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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易代，一直以来高平陵事变都被视作转折点，从此以后司马氏掌权，直至十余年后西晋禅代，曹魏政治戛然而止。细考司马懿仕途，在曹操时期一直蛰伏，文帝曹丕时期迅速崛起，然而至明帝曹叡时又受排挤，最终拥有发动高平陵事变的能力，究其原因，与明帝临终获得顾命地位紧密相关。然而在明帝临终时，顾命安排存在一次迥然不同的转向，正是这次转向，曹魏抛弃原本的磐石之固，选择了一条不归路。魏晋革代，高平陵事变固为一条分水岭，但这次顾命的改易却一直未受重视，而此事影响下的正始局势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掘。
魏明帝景初二年顾命的改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历史的演进，如以原本设置，则曹魏历史或许存在废立之变，但终不至走上革代道路。司马懿的介入是最终引发高平陵事变的直接原因，然而前人在探讨高平陵事变时几乎从未曾重视此次宰辅的变更，司马懿理所当然地参与了顾命，于是革代的转折完全系于此后一次看上去的突发事件——高平陵事变。曹叡顾命改易的详细过程，限于材料的不足，更兼两晋在曹魏历史书写中的偏向，已很难完全厘清，但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保留的极其有限的郭颁《世语》的材料，仍然保留了不同说法，为重新认识这一事件及由其引发的此后政治形态提供了契机。
目前研究中，对魏晋革代的研究不乏其人，
或从执政思想入手，或从曹氏、司马氏所属社会群体入手，或从党派与集团入手，最终都以高平陵事变为焦点。相较之下，柳春新对高平陵事变前司马氏仕魏心态的考察颇值得注意，而周一良先生则从史料的分辨入手，梳理魏晋易代的过程，仇鹿鸣著作后出，相对于前人更为精细，同时也在尽力抛开此前的地域、出身、政见等角度，试图发掘出新的道路，但最终仍走向集团分析的路径。
历史本身存在很多的偶然性，一次二选一的抉择，只能看到选择后的结果，却不能回到选择的起点。
曹叡的宰辅改易，是一次偶然的选择，还是一次政变的结果？若为后者，那么此后的正始政治形态怎样，都是值得重新考量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