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在曹丕时期得到短暂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然而在魏明帝即位后却急转直下。伴随着曹叡对宗室的信任，司马懿在朝中的地位被全面边缘化，远离朝堂，使其虽居顾命之名，却无法染指曹魏的核心权力， 而这在魏明帝死前却出现了变化。

景初二年底辅政大臣的设置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转折，这恰决定了以后曹魏政治的方向。裴松之称：“魏室之亡，祸基于此。” 裴氏这一看法与此前一直以高平陵事变为转折之说相左，但无疑他发现了景初二年底的事件对此后历史进程的影响。对此过程的描述，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汉晋春秋》。

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这段材料极为详细地描述了魏明帝临终的顾命设置及改易过程，大体最初设置的顾命群体为：燕王宇、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此后改为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孙盛在评价魏明帝时，多所赞扬，唯对其临终时不重宗室有所非议。

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孙盛之语或出自《魏氏春秋》，所谓“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应指其临终顾命的安置，指出这是曹魏政治转向的直接原因。前人研究魏晋易代极少参考孙盛之语，而对此次辅政改易及其影响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此后的高平陵事变，恰恰由这次辅政改易造成。孙盛固得其实，但经历西晋一朝后，曹魏历史多所增删，其对明帝如此评价，亦不过“闻之长老”而已。 那么他所说的不重宗室，故不会指此前的安排，此点从改易前诸人的身份即可看出：燕王宇为曹操之子，夏侯献无考，但出自夏侯氏无疑，曹肇为曹休之子，曹爽为曹真之子，秦朗为曹操继子。曹叡的安排紧密围绕曹氏家族及以之为核心的势力，改易后最突兀的情况莫过于司马懿的介入和大量曹氏宗亲的退出，直以孙资、刘放的影响为其原因似显简单，或由记录不全，或因西晋时期的有意为之，但这次顾命的转折无疑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信息。

改易事件的原因，据《汉晋春秋》，以孙资、刘放与秦朗不睦，故趁燕王宇等防卫空隙，见明帝使召司马懿回朝，几经变换，终于免燕王宇、曹肇、夏侯献、秦朗之职。这次不起眼的宰辅改易，直接将司马懿推上了曹魏历史的制高点，有关这次改易的过程，《三国志·明帝纪》《三国志·刘放传》《晋书·宣帝纪》等多有记载，加以裴注引《汉晋春秋》《魏略》《世语》等，材料颇为混杂，这里先由《刘放传》入手。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

似在燕王宇与明帝任命与推辞之间，刘放、孙资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决定，然后任命曹爽，并召司马懿还朝。据《刘放传》的描述，似司马懿还朝的时间早于《汉晋春秋》的记载，但“太尉亦至”相对于燕王宇等人的免官先后却较为模糊。据《明帝纪》及《三少帝纪》，燕王宇免于十二月甲申，司马懿在次年正月丁亥还朝，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时间分别是12月27日及1月1日。 司马懿还朝与燕王宇的免官时间先后，在这里似毫无争议。

司马懿接到诏书的过程在《晋书·宣帝纪》中有详细记载，却与他处又有差异。

初，帝至襄平，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俛视有异于常，心恶之。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以后事相讬。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

与《三国志》、《汉晋春秋》及《魏略》不同的是，这里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中“三日之间，诏书五至”的记载亦与前不同，结合《刘放传》及《汉晋春秋》，似司马懿接到第一道诏书使还镇长安，第二道诏书即为召还洛阳，这在《魏略》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其五次之说，应为晋人渲染之词。手诏明确准其“便直排阁入”，至少反映了司马懿回朝后为强行入宫，这就使辅政改易留下了刀光剑影的痕迹。诏书的形成需要经历很多手续，而这里直以“手诏”称之，也印证了这道诏书并非手续完整。事实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宣帝纪》在用一道手续不完整的诏书，替司马懿暴力入宫塑造合法性。

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司马懿参与顾命的过程中，时间、诏书等记载多所不符，愈使此事扑朔迷离，他的还朝究竟是否先于燕王宇等人的免官，直接牵涉其在顾命改易过程中，是被动受命抑或主动参与。关于此事的过程似乎郭颁《世语》中给出了完美的回答。

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汗流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廷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

裴松之亦注意到这里记载时间上的差异，“《世语》所云树置先后，与《本传》不同”，但并未重视。这里虽无到京与免官的明确时间，但与各处的差别在于，司马懿入京后才出现顾命改易，且似乎此后方有曹爽的介入，结合《宣帝纪》中的暴力入宫记载，矛盾明显。结合《汉晋春秋》的详细描述，在这次辅政设置过程中明显存在一次政变事件，而这次政变的主宰者恰恰是司马懿。

历来帝王临终帷幄之事，往往直接牵涉政局的走向，因场景的私密，往往难见实录，大体有如下三种情况：史家根据自身理解做出推测；受益者掌权后予以粉饰；或许也存在实录，但这应该是最不可能的情况。就司马氏代魏而言，此次参与顾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称：

魏主叡授司马懿以辅政，而懿终篡也，宜哉！法纪立，人心固，大臣各得其人，则卧赤子于天下之上而可不乱，何庸当危病昏瞀之时，委一二人，锡以辅政之名，倒魁柄而授之邪？

王夫之认为终结曹魏政权实在于明帝的顾命安排，固然他认为曹爽的授任所托非人，但实际上司马懿参与明帝临终顾命才是最关键因素。

陈寿对魏明帝有过这样的评价：“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 褒奖之意明确，与其近乎同时的西晋王沈对明帝也有相似的评价。

帝容止可观，望之俨然。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

考其在位期间，司马懿虽有辅政之名，却遭到全面排挤，对曹魏宗室的扶持与仰仗力度增强，乃至身居嫌疑之地的陈思王曹植，亦在此期间上书求自试， 虽最终并未获得允可，但曹植会选择在曹叡在位时上书，想来原因很明确，正是曹叡的重用宗室，使其看到了重新出山的希望。《自试疏》与黄初四年所上《朝觐疏》口吻出现了明显的区别，其建功立业之心跃然纸上，其后再“上疏陈审举之义”， 虽一再被否决，但曹植的变化恰反映了明帝时期，宗室获得了很大的政治空间。“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 或许陈寿述此只为渲染明帝疏远宗室，而其恰恰反映的是宗室的得势，曹植如此敏感的处境，犹跃跃欲试，自有其背后之因。

魏明帝如此沉毅好断之人，为何在临终辅政设置上狐疑不定？若如《汉晋春秋》，则内外均为曹氏宗亲掌控，魏明帝病重，纵然试图改易，恐亦无力挽回，且此次改易与明帝在位政策近乎完全相左。“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 明帝时期，燕王宇与之私交甚笃，且于宗室中地位特殊，观燕王宇与明帝经历，其入朝辅政，实为明帝运筹已久之举。

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

景初二年夏从邺城将燕王宇征还的目的应正在于辅政，所谓“宇深固让”，虽与《刘放传》呼应，却与《汉晋春秋》及《世语》的记载相左。详观原拟辅政诸人，“肇有当世才度，为散骑常侍、屯骑校尉”， 夏侯献为领军将军、曹爽为武卫将军、秦朗为骁骑将军，这一辅政组合，以宗室长王为主导，宗亲数人掌禁卫，皇权传递时在无外力介入情况下，足以稳固洛阳，从燕王宇还京的时间，可知曹叡筹划此举已非一日，最终却一朝改易，虽云孙资、刘放进谗，亦殊不可解。

事实上在宿卫近乎完全为夏侯献、曹肇、秦朗等人掌控的局面下，明帝纵然欲有所变更，其诏书亦无由得出，《汉晋春秋》的书写明显在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在严密防卫下，一份诏书得出已殊为不易，《宣帝纪》乃称“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固然在渲染司马懿被动参与的处境，却又暴露了其间的不合理。司马懿初接诏书应为催促其返回长安，孙资、刘放与夏侯献等人虽有矛盾， 然明帝筹划多日，何至于二人数语乃突然变策，且禁卫已为燕王宇等人掌控，明帝病重，诏书何由得出？推测孙刘二人乃密信司马懿，最终后者领兵入洛，全面控制局势后做出了遗命的改易。面对司马懿征公孙渊的凯旋之师，洛阳禁卫自然无力抗御，曹魏宗亲除曹爽外尽数免官，司马懿得以成功位居顾命大臣之列，这一过程在时间上与郭颁《世语》记载完全吻合。

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平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如童谣之言也。

童谣类型的材料，产生过程较为复杂，后世对其判断或前出或后出不定，但正史所载童谣，就其文本而言均属之前出，而重在其预言性，且载诸史籍，则多为准确预言，王朝变革导致历史记载的修改又多不及此，故其史料价值往往更为突出。这里提及的“阿公”指司马懿，“不意阿公东渡河”直接透露他的这次入洛为意外之举，暴露了其并非诏书召至的情况，同时也透露司马懿入洛对整个局势的改变，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与董卓的入京存在相似性。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闰月癸丑，月又犯心、中央大星。按占，“大星为天王，前为太子，后为皇子。犯大星，王者恶之。犯前星，太子有忧。犯后星，庶子有忧”。

此次星变固然暗指魏明帝的死，但同时不利太子的占验，自不会指向曹爽。同卷载：“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此次彗星的出现，明确指出西兵东出，不利洛阳，其所暗指，正为司马懿的出兵洛阳事件。

此后在西晋一朝，对这次事件的修订，终于将司马懿这样一个直接参与者剔除，虽仍是直接受益者，却从主动改为了被动，但这些改动，在西晋的历史中仍可稍窥一二，其焦点恰在西晋时《晋书》限断的争议。国史的修撰在西晋时期，是一件重大事宜，武帝时此事即提上日程，然最终不果，惠帝时贾谧为秘书监掌国史后，乃再议此事，然而在限断问题上却仍然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这个从武帝一直争论到惠帝时期的话题，最终从贾谧议以泰始为断。 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嘉平限断与正始限断的提出问题。嘉平限断的提出，原因明确，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全面掌控曹魏政权。但正始起元的理由就很值得推敲，周一良认为，这是荀勖等人赞颂司马氏，冲淡其“弑君”“篡位”色彩的举动， 此后徐冲重拾此话题认为缘于司马懿辅政。 但事实上司马懿在黄初七年即获得辅政资格， 那么“正始起年”的原因则绝非缘于辅政资格的获得。由此推之，则景初二年、三年对于司马氏而言极为特殊，自无人提出太和起元可知，辅政并不在西晋人考虑起元的范围，他们提出泰始前起元的两个说法，出发点都应是对权力的掌控， 不经意间透露了景初二年的特殊性，亦即政变的存在。这就引起对整个曹魏正始年间政治的反思，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景初三年辅政遗诏的重要性，而这些恰恰是在此后西晋诸文献中极力抹杀的痕迹。 bRr6DUE+ce5BpQlFKwQh7sJlYDGkjt40jUcJNWTDrnQJ1ob1id8BqccdxC0JWD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