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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许的过程看，《三国志·武帝纪》云：“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
《三国志》中能见到的仅此一条。曹操在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定都问题。许昌在东汉时地位并不突出，似乎仅因董昭一语，即确定为都城。
洛阳的残破是无疑的，《后汉书·董卓列传》云：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更重要的是曹操的实力在中原群雄中仍相对薄弱，很难延伸到洛阳。兴平元年（194）曹操进攻徐州陶谦时，“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
此次兖州叛乱直到195年底才基本平定，而兖州这时的统治尚不稳固。吕布投向盘踞徐州的刘备，仍然是曹操在兖州的重大威胁。而这时曹操的势力仍然局限在兖州，很难延伸至洛阳地区。“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众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
曹洪西迎天子时，“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曹操西迎天子，虽在文献中寥寥数语，但其间并非一帆风顺。东归后的东汉政权，虽驻跸洛阳，早已失去了统御之力，其处境甚至不及一个普通的割据势力。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经历了董卓之乱的洛阳，早已失去都城的荣耀，成为一片废墟瓦砾，而汉献帝的流亡政权，对于各地方势力而言也不再是天下归心之所在，公卿将相在乱局中失去了最后的尊严，朝不保夕，实际上已无异于一群流民。与此同时洛阳一带势力仍然较为复杂，盘踞在河内的张杨则是洛阳周边最大的威胁。
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因杨上还印绶，拜骑都尉。时太祖领兖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太祖上事，表荐太祖。……天子在安邑，昭从河内往，诏拜议郎。
此事的时间为汉献帝兴平二年，张杨仍然是曹操不能忽略的势力。“（建安）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
直到四年后张杨势力才被曹操消灭，这已是定都数年后的事了。对于曹操而言，初迎献帝时，实力并不雄厚，遽然直接与洛阳周边割据势力发生冲突实无必要，且其以兖州势力突然西进，是否有能力稳固这片兵锋初至的地区尚未可知，西进的目的既已达到，回撤自然成为其不二选择。
曹操虽然以兖州起家，但兖州北接袁绍，东临刘备、吕布，南靠袁术，可谓群狼环视，条件并不比洛阳好。并且曹操迁汉帝都许时，仍然要考虑杨奉的态度（下文有述），若直接迁入兖州，拥汉帝以为己有，则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
许昌这时却没有这种情况，向西基本上没有劲敌，尽管有杨奉居于梁，毕竟实力有限。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梁县为河南尹下辖，在汝水之滨，位于汝阳与临汝之间，相对比较靠近许昌。同时也可以看出在都许的建议下，曹操所顾虑的只有杨奉，并在定都后不久就将其剿灭。向南汝南尽管受到袁术势力的影响，却是曹袁两股势力的缓冲带。向北则只有遥遥相望的河内太守张杨。所以许昌在曹操控制的范围内成为定都的不二选择。并且颍川的地理环境，使这里在诸侯纷争的过程中，成为无主之地，“（荀彧）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
颍川地形无险可守。
州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宽平，耕屯有赖。曹操挟天子于此，北并幽、冀，南抗吴、蜀。说者曰：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许亦形胜之区矣。
许昌地理位置的优势赫然可见，并且这里环境及水利资源成为以后屯田的重要条件，后文有述。定都后的最大的优势自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此点前人多有论及，故不做赘述。
首先，定都许昌便于对颍川人才的吸引。许昌既然是颍川郡下辖，东汉末年，汝、颍为名士之乡，汝南有许劭兄弟的“月旦评”，而陈寔在颍川地区的影响也极大。“（王）烈通识达道，秉义不回。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见烈器业过人，叹服所履，亦与相亲。”
选择这一地区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名士们的意愿，而这对于收揽此地的名士自然有很大的作用。曹操尽管试图打破东汉的用人模式，但其帐下谋士仍然以名士为主，唐长孺指出：“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
已有之荀彧、戏志才，以及后来的荀攸、钟繇、郭嘉、陈群、枣祗等皆为颍川人，很明显曹操帐下之谋士是以颍川籍人为主体的，徐德嶙曾有统计。
除荀彧外，其余皆为建安元年以后投入曹操帐下，可以看到曹操在招揽颍川士人上的成效。
（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太祖始迎献帝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
颍川人士在曹操阵营中地位举足轻重，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大体是在定都许昌以后，这固然有其互相举荐之功，而其都许的决策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赵俨等人的回归，固然出于其对曹操未来发展的看好，同时许昌成为政治中心，也使其看到回归本土在仕途上的优势。颍川名士一改以前外出避乱的态度，纷纷返回故乡了，不仅如此，全国的士大夫都向这里聚集。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
祢衡的选择应该也是当时大量名士的走向，汉末大乱，名士奔窜四方，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军阀统治区是所有人的选择，刘表居于荆州，本无远图，犹能招揽大量名士，形成荆州学派，
曹操此时的政治才能已经显露，从其为大量名士看好可知，从此许昌开始成为名士们趋走的目的地。尽管汝、颍皆为名士之乡，但定都在颍川却是必然的。
汝南受袁术势力影响颇大，而曹操此时尚无必要和实力与相对较强的袁术对峙，且袁绍、袁术为汝南望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
则袁氏在汝南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赘阉遗丑”的曹操，在汝南的声望也是无法与袁氏相抗衡的。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袁绍虽远居河北，但在汝南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定都许昌后，曹操仍然遭到汝南人士的强烈抵制，可见汝南一郡在袁曹争霸背景下态度之明确。
同样作为名士之乡的颍川却一直没有得到袁氏的重视，所以才会出现颍川士人出走逃难时很多走向困守一隅没有前途的荆州刘表，王粲曾云：“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
与此相反，汝南士人则大多比较倾心于二袁，《满宠传》中汝南袁氏门生宾客拥兵拒曹之事可见一斑。
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
袁绍在河北，却出现这样有意识地南下组织汝南名士北上之举，缘于其对汝南有着特殊的关照，在这一政策下，汝南士人亦以袁绍为其进身台阶，和洽的选择很明显在汝南士人中属于例外。和袁氏相比，曹操难以吸引汝南士人，那么这时定都汝南则是有害而无利的。
定都许昌以后，曹操即以此地为中心，开展他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军事征讨活动。许昌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中心，至少是表面承认的政治中心，汉末的群雄仍然必须承认高居庙堂的汉献帝。定都许昌的当年，曹操开展了一项为许昌以后的地位带来深远影响的活动，那就是许下屯田。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关于屯田的这条史料，前人已频繁使用过。屯田以许昌最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显著，又使此地成为曹操军事活动的重要物资中心。关于许下屯田，前人已做出极为丰富的研究；但因本书需要，仍不得不做简单介绍。
许昌这时尽管作为东汉的都城，但其地方行政仍然在颍川郡治下，《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颍川典农中郎将屯田许下。”
高敏指出：“早在曹魏时，凡有民屯的郡或国，均设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或设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二者均相当于郡国守、相，均主管该郡国内民屯。”
郑欣对许下屯田也做了较多的研究，其中明确指出许下屯田为民屯。
这一点应没有疑问。另外，他对许下屯田的规模也做了概括：“总之，约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这大概就是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规模。”
曹丕时期为了征吴，屯田的规模还应该有所扩大，从这里可以看出，许昌的地理环境赋予它成为粮食基地的优势。
尽管后来“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但其成就和持续时间恐怕都不能和许下屯田相比，“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
很明显许昌的屯田已经使许昌成为曹操征讨天下的物资中心，其经济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极为明显。许昌到这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曹魏政治经济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