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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体制下，皇权传递是王朝最易产生变动的契机，魏晋时期的表现尤为显著。权力的传递一般集中体现于立储与皇帝去世两件事情，历来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从西周以来建立的宗法制核心内容，但事实上历朝历代少有严格遵循者。三国时期，孙权虽立太子孙登，犹宠鲁王霸以危之，曹操立曹丕为世子，而曹植地位特殊，太子以外，偏宠宗王的存在使这一时期本即多变的政治更为不安。如果说立储是矛盾的长期博弈，那么皇帝去世则是矛盾的集中爆发。正常状况下皇帝在位期间，统治越稳固，则矛盾越积压，皇权的新旧传递，恰是统治最为薄弱的环节，亦为政局最易发生变动的关口，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化恰均借这两个层面凸显。
曹操长子曹昂早死，后盛宠曹冲，亦早夭，此后方为曹丕、曹植的争立。以地位而言，曹丕居长，本应为世子，而历来对二人的争立，多以同情曹植立论，从而污秽曹丕成为主流。究其原因，更大的可能性在于曹植的文学成就，曹魏以后综两晋南朝，曹植的文学成就被不断抬高，东晋后期乃有“才高八斗”之说，由此愈发认为其理应在立世子之争中获胜，此倾向愈重，对其失败的同情亦愈生，则愈增对曹丕的厌恶，由此曹植的夺嫡行为被全面正当化。曹操的每次出兵，曹植的歌功颂德被视为才能的彰显，而曹丕的真情流露反而被视为饰伪。
如此仅为立世子时期的争端，则曹操死后，曹植在曹丕即魏王位时造成的压力亦不在小。
（陈矫）从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
这里说的“爱子在侧”主要指曹植此时随军在洛阳，这一突发事件对曹丕的权力继承提出了挑战，可以看出其即魏王位的仓促。
曹丕去世，曹叡虽年幼而立为太子已数年，更兼其个人才能的出众，最终稳定了局势，但明帝死时却使曹魏政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最终未能越过这一难关而致为司马氏移鼎。通行的看法以为高平陵事变是魏晋的转折，事实上这一转折恰应在魏明帝病重的景初二年底，种种迹象表明司马懿应是通过政变获得顾命资格，此后的曹爽不过是其傀儡而已，三少帝时期的曹魏，早已政归司马，这只不过是司马氏在酝酿称帝的序幕而已。
西晋的政局正如武帝时期“探策得一”一样，真正稳定统治的仅晋武帝一朝，然而这样一个开国之君，却长期遭遇其弟齐王攸的威胁。目前对于西晋局势中“齐王夺嫡”的提法仍存争议，但齐王确也直接影响到晋武帝立储，甚至武帝一朝的宰辅转换乃至伐吴之役或均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齐王攸在司马昭时既已几乎取代司马炎成为储副，
此后在武帝实现禅代后，在立储问题上的最大争议即为太子与齐王的问题。推测司马昭时或确有立齐王之念，而为其联姻朝中重臣贾充，而当时的司马炎却仅得娶寂寂无闻的杨文宗之女。武帝时期齐王对太子之位的威胁达到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牵扯整个晋武帝时期朝局的走向。
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故举朝争之，争晋存亡之介也。
这种看法是西晋以后史家的普遍态度，
所谓“惠帝不慧”与“孽后盗政”，均为在这一历史抉择下产生的后果。晋武帝排斥齐王攸的态度在西晋应较为明确，大量朝臣对太子智力的质疑，事实上均为支持齐王的举动。贾充与齐王的联姻使其在这一背景下处境尴尬，泰始年间晋武帝正是通过出镇关中迫使其嫁女于太子，咸宁二年（276）的剧变仍由齐王而起，朝局的转折表现为贾充的弃用与全面扶植杨骏，直至贾充死后，武帝乃痛下杀手铲除齐王及党羽。贾充的不可信决定了元勋朝臣的无法依赖，杨骏的崛起对西晋而言，实为政治中新体系的建立，虽然在武帝的扶持下太康年间“三杨用事”，全面起用寒士群体，但这一体系基础的薄弱，在武帝去世后全面体现，反手之间为宗王剿灭。
齐王的夺嫡在伐吴问题上亦有体现，虽为司马昭次子，但因过继于司马师，羊祜莫名成为齐王之舅，这一地位造就了他的不幸，“堕泪碑”的成名正是对其一生不幸的写照，全面经营伐吴却不得其志，直至其病重后武帝却突然下诏伐吴，统帅竟为一直坚决反对伐吴的贾充，更有毫无资历的杨济为副。更为奇怪的是贾充一生言行谨慎，却在伐吴问题中态度坚决，且显得毫无理由，或许这正是他在失去武帝信任后采取的自保措施，亦更加体现咸宁年间对孙吴的军事活动直接牵涉齐王夺嫡及太子地位的问题。
此后惠帝时愍怀太子的话题成为另一个导火线，矛盾的积重难返，固然并非因为废愍怀太子产生，但这却是矛盾爆发的契机。赵王伦借此废贾后、屠戮群公，西晋政治中被压抑了近十年的宗王势力再度膨胀，西晋陷入动乱。
总体而言，魏晋两朝虽从分裂到统一，但帝国的统御并未随着这一局势加强，晋武帝前期的权力调整，甚至仍可视为司马氏作家门的延续，长期的战乱带来了观念延续性，帝国在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