传统的C2概念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否则将会制约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事指挥的变革。
1．指挥的理解
指挥的基础是个人的威信，这是大多数官方都认可的关于指挥概念的观点，指挥的威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定的威信，法定的威信可通过授权、任命的方式赋予个人，也可以从相关法规条令中规定的等级及服从原则中获取，如指挥员的职务、级别、军衔确定的等级服从关系。法定途径获取的威信通常是级别（或职务/军衔）越高，指挥权限越大，反之则指挥权限越小。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威信，个人的威信源于其影响力，它依赖于个人经历、经验、能力、声望和个性特点。指挥的优劣往往与两方面威信的匹配程度有关，不匹配的指挥往往会降低指挥效能，如法定的指挥权大，而个人的威信不足，或者个人的威信高而法定的权限小。
指挥是兵力组织系统的原动力。如果说赋予兵力组织系统的使命是目标，那么指挥就是兵力组织系统的第一动力，使兵力组织系统启动运行，并驶向目标。任何兵力组织，无论是战略力量，还是战术编组，没有指挥就没有使命任务的开始，就没有兵力组织整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具体地说，其原动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建立或营造兵力组织系统运行的初始条件，包括使命任务的分解、分配、作战意图和交战规则或约束的建立等；二是建立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动态调整的规则或机制，包括监视、评估战场态势和作战进程。
指挥是一种作战构想，是指挥员在实施指挥过程中思维活动的前奏，是指挥个体创造性地表达执行使命的主观意愿。所谓创造性是指指挥个体在使命问题上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主观能动性，其主观意愿包括对战场态势演化的预测和评估，对作战意图的建立和描述，对作战任务的分解与分配等。指挥构想可以是意图
，也可以是计划。指挥构想是指挥系统的输入。
指挥是一种决策和判断，是指挥员在实施指挥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判断与决策作为指挥的传统理解与认识，被大多数概念与定义所引用，甚至有概念认为指挥即为决策，指挥决策经常出现在有关作战指挥研究的文献上。在指挥上的决策、判断是有限的，并不是兵力组织中所有个体和集体的决策都包含于指挥概念之中，在指挥上的决断仅限于部署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完成所赋予使命活动相关的决断。超出这一范围的决策、判断，非作战活动中的决策、判断，或者与作战相关但与指挥无关的决策、判断（如后勤保障、装备维护活动中的决断问题，武器控制活动中的操作支配问题的决断）都不属于指挥的决策判断。指挥的决策与判断通常是指挥主体运用专业知识确定指挥客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指挥是遵循责、权、利相匹配原则，与管理类似的组织领导活动。战场上的作战指挥是在激烈竞争对抗环境中的组织领导活动，具有激烈变化与对抗的特性。指挥的“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使命的责任；二是保证其部属健康、福利、士气和纪律的责任，对作战指挥，换一种说法就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的责任。指挥的“权”是基础和前提，包括法定的授权与个人的威信。指挥的“利”是对“权”的促进，包括法定的职务、等级或军衔上的提升，以及个人威信的提高和其他的奖励或荣誉。
指挥具有个性化艺术、共性化信息交互与强制性影响等特点。艺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指挥艺术是富有创造性的指挥方式、方法，而个性化是指挥个体所特有的，不被他人复制的独特风格。并不是每一个指挥个体都具有个性化的指挥艺术，指挥的个性化艺术是指挥个体追求卓越指挥表现的最高境界。指挥是发生在指挥主体与指挥客体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影响的活动，是针对一定目标的信息转换和信息传递的动态过程。指挥主体根据战场态势与作战进程释放出的信息，进行运筹决策，转换成指令信息，并传递给指挥客体，从而对指挥客体施加具有强制性的影响，使所属部队在指挥意图之下，统一意志，同步行动，做好作战准备或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作战能力。指挥的强制性既是法定的纪律约束，也是指挥主体对客体施加权力的无形影响。
2．控制的理解
控制指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其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克服系统的不确定性，使系统稳定地保持或达到某种特定的状态这样一种过程。控制通过信息的获取、变换和处理的过程来实现。控制通常是一个过程的实现，包括三个基本环节：一是通过感知设施获取系统周围环境及内部状态的信息；二是中枢控制机构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加工处理；三是执行机构依据指令信息，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控制的类型有开环控制、闭环反馈控制、定值控制、程序控制、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自组织控制等。不同类型的控制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控制目标条件与控制环境。
根据《汉语大词典》，控制是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超出范围，操纵（动），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控制的同义词是节制、掌管、掌握，反义词是放任。从一般意义上说，控制是指控制主体按照给定的条件和目标，对控制客体施加影响的过程和行为。在军事领域，控制可理解为狭义的控制和广义的控制。狭义的控制是指对武器和敌人的操纵和支配，狭义的控制适用于简单的、战争层次低的指挥（如战斗指挥、战术指挥）。广义的控制有三类解释。一是上级对下级的军事领导活动称之为指挥，而下级把上级的指挥看成对自己的控制，这是一种对控制的简单理解。二是把作战领导活动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从受领任务、了解意图、收集情报、判断情况，直到定下决心，这些是指挥活动；而后的制定力量部署、组织协调、兵力调度、作战保障等计划和为这些计划的实施而制定、发布的指示、命令，界定为控制范畴，这是从作战指挥的流程上简单划分的指挥与控制边界。三是把指挥界定为一种权威，是责、权的结合，既包括有效使用现有资源的权力和责任，也包括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军队的使用以完成所分配的任务，同时也负有管理所属人员的保健、福利、士气和训练的责任。而控制是确保指挥主体在执行使命过程中对配属部队行使职权，实施指导。
控制概念引入军事领域源于控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与指挥概念的合成可理解为通过科学的途径（包括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持指挥主体行使其指挥权威，以达到完成指挥使命的目的。如果将指挥理解为兵力组织系统的输入，那么控制则是为达到预期输出而形成的兵力组织系统中的运作机制，包括战场态势的监控、战场变化的识别及计划偏差的纠正指导等活动。
对军事领域的控制，经常存在理解误区。例如，一种误解是“都在掌控之中”。对于一种强力、高压的指挥与控制，其控制可理解为部属的行动反应是快速、准确的。但是，战争具有不确定性，战场上的指挥员根本就不可能像象棋大师对棋局的掌握一样把握战场情况。也许可看到一个炮手严格控制火炮武器系统的运行或领航员严格控制飞行器的飞行，但是一个飞行指挥员不能直接严格控制领航员引导飞行器飞行，同样，高级指挥员并不能严格控制下级指挥员的实际交战行动。尤其在现代战场，兵力分散，甚至存在孤立的作战单元，对下级真正的严格控制是不现实的。
也许大多数指挥员希望战场态势在掌控之中，不愿意发生对战场态势失控的情况。但是，战争的诸多因素根本就是不确定的、不可控的，如地形和天气因素、敌方的行动。优秀的指挥员可能在初始的计划中预估敌人的行动，或通过对敌施加影响迫使敌方就范来影响敌人的行动。但这并不能说明其掌控了敌人和战场态势。
根据战争本身的特性，能够掌控的是战争的必然性。战争是基于人的活动，战争不同于棋局，战争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思维的人的行为，对战场态势的反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每个个体都试图生存，都容易犯错误，都易受人的本性的支配。战场指挥员无法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机器人”。
虽然战争的复杂特性让指挥员不能完全掌控战场，但是指挥员可以施加更多的影响。控制的目标并不是完全精确控制战争。现代战争的复杂性需要指挥员对战场施加一种松散形式的影响，类似于篮球赛场上的团队协作，而不是国际象棋大师对棋局的控制。在不确定的、无序的、激烈对抗的战场环境中，为充分发挥部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指挥实施的控制只是必需的指导，而不是完全替代部属的思维。
3．指挥与控制的关系
尽管指挥与控制对任何军事行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职能划分、执行主体对象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与关联，在不同的战争层次上存在不同的耦合关系。指挥与控制关系的三种视图如图1-4所示。
对于指挥与控制的两者间的关联，传统观点认为指挥与控制都是指挥（指挥员）对部属的活动。在军事组织上体现为从兵力组织的最高层作用至最低层，指挥员对其部属实施控制。指挥员是实施控制的主体，部属是被控制的对象，是指挥客体。指挥与控制都是从指挥主体到指挥客体的过程，是单向的，两者之间是并行的关系，如图1-4（a）所示。这种关系的理解适合较低层次的作战活动，如武器级的指挥与控制、战斗级的指挥与控制及较为简单的战术级指挥与控制，同时也适合指挥通信手段落后的高层作战活动，如二战时期斯大林对苏军的指挥与控制大多体现为单向控制。
图1-4 指挥与控制关系的三种视图
现代指挥与控制理论认为指挥与控制是上下级相互影响的动态视图，如图1-4（b）所示，指挥是权威的运用，而控制是行动效果的反馈，指挥员的指挥确定要做什么，指导和影响部属行动的实施。控制则通过持续的信息流向指挥员反馈战场态势情况，需要时让指挥员根据需要调整和改变指挥行动。这种反馈机制表明在目标和现有态势之间存在的差异，反馈可能以任何形式来自任何方向，如敌方如何反应的情报、部属和友邻部队的状态、上级指导方针或原则的修正等。反馈使指挥员能够抓住战场稍纵即逝的机遇，快速处理遇到的问题，调整计划，更改指导原则与方针，从而适应战场态势的快速变化。这种反馈机制导致了反馈控制影响随后的指挥活动。
在反馈控制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中，指挥与控制是系统所有部分的交互过程，在各个方向进行交互活动，由此确保了部队各部分、各单元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战场态势的变化。
未来战场以网络为中心，大量集成无人作战平台及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平台与系统的自组织、自同步与有人作战系统的协同是未来作战力量的主要特点。未来“指挥”与“控制”关系的建立须具备以下特点。
（1）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指挥主体与指挥客体，其指挥关系是动态的，兵力组织中的指挥与控制节点是对等的，必要时根据战场态势和作战进程的需要可以转换不同的角色，地面战术行动指挥员必要时直接指挥海上或空中的编队兵力进行对岸/地火力攻击。
（2）指挥仍然是兵力组织系统的初始输入，确定兵力组织系统的目标状态、约束条件作为输入，控制则发生在兵力组织系统内部，是实现指挥预想输出的主要手段与方式。
（3）指挥与控制并不能简单分离为输入与输出，它同时存在复杂的交互过程，这种交互体现在作战进程中，控制节点持续感知反馈战场态势信息，指挥节点根据战场态势变化改变或调整其作战意图/目标、作战计划、作战任务等要素，在需要时控制节点角色可转换指挥节点角色以实现从感知到行动的快速效果，指挥节点也可转换为控制角色以实现从决策判断到行动的敏捷反应。这种角色的转换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或程序，这是未来指挥与控制关系实现的关键。未来指挥与控制的关系如图1-4（c）所示。
另外，在指挥与控制活动内容与职能上，两者间的关系与战争层次密切关联，战争的层次越低，则指挥与控制活动的关系越泾渭分明，如在战斗级、战术级战争层次上，指挥活动与控制活动可以明确区分，控制活动体现在对具体武器装备（如枪、炮、导弹系统等）的操纵上，而指挥活动则是构想、预测、判断、决策与评估等控制之外的活动。而在更高的战争层次上，指挥员在行使其权威的途径与方法上与战斗、战术层次上的存在较大的差异，诸多“控制”活动表现为指挥艺术，如在战役、战略层次上实施战场监控时侦察/监视任务的分配、作战资源与手段的分配、战役计划执行的调整等都涉及决策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层次越高涉及控制手段与资源越多，需要在分配上进行决策判断；二是战争层次越高，作战体系规模越大、兵力结构趋于复杂，控制活动变得难以驾驭。这也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局限性，还不足以解决大规模作战系统或作战体系层次上控制的涌现性问题，不能像具体武器那样操作支配并运用自如。
对于高层次的战争活动，指挥的部分职能包含于控制之中，控制的部分职能包括于指挥之中，指挥与控制不能彻底分割，具体地说，指挥艺术中有科学的成分，而控制过程包含艺术处理成分。不同战争层次上指挥与控制的职能与要素交叉程度如图1-5所示。
指挥解决的是作战当中评估判断、预测、构想、决策等问题，是一种创造性很强的活动，因此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控制是把决心变为现实、逐步实现作战目标的具体措施和过程，具有创造性，但更具有事务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可操作性。对于两者的关系，可以把兵力比作马，指挥比作骑手，控制比作挽具，这种比喻可形象地表述指挥、控制的特性及两者的关系，也说明了指挥与控制都是取得作战胜利不可或缺的程序与手段，它们各自负有自己的使命与职责。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但又不能相互取代。
如果实施指挥的主体是指挥员，那么控制的主体则是一组军官：以参谋长为主，还包括作战、情报、军务、后勤、政工等职能部门的主官。指挥的依据是战略方针、指挥原则、上级的作战意图和命令及战场态势等，而达到作战目标、完成作战任务是控制的基本依据，是控制的出发点和归宿，作战原则及有关条令则对控制具有潜在的、经常性的制约作用。
图1-5 不同战争层次上指挥与控制的职能与要素交叉程度
指挥与控制在不同的职能领域、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它既是战争的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既有指挥与控制主体、指挥与控制客体，还包括指挥与控制的依据和指挥与控制存在的环境等。总之，指挥与控制的组成基本要素包括指挥与控制的主体、指挥与控制的依据，指挥与控制的环境及相关支持。
1．指挥与控制的主体——人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的继续”。
战争并非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也存在于动物群体之间，但作为政治手段的继续，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属性，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指挥与控制作为战争的灵魂，其主体并非死的物质或者仅仅具有本能反应的动物，而是意识的政治个体——人。
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直接决定了C2活动的有效性，是C2能力建设不可忽视的因素。人的自然属性主要包括人的体格状态、健康状况、饥渴、温饱及人的情绪等，人的自然属性对C2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或个体的；在军事组织中，人的社会属性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权威、声望、荣誉、纪律等要素上，人的社会属性对C2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整体或全局的。作为C2主体——人，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效的C2应该充分保障人的自然属性得到满足，同时赋予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属性。
在C2主体问题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战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及无人作战系统，它们以网络为中心进行自同步作战，与之相适应的是新的作战指挥概念——没有指挥员的指挥。未来战场的作战形态与作战样式会不会颠覆战争的传统定义？战争主体会不会演变为机器或科幻小说中的具备自我意识的系统？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C2的科学特征被技术所替代，如目前的自同步作战、网络中心战、赛博（Cyber）战等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仅仅只是通过技术解决了未来信息化战场C2的部分职能，这些职能体现C2的科学特征，如兵力需求计算、任务分配、资源调度、态势监控与评估等。在这一层次上，战争仍然具有传统上的意义，是人类社会政治手段的延续，C2的主体仍然是社会人，只是职能主要体现在指挥艺术上，如初始化战争体系、启动战争体系的运行等。二是C2的指挥艺术特征被未来新的技术所替代，出现科幻小说中的具备人类意识的机器或系统。如果这一构想成为现实，未来战场将真正实现没有指挥员的指挥，那么战争将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不再是人类政治活动的继续，今天我们讨论的C2主体也将毫无意义。
2．指挥与控制的依据——信息
信息有诸多解释：信息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作战力量三要素之一（维纳，1948年）；信息也是用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香农，1948年）；维纳认为控制过程实质是一种通信过程，即信息获取、加工和使用的过程。信息的基本特征包括载体依附性、价值性、时效性和共享性。
在军事领域，信息是C2对部队行使权威职能的条件，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指挥主体到客体的信息，主要指命令、指示、意图、计划等；二是从指挥客体到主体的反馈信息，主要指战场态势、情报、战场监控与评估等；三是信息的载体，包括战场环境中的通信、网络、计算机等。
信息要素中的计划、预案与意图是C2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战场态势的变化，C2可能需要与行动同步反应，以实时指导部队处理战场情况的变化。同时，C2也可能发生在行动之前或之后，计划是C2的关键支持要素之一，无论是快速的时敏计划，还是深思熟虑的计划，其目的都是为部队行动提供目标和方向，形成作战概念，分配战场资源，并且提供必要的协作。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提供给指挥员相关的知识，并且评估战场态势。在C2要素上，与计划配合使用的是应急处理预案，应急处理预案是另一种计划形式，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即时行动的指挥与控制。指挥员的作战意图是C2的核心部分，必须在战前明确向各级部属传达。
信息的主要作用是消除战争的不确定性，合适的信息越多则不确定性越小，足够的信息可以消除战争的不确定性。获取一定量的信息是确保有效C2的必要条件，但有效的C2并不是仅有足够的信息就够了，大多数信息是不重要或者不相关的，很多信息是过时的，更多信息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误导的。信息时代信息收集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指挥员面临的不是信息匮乏的问题，而是在信息的海洋中如何获取有效信息的问题。可以说，太多的信息和太少的信息一样给指挥员的指挥决策带来困难。信息仅仅在对有效决策和行动产生贡献时才具备价值。信息时代的C2，关键问题并不是信息量的问题，而是关键的信息要素在需要的时候以有用的形式被获取，从而改善和提高指挥员对战场的感知和行动能力。
3．指挥与控制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时间
C2概念产生的关键需求就是处理战场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么C2的职能就是简单的资源管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行动3/4的因素隐藏在迷雾或者不确定性中，需要指挥员有敏锐的分辨能力去判断。不确定性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所不知道或不能确认的东西。通常，在战场态势中会存在大量的未知因素，即使是最佳战场情况亦如此，这些因素源于对敌人情况的不了解，对周围环境的不了解或者对我方的不了解。即使我们获取了真实、正确的信息，我们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们能从获取的信息中推断出真实的战场情况。例如，推断敌人的意图，即使我们从可获取的信息中进行了正确合理的推断，但对于无数可能的偶然性事件，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件会发生。
总之，不确定性是战争的本质。尽管我们通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使用，努力减少其不确定性，把战争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我们可以驾驭的水平，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第一，战争本质上是人的行为，人类的战争活动离不开人的本质和天性，它易受人的行为特征的影响，包括人的个性、情绪、行为的不一致性等。人的行为，不管是友方还是敌方，都是不可预测的。第二，由于战争是独立个体意志上的复杂的对抗行为，我们不可能确定我们所期望的事件一定能发生，也就是说战争活动的复杂性与交互特征产生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存在于战场环境状态，它也是战争与生俱来的副产品。
C2的目的是把战场指挥员所需要处理的不确定性问题减少到可以驾驭的程度，或者指挥员们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程度。虽然我们尝试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使用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有一些知识是我们缺乏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自身知识的缺陷，必须理解是什么导致了不确定性，并且根据我们所了解掌握的情况诉诸行动。
确定性不仅是数据信息的函数，而且也是知识与理解力的函数，虽然数据和知识在概念上都是信息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数据是信息和知识的原材料，信息和知识源于对数据的处理，但并非所有数据都产生知识，只有正确的数据与对数据合适的处理才能够产生知识，不正确的数据或不当的处理手段会阻碍知识的获取。因此，减少不确定性的途径与方法不可简单理解为增加信息流，关键在于信息的质量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影响C2的关键环境要素之二是时间，时间对C2的重要性仅次于不确定性。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战场态势知识来降低不确定性，但在减少不确定性的途径上存在一个悖论，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就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收集和处理信息，这就导致三个方面问题的出现：一是在战争中我们获取的知识是有时效性的，当我们花时间去获取新的信息时，已经获取的信息就过时了；二是由于战争是敌我双方意志的较量，时间本身对双方来说就是一个制高点，当我们试图得到某一个具体态势的信息时，敌人可能已经行动，在行动过程改变态势；三是现代战争的快节奏从时间上约束信息的获取，使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处理、消化和使用信息。
因此，任何C2系统对时间的需求是绝对的，必须加快节奏，至少要比敌方更快。处理战场不确定性问题和满足时效性要求是C2最根本的挑战。
4．指挥与控制的相关支持
C2的相关支持是多方面的，既有有形的物质，也有无形的机制、程序与规章制度，总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硬件支撑，即有形物质，包括支撑C2的系统、C2装备及保障设施等；二是软件支撑，包括C2相关的程序、技术指导、条令条例等；三是C2的人机结合，即教育与训练。有效的教育和训练帮助建立C2规范，是部队各级指挥员在战斗中采取合适行动的保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军事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军事理论的变革，在C2基础上出现的新概念、新术语令人眼花缭乱，其主流脉络可描述为C2→C3→C3I→C4I→C4ISR，这些概念、术语的产生和消亡过程也呈现加速的趋势。一个概念的出现往往伴随一种理论或技术的变革，同时带动军事力量建设的系列调整，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些概念演化的本质与关系，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握新军事变革的本质规律和信息时代军事力量建设的方向。
罗伯特·威拉德指出：除非我们真正把握住C2的整体，并且能够适时地、因地制宜地在指挥员进行决策和控制战斗中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否则所有这些工具的无限潜力都将难以发挥作用。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基本作战职能的正确理解。可以看出，罗伯特·威拉德认为C2是一个整体，是基本的作战职能。如果C2已经构成一个整体，那么，C3、C3I、C4I和C4ISR等这些概念又构成什么呢？所以有必要分解剖析这些概念，再理解这些概念同C2的关系。指挥信息系统（C2→C4KISR）演化的本质联系如图1-6所示。
C4KISR的全称为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杀伤（Kill）、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和侦察（Reconnaissance）。这些概念的演化发展代表了军事指挥系统建设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重点建设内容与方向，如最初的C2系统建设；紧随其后的是通信系统建设，产生C3系统概念；在计算机技术发展成熟后引入指挥系统进行信息和情报处理，加强了C3系统的能力，衍生出C4I系统概念；直至今天发展到军事指挥系统的前端（侦察、监视）建设和末端建设（杀伤），形成C4KISR系统概念。这一概念演化的过程是军事指挥系统逐渐拓展和完善的过程，但并不是改变本质的过程，仅仅只是C2系统的完善、加强、拓展和提高，如C2到C3是完善最初C2系统在通信上的短板，从C3到C4I仅仅只是一种加强，通过引入计算机进行情报信息处理加强了C2系统的能力，而从C4I到C4KISR是C2系统的拓展，从传统的核心业务拓展到前端的侦察监视和末端的杀伤能力。
图1-6 指挥信息系统（C2→C4KISR）演化的本质联系
从上述演化可以看出，尽管这些术语并列组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概念，但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并列对等的关系。C2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且贯穿其他各要素和业务活动，如在通信组织、情报处理、侦察监视和火力杀伤上都离不开指挥与控制活动。可以说C2是军事指挥系统的“内核”，所有其他概念都是这一“内核”的派生。C2的派生概念在不断的演化中，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形态的演化，新的派生概念会层出不穷，但这些概念并不改变C2的本质，只是加强、拓展和提高C2的能力。C2与其他相关术语的关系如图1-7所示。
图1-7 C2与其他相关术语的关系
在21世纪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中，这些抢眼的新概念术语似乎代表了变革的方向和潮流，但事实真如此吗？通过上述分析，这些新的概念术语仅仅只是军事指挥系统内核——C2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派生概念，这些概念的演化说明了C2在不断地完善发展和提高，但并没有改变其本质。C2本质的改变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而其他要素（如通信、计算机、杀伤等）的革新往往是C2变革的催化剂，可以说，这些新的概念术语并不代表军事变革的潮流和方向，但它们会催生出新的C2方式，改变传统的C2要素。在军事指挥发展史上，C2的变革经历了两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变革：一是拿破仑组建正式参谋机构，完成指挥与控制职能的首次分工，使得指挥员专注于战场的指挥决策问题；二是C2系统的出现，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军事指挥一定程度上的自动化，更进一步解放了战场指挥员，改变了传统的C2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军事变革暗流涌动，世界各国都在力争抢占新军事变革的制高点，那么，军事变革的制高点在哪里？是武器装备的革新，还是侦察监视手段的拓展，或者通信与情报处理的改变。不可否认，这些方面都是新军事变革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军事力量建设的主要方向，但这些并不是军事变革的制高点，军事变革的核心在于C2，C2才是新一轮军事变革的终极目标。谁能在新的军事变革中率先突破传统C2，建立敏捷的C2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同步C2，谁就占领了新军事变革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