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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昌因为定都而获得的崇高政治地位并未持久，到曹操平定袁绍势力后就开始有所转变。建安九年平定邺城以后，可以看到曹操行止以邺城为中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见表1-1）。
表1-1 曹操以邺城为中心的行止
续表
自从曹操占领邺城，就很少前往许昌了。这期间，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
同传载诏书云：“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很明显曹魏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邺城。此道策命也是到邺城向曹操宣布的。同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曹魏已经无疑开始在邺城落地生根了。而且曹魏的部曲家属也开始不断迁往邺城，“（梁习）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三国志·李典传》中也有对部曲家属以及将领质任迁邺的记载，邺已经成为军事控制的中心。曹操后期以邺城为中心，这一点前人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
这里不拟赘述，而许昌地位的变化却较少有人注意。
许昌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汉献帝已不能改变权入相门的状况，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演变成霸府政治。而当霸府迁往邺城后，都城许昌的政治地位下降就成为无法挽回的结局。这期间有两件事约略可以反映许昌作为都城，其地位的下降程度。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在曹操势力迁至邺城后，许都的地位一落千丈，其监控也有所下降，这正是此次起兵的直接原因。有关此事的经过，裴松之注更为详细。
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纪字季行，少有美名，为丞相掾，王甚敬异之，迁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因以间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文然等率杂人及家僮千余人夜烧门攻必，祎遣人为内应，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为谁，以素与祎善，走投祎。夜唤德祎，祎家不知是必，谓为文然等，错应曰：“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祎，其帐下督谓必曰：“今日事竟知谁门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会天明，必犹在，文然等众散，故败。
此段史料《初学记》卷19《人部下·奴婢》引《三辅决录》作“伍必”，而《艺文类聚》卷35《人部十九·婢》亦引《三辅决录》作“王必”，按王必为是。这件事影响极大，王必仅为丞相长史，这时却能够总揽许昌防务，其人《三国志》中无传，虽云曹操旧将，但其地位较低，在此之前也没有关于其事迹的记载。而许昌仍然是汉献帝的都城，仍然是全国表面上的政治中心，由如此微不足道的人负责它的治理与防御，令人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在发生如此变乱时，曹操似乎并未前往许昌处理善后事宜，如此有恃无恐，一方面固然因为事件已被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许昌地位的下降。
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曹操把邺城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后，他一直以来建立的统治集团也无疑迁到了那里。其帐下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荀彧、夏侯惇等尽管任汉官，但这时不会长期留在许昌是肯定的，否则许昌防务就不会由丞相长史王必负责。也就是说，曹操在邺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许昌的行政机构。从此邺城和许昌就有了两个统治系统，而在许昌的汉百官，地位自然远远不能和居于邺城的魏百官相比，且重要的汉官也迁到邺城，如夏侯惇等。
事变发生后，曹操仅仅因为丞相长史王必的死，诛汉官如草芥，汉百官的地位下降到如此地步，许昌作为汉都城的重要性降低也就可见一斑。建安二十五年许芝劝曹丕称帝时云：“今汉都许，日以微弱，当居许昌以失天下。”
汉自从都许后微弱形势有目共睹，这里应该反映了汉都城许昌地位的逐渐下降。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时，曹操甚至提出迁都的主张，《资治通鉴》载：
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羽威震华夏。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亦载此事。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正在八月，此事对曹魏的震动尽管较大，但是正如蒋济所说，“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奇怪的是关中营帅许攸率众叛乱时，曹操乃欲亲征。“关中营帅许攸拥部曲不归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宜招怀攸，共讨强敌’；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
此事与关羽进攻襄阳在同一年，曹操为何避重就轻？并且此年年初曹操亲往汉中迁出夏侯渊军及居民，被曹操比为“鸡肋”的汉中，其地位之轻可见，然仍亲自前往撤出居民。他十月到达洛阳，却并无亲征之意，“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将起建始殿，伐濯龙祠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逝，然关羽却是在去年八月以前就进攻樊城了，曹操已然使徐晃救援，“魏王操之出汉中也，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没，晃前至阳陵陂”。
可见在刘备进攻汉中时，关羽也已经开始进攻襄阳。徐晃尚未一战，曹操却已开始筹划迁都。“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接应，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军摩陂。”
其所根据大约为《三国志·武帝纪》，然而《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条则载：
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曰：“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此事《三国志·桓阶传》亦有载。曹操军于摩陂，乃是为徐晃制造声势，并非行至摩陂而关羽已败。事实上摩陂在汝水以北，襄城与郏县之间，位于颍川郡西部，离樊城尚远，如何能形成声势？曹操不欲亲征较为明显。
再看曹操迁都之事，“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
这时河北所指自然是邺城了，政治中心早就迁到了邺城，许昌的地位到建安末年本就无足轻重，所以曹操才会提出此议。另外迁到邺城则更容易实现对它的控制，建安二十三年许昌的事变，或许也是一部分原因。很明显，许昌此时已经失去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自从魏迁邺后，这里早已不是政治中心。“又曹操奉献帝都许，而身常在邺。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而身常在晋阳，与曹操相似。”
霸府的转移，傀儡都城也就失去了它政治上的实在意义，“这样，曹操就把汉献帝朝廷搁置在许昌一隅，在邺城放手发展自己的势力，使邺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只是在诸侯尚无人称帝的汉末，许昌仍然还是一面旗帜。
随着汉末的定都，许昌一跃成为当时混乱局势的航向标，从一个普通的县城转变为天下瞩目的政治中心。但是这种状况大约只延续了十年，到曹操战败袁绍，占领邺城以后，许昌的地位逐渐被邺城取代。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许下屯田却并未因此而废弃。也就是说许昌仍然是重要的粮食基地，建安二十三年暴动事件中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所起作用极大。典农部的屯田客被武装起来，成为平定这次叛乱的主体，这里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屯田民是一定的。它的经济地位依然存在，而这正为以后的再次回升准备了条件。事实上到了曹丕时期，许昌在一再的征吴战争中重新成为重镇，但这些只限于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许昌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到此已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