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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入主洛阳，许昌失去了它分陕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此前正始二年的一件事，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它未来的地位。前文提及邓艾的上书，此次上书主要是为了罢省许下屯田，《资治通鉴》卷74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条云：
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豫之间，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汝水、颍水、蒗荡渠水、涡水皆经陈、蔡之间而东入淮），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益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二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自邓艾提议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在亲自领兵南下，攻废东吴诸葛恪皖城屯田后，步入实施，“帝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废许昌屯田并水南下，而在淮南广兴屯田，从此曹魏对吴的攻势也总体推进到淮南地区，这一地区在此后建立了稳定的屯田。并且就屯田的成就看甚至有超过许下屯田的趋势，从此省掉了千里运粮之苦。自此再也看不到关于许下屯田的记载了，既然已经“并水东下”，则许下的屯田被废弃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没有废弃，由于难以找到充足的水源，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产量的急剧下降，泰始年间罢屯田以前恐怕就已经荒废了。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指出：
然而，典农官的腐败现象从文帝黄初年间开始萌芽，到明帝时期已经成为决定性的了，但军屯田在齐王正始初年却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上面说过，这是宣王司马懿在邓艾的建议下发展的，无需说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付吴国的第一线基地——淮北、淮南的军备。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淮南、淮北的屯田都是军屯，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增强。屯田的南移，使扬州军镇的实力和独立性获得长足的发展，在针对东吴的军事行动中，淮南军队可以直接南下，再也无须皇帝亲征，所以许昌地理位置所带来的战略优势被取消了。尽管战略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但许昌地位的变化却并没有立即显示出来，原因还是在于扬州军镇实力和独立性的加强。
正始以后，从曹爽执政到司马氏掌权，前后对孙吴的军事行动都有所收缩，特别是到了司马氏掌权时期。《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司马氏掌权后全面收缩了对外的军事行动以邀人心。所以战线推进到淮南地区，其优势短时间内并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淮南军镇实力的加强，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带来很大的麻烦。
屯田的南移，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东南方军镇的淮南，其地位陡然上升，大规模的屯田使它能解决自身的军食问题，其独立性大大提高。
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为司马氏造成的麻烦是沉重的。从王凌、令狐愚到毌丘俭、文钦再到诸葛诞，司马氏在淮南的一再叛乱中疲于奔命。王凌最终在司马懿南下时束手就擒，而到了毌丘俭、文钦时，就演化为直接的军事对抗了。
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
司马师征讨时提到，“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此所谓“淮南新附农民”自然是淮南一带的屯田民，因为非军队设置，家属同居，所以在此时尽为毌丘俭所用。“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
文钦、毌丘俭已然溃败，寿春城中尚有如此多人口，其中自然大部分是淮南屯田民的家属。到了诸葛诞时则势力更大，“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
淮南军镇能够成长到如此程度，自然归功于屯田的作用。如此强大的势力，如果直指东吴，则许昌地位下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所指向的却是司马氏，在一再的征讨中，许昌地位得到了暂时的维持。
出征者仍然来自洛阳，战场仍然是淮河边上的寿春，许昌作为行军枢纽的意义仍然存在。司马懿征王凌时，“帝自帅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即以凌归于京师”。
司马懿水军南下，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武丘又称丘头，颍水过项县南下即为武丘，司马懿乃是顺颍水而下，也就说他正是从许昌出发。司马师出征毌丘俭时，《晋书》卷2《景帝纪》云：“戊午，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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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军时死于许昌，可见在征讨淮南时，从洛阳出兵许昌是必经之地。司马昭平诸葛诞时，“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甲戌，帝进军丘头”。
项县及丘头（武丘）皆为颍水所经过之要冲，此次进军顺颍水而行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司马昭仍然发自许昌。许昌居于洛阳东南要冲，在司马氏平定淮南叛乱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尽管屯田的南移从长远来看会导致许昌战略地位的丧失，但在眼前却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对吴的战争，另一方面，对吴战争固然开始以淮南为据点，但在对淮南的战争中许昌仍是必经之地。司马氏不得不为平定淮南叛乱而屡屡兴兵，正是“淮南三叛”暂时维持了许昌的战略地位。
曹魏在从建安年间到文帝、明帝时期，在与东吴的边境上，守将的主要任务仍然在于防守而不是进攻，事实上这是由他们本身的实力决定，不论是襄阳、江夏还是寿春、合肥、居巢以及广陵，边境守将从未发起过有重要影响的攻击。这在《三国志》卷26《满宠传》和卷18《文聘传》等中都有反映，满宠兴建合肥新城正是为了便于防守。所以曹魏发动对孙吴的进攻时，往往都是皇帝亲自率军顺流南下。
但扬州事件最终解决，许昌作为军队出征的必经之地的地位随之丧失。淮南局势的平定，使其成为西晋针对孙吴军事进攻的重要据点，尽管在此后仍然对它保持警惕。
从此直到西晋灭吴，对吴的攻势全面前移，所以晋武帝灭吴，只需一道诏书，琅邪王伷从兖州，王浑从扬州，王戎从豫州，杜预从荆州，王濬从益州，就能数道并进，无亲自领军、千里转战、督运粮草之苦，而坐享灭吴之实。形势改变了，进攻的据点推移到了前线，前线有了足够的实力和所需的物资，许昌在此过程中就失去了它在征吴战争中的战略意义。
曹魏的政治发展，整体经历了北上与南下两次转变，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权本身的发展方向。曹操最初定都许昌不免权宜之计，此后其中心从河南迁至黄河以北的邺城，乃因平定冀州加强统治的需要，同时邺城的地理位置对其此后平定中原及讨伐南方的吴蜀极为不利，这正是此后曹丕完成禅代迁都的原因，都城在此回到河南，也预示着这一政权在此后统一天下的决心，孙吴虽然在曹丕曹叡时期遭受的攻击尚不及曹操时期频繁，但其遭受的威慑却远远过之，这或许也是侧面促成吴蜀联盟稳定的一个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许昌地位的变化及角色的转变恰恰投射出整体趋势的变化。虽然其都城地位的剥夺是在黄初元年，但事实上在曹操迁邺以后其处境早已十分尴尬，这也是关羽北上曹操轻言迁都的原因。从都城转变为军事跳板，再成为军事据点，分裂的局势造就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一系列变化恰反映了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其中既有对外军事活动的推动，又存在内部政治斗争的催化，许昌，在曹魏的政治转折中一直扮演着圭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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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58《陆逊传附子抗传》曰：“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晋书》卷98《桓温传》载北伐前燕，“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
将慕容垂、傅末波等率众八万距温，战于林渚。温击破之，遂至枋头。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枋头之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以水道运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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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地点仍然在许昌附近，另此次战争影响区域较广，《晋书》卷2《景帝纪》称“次于
桥”。按：此即讨虏渠，前文已涉及，为颍水之一源，在召陵以北。《资治通鉴》卷76，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条云：“（毌丘）俭等从项亦欲往争，发十余里，闻（王）基先到，仍复还保项。”（第2468页）项与讨虏渠皆在汝南郡境内，皆在颍水范围，司马师发自许昌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