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隔代修史的书写，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为在本朝基础上对前朝的态度。西晋政权建立后，这一话题更为敏感，司马氏政权源出于魏，对此事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本朝政权建立之初合法性的反思。

晋史曲笔在历来隔代修史中最为显著，虽今传《晋书》为唐人撰写，但其底本仍为旧《晋书》及晋人旧著，采择之间并未多加驳正。刘知幾称：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认为唐修《晋书》沿用南朝文学轻薄之风，失史家之正。王鸣盛在论及太和二年曹真、司马懿伐蜀之事，对于晋人夸词而唐修《晋书》未能驳正殊感疑惑。 唐修《晋书》对旧史的沿用，固然使其保留了诸多旧史遗墨，而旧史中因时代原因导致的不实记载却也在延续，并对错误的历史认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晋桓温觊觎皇权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明晋之顺天应人的合法性，是这期间最为代表性的看法，在处理魏晋革代时，否定了曹魏的合法性。

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对于三国，乃以蜀汉为正统，而将曹魏视为篡逆，从而渲染司马懿窃魏之鼎为拨乱反正之举。 正史的记载往往以开国之君开篇，魏晋两朝的霸府政治将这一问题复杂化。奠基者与开国者的分离为史书的撰写提出了难题，奠基者才是功业的集大成者，如何在前朝历史下书写本朝奠基者的功业？司马懿之于魏犹曹操之于汉，但二者又存在很大区别，曹操的移汉基在扶汉过程中完成，而司马懿无扶魏之举却有移魏基之实，否定曹魏成为唯一的选择。习凿齿的态度在司马懿的书写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痕迹。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建安六年，汉政已在曹操掌控中6年之久，仕汉与事曹已无本质区别，司马懿何至于既应汉举而在事魏问题上如此态度强烈？叶适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加以否定， 周一良认可其判断，大体此材料为晋人曲笔应无疑问。

事实上该记载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晋史如何在否定前朝的基础上渲染本朝奠基者的功业与远见。曹魏的书写与司马懿的塑造，明显给晋代史家出了难题，事实上他们处理得并不完美。

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这段材料明显在于塑造司马懿观天下大势的能力，辅以此前在曹操破张鲁时建议入蜀之举， 极力塑造在曹操帐下具有远见卓识而不得其用的遭遇， 但忽略了此前塑造的其不愿事魏的态度。一面是其不愿事魏的政治道德的坚守，另一面却是其在曹操帐下急切谋求上升近乎谄媚的形象，而这同出《晋书·宣帝纪》，《晋书》虽为唐修，但终以旧《晋书》为底，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在曹魏及西晋材料中大量存在。郑樵称“《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 这只是针对高平陵事变后诸人评价问题所发议论，事实上在此前多处记载也有相似的情况。

回到明帝末年之事，历来史家只能以所托非人视之，而改变明帝决策的孙资、刘放自不免为史家所贬抑。但在《孙资别传》中保留一条材料，与一直以来的孙资形象多有不同。

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资曰：“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所载，皆圣听所究，向使汉高不知平、勃能安刘氏，孝武不识金、霍付属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帝曰：“然。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谁哉？”资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圣，凡所进用，明试以功，陈平初事汉祖，绛、灌等谤平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以吹箫引强，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后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给侍中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乃见亲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质直，特见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之’。平、勃虽安汉嗣，其终，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吕须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此诚知人之不易，为臣之难也。又所简择，当得陛下所亲，当得陛下所信，诚非愚臣之所能识别。”

《孙资别传》今已不存，《隋书·经籍志》亦无载，应在唐前期既已散佚，裴松之对该材料有过评价。

臣松之以为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资、放被讬付之问，当安危所断，而更依违其对，无有适莫。受人亲任，理岂得然……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

按裴氏语，似《孙资别传》为其后人所著，然今已无从考其作者，孙氏后人在裴松之之前有治史之能者，东晋孙盛或有可能。裴氏以“出自其家”为由轻易否定了这段史料的价值， 其缘由颇为明确，“案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室之亡，祸基于此”。但明显他未能考虑到，刘宋时期所见诸魏晋史书，存在被西晋篡改的可能。

这段材料所反映的恰是魏明帝遗诏辅政事宜，颇为重要。考孙资、刘放为人，多有临机决策之能，非徒以媚主居位。 论及明帝就辅政人选咨询孙资，孙资并无明确的人事提醒，所提建议不过是“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最终在辅政人选上，亦不过主张“宜以圣恩简择”，以孙资、刘放之才识，辅政任命如此重大之事，别传所载考之场景，当更近其实。燕王宇授职大将军在景初二年底，或正是在这一建议下的举动。《刘放传》载顾托场景：“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 这一段描述恰与郭颁《世语》相似，模糊了诏书改易与司马懿入洛的时间差，恰似燕王宇等人免官时，司马懿已然到京。

孙资、刘放二人在明帝辅政人选改易过程中有所参与是可以确定的，但二人应并非完全为司马懿党羽，这在二人此后境遇中可以得知。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对于全面倒向司马懿之蒋济，多有褒赞之词， 而对二人事迹却惜墨如金，甚至以佞幸视之。 观二人仕魏经历，“魏国既建，（刘放）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 此前孙资有“参丞相府军事”之职，至魏明帝时已历仕三朝，长期主持中书省，且得封侯，在明帝全面排挤司马懿的情况下，倒向后者的可能性极小，或许这正是二人在此后史书遗丑的原因。

何进诛阉宦，袁绍虽劝召董卓入京，但非董卓之党，明帝立辅政之人，孙刘纵然劝召司马懿，恐亦不可据此判断为后者之党。西晋著史如前文所述，力图在否定曹魏正统的基础上，淡化司马氏以魏臣取魏的叛逆之举。而在决定历史走向的明帝辅政安排事件中，即试图抹去司马懿的政变之举，又需为辅政改易寻找理由，而孙资、刘放二人既介入此事，又非司马懿亲党，遂成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裴松之称：“魏室之亡，祸基于此。”于是曹魏灭亡，二人成为直接罪魁，似已并非司马懿。

在晋史书写的塑造下，正始政治成为曹爽一人表演的舞台，其独断专行、倒行逆施，司马懿的高平陵事变似已并非为夺权，而是挽救曹魏的正义之举。

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倢伃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

如此僭越、污秽的描述，其捏造之迹甚明，前揭郭颁《世语》所载曹爽又与之形成对比：“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汗流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贬抑曹爽述其庸懦，述司马之正又称其专断，晋人治史乃首尾不能相顾。李慈铭有过如下的评论：“《爽传》极言其罪状，而评止云沉溺盈溢，犯道家之忌，可知传文皆本当日国史司马氏诬加之辞，其非实也，知陈氏之所以为良史。” 大约污秽曹爽是晋人撰史无法回避的问题，陈寿撰《三国志》亦不能免俗，仅在史臣曰中做出最大限度的克制。

与此同时对曹爽党羽的污秽也在全面进行，虚诞浮华乃成为他们的标签， ^[1] 相对于大量污秽之词，正面的描述仅偶尔可见，但亦足以颠覆伪造的记录，如臧荣绪《晋书》对曹爽选官颇为赞许。

鲁芝字世英。耽思坟籍，研精稽古，自三代之奥典，圣人之微言皆赅览焉。大将军曹爽辅政，高选贤明以为官属，延芝为司马。

在俯拾即是的负面描述中，此类记载虽无事实为据，亦甚为珍贵。“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 明确指出了何晏在选官层面造成的恶劣影响，达到“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的程度，在铺天盖地的贬抑描述下，或许今天已经很难明确了解该群体的作为，然而在西晋惠帝时期一次指斥选官猥滥的上书，却透露了另一面的信息。

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故明扬逮于仄陋，畴恣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

此次上书是在汝南王亮辅政期间，亦即惠帝即位之初，西晋进入八王之乱前期的动乱中。此时有关曹氏司马氏之争的话题早已冷却，话语的限制自然也有所放松，有理由相信，傅咸对何晏居吏部尚书时情况的描述更接近事实，而他恰透露出何晏任官的称职。而作为曹爽党羽的李胜，似亦为干吏。

胜前后所宰守，未尝不称职，为尹岁余，厅事前屠苏坏，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堕，正挝受符吏石虎头，断之。后旬日，迁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败也。

何晏、李胜的形象与诸多的僭越、秽乱私室、侵占民田、挟私报复等等罪名形成对照，司马氏在代魏过程中对曹魏全面污秽，致使今人只能从残篇断简中摸索史实。

在这样铺天盖地的不实记载轰炸下，曹魏的政权俨然已被曹爽控制，似乎其倒行逆施的行为仍在变本加厉，“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 幽禁皇太后，司马懿以“正直之士”乃不能与之同流合污，终于被曹爽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历史的改写亦有其内在逻辑性，曹爽正是在此类记载下从僭越走上反叛。

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

曹爽酝酿举兵谋逆，司马懿起兵，挽救曹魏政治于倒悬，一次纯粹的政变，被描述为救国行为。历来史家对晋人书写曹魏历史尤其正始年间史事，持保留意见，前揭郑樵之语、叶适的推断，至明时王夫之再论。

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皆司马氏之徒，党邪丑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异己而树援也，所以解散私门之党，而厚植人才于曹氏也。卢毓、傅嘏怀宠禄，虑子孙，岂可引为社稷臣者乎？借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马懿，而唯言莫违，爽可不死，且为戴莽之刘歆。若逮其篡谋之已成，而后与立异，刘毅、司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与有为也，魏主叡之不知人而轻讬之也。

史家的深恶痛绝，在于晋人肆意捏造，颠覆了史学本身应有的态度，同时铺天盖地的伪造史料，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考证进行辨伪，但为我们探求真实历史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前人在辨伪层面已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考实层面却一筹莫展，最终仍不得不服膺于伪史。

魏晋革代期间的历史，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中成为最晦暗不明的环节，晋人在污秽曹魏历史层面，无疑做得极为成功。从史事的记载看，大体大规模造伪起于明帝末年的托孤，高平陵事变后政归司马已是不争的事实，其间的正始局势至今难以考实。这些书写，恰都是在西晋时期淡化谋反窃国与塑造司马懿的话题下进行。 aBEZACWGjk4OX9trqzoNCMWDPEyMhdbrdhu2QRuD2Pcmd6PJDY9cS2lGr4goB5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