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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禅代，失去了仅存的东汉都城名号，许昌似乎已经输掉了最后的政治资本，然后却在魏文帝即位后，再一次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元和郡县图志》卷8“许州”条云：
后汉献帝初，遭董卓之乱，迁都长安，卓死东归于洛，魏太祖迎帝都许。及魏受禅，改许县为许昌县。然魏虽都洛，而宫室武库犹在许昌。
据此则似乎曹魏自文帝至明帝宫室武库仍以许昌为主。然而许昌宫的规模似乎又远远不能胜任这一殊荣，“魏文帝受禅后，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室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
许昌宫室的狭小不容置疑，明帝时也曾遇到这个问题，“明帝叡太和六年如许昌，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等殿，后亦数驻焉”。
其筑殿恐亦出自此因。按曹操初迎献帝都许时，正处于中原大乱时期，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许昌宫室本来就是应付一时之需，且曹操都许后一直在从事四方的征讨活动，尚未见扩建宫室的记载。天下初定后曹魏的政治中心迁到了邺城，许昌地位下降，扩建就更无从说起了，所以许昌宫室的规模自然不会太大。据《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曹丕营洛阳宫在黄初元年十二月，又云：“（十二月）戊午幸洛阳。”则文帝前往许昌宫仅为了完成朝仪，明帝扩建洛阳宫时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许昌宫已经远远不能容纳曹魏的政治系统了。
再看武库，武库作为都城的一部分，曹丕修洛阳宫时如果没有同时建立武库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从曹魏到晋武帝受禅，并没有提及洛阳修建武库之事，所以洛阳武库在文帝时应该就已经修建起来。“（正始）十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
则更指明了洛阳武库的存在。同传裴注引《魏略》曰：“（桓）范又谓（曹）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
《资治通鉴》卷75，邵陵厉公嘉平元年条亦载此事，胡三省注曰：“许昌别库贮兵甲；洛阳有武库，故曰别库。”
洛阳亦有武库，那么“宫室武库犹在许昌”之说就难以成立了，并且修洛阳宫时文帝已经深感许昌宫之狭小，所以洛阳宫殿规模要远较许昌宫宏伟，而与此相配的洛阳武库自然也不会小。那么文帝和明帝频繁前往许昌，其原因就并不在此了。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载：“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再看文帝与明帝的南征，几乎每一次都与许昌相关，许昌在曹魏进攻东吴时几乎已经成为后方基地。许昌在失去政治地位以后并没有失掉它的经济地位，
许下屯田一直没有间断，这在南下伐吴的战争中意义是巨大的。
从许昌的地理位置看，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许昌地处洛阳东南，东北靠洧水，西南临潩水，而两条河都向东南注入颍水，颍水向南经西华、项县、汝阴后入淮河。经此则可连接江南水网，南抵扬州，甚至能够达到长江，这样一条天然的水路通道在曹魏对东吴的攻势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皇上悼愍斯，宿昔奋天怒。发我许昌宫，列舟于长浦。”
许昌成为南下进攻孙吴行军路线上无法绕开的枢纽。
再看曹魏与东吴的战事，双方的边境线较长，基本上东到大海西到蜀界，都是防御的地区。然而从战事看，向西集中在襄阳、江陵一线，向东则扩展到广陵地区。尽管范围如此大，但双方战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合肥一带。
孙吴地处江南，水军一直是其所长，而且江南水网密布，这就使曹魏在每次南下时都必须事先简练水军。
水道南下除了许昌一线外，另有谯郡的涡水，经谯、龙亢，于今天的安徽省怀远县入淮。若战事在广陵，则两条路线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若集中在合肥，则不论哪条水道都必须从重镇寿春沿淝水南下。颍水入淮后可以顺流而下达寿春，而涡水入淮却必须逆流而上，这就为行军带来较大的困难，所以在魏吴战事集中在合肥的前提下，尽管曹魏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但许昌仍然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迁都洛阳之后。曹魏攻吴一直都是皇帝亲征，若经由涡水，则过于迂回，路途过远，行军不便，而经许昌顺颍水南下寿春，几乎为直线南下，缩短了行军路程。
许下屯田在曹魏的征伐活动中一直具有特殊地位。大军既动，以粮运为艰，所以一般都依水道而行，这样不但会减轻运输难度，而且能够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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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征袁尚时曹操也是通过这一路径。《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云：“（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此次开芍陂屯田，究其原因大约也是军粮上遇到了问题。
芍陂屯田的持续时间难以考证，刘馥为扬州刺史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他卒于建安十三年，而十四年曹操开芍陂屯田，很明显在刘馥死后屯田即荒废了，或者屯田规模并不大，大军南下根本不足以满足所需。《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载：“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应该正是指这一次，曹操开屯田又持续了多久就难以考证了。赤乌四年（241）“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
大约在此事之后芍陂屯田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这之后不久，就开始更大规模的淮南屯田。
芍陂屯田的规模很值得怀疑，前引《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文帝“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资治通鉴》卷69文帝黄初三年条载此事，也就是说到黄初三年，文帝欲伐孙吴仍不得不在许昌屯田。大约芍陂屯田只能满足当地驻守军队的物资，一旦大军征行，根本不足以供应，所以仍然需从其他地方调集粮草。《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条何承天上表云：“臣窃以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途。”此上疏《宋书》卷64《何承天传》中亦有载，则双方在前线都没有稳定的居民，双方边境的纵深区域都是战场，这一带建立稳定的大规模屯田是相当困难的。《三国志》卷14《蒋济传》载：
明年使于谯，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
边境之内因为战事而无法实现稳定生产，曹操的这一举动盖亦出于此因。很明显曹魏不可能在扬州一带建立稳定的屯田，并且，更重要的是扬州并未设置屯田长官，所以这一带即使有屯田也只是地方官自主开发的，这就缺少稳定性，也从另一面印证芍陂屯田的规模并不大。“淮北、淮南屯田是曹操时在刺史主管下设置的，而它的飞跃发展是在司马懿受明帝遗诏为齐王芳的摄政，统管军事，亲自督军南征时才取得的。”
也就是说，魏文帝到明帝时期，扬州一带并没有大规模的屯田，在攻吴的大势下，前线的军粮供应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就使得一直以来卓有成效的许下屯田的价值更为突出，并且许昌紧靠南下水路，粮食运输方便。
许下屯田一直较为稳定，颍川典农中郎将有建安二十三年的严匡，直到文帝受禅，仍然有徐邈、裴潜等任此职，事分别见《三国志》卷27《徐邈传》及卷23《裴潜传》。
许昌正因为这个优势，成为对吴战争的物资据点。这种情况在文帝、明帝两朝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稍可解释文帝、明帝频繁前往许昌的原因。尽管曹魏在建安初年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恐怕仍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上书云：“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此上书在正始二年（241），在此前的所谓“事在淮南”应该正指文帝、明帝两朝对吴的攻势。大军南下仍然是从许昌运粮，许下屯田在对吴战争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屯田规模因为文帝、明帝两朝对吴的明显攻势，有大规模的扩充是毋庸置疑的。许昌正因为军事上的原因，在曹魏迁都洛阳后，突然跃居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
建安年间曹操对吴战争的情况见表1-4。
表1-4 建安年间的对吴战争
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战事都发生在扬州境内，可考的只有十四年为自谯南下（按：曹操建安中后期几乎再没有涉足许昌），而战事既然仍在扬州一带，推测一直都是由谯入淮的。当时曹操都城在邺城，其南下自然不会绕道许昌而行。
而到文帝时进军的地点开始有所改变（见表1-5）：
表1-5 文帝时期的对吴战争
开始从许昌出军，并且，文帝频繁地幸许昌宫，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孙吴的威慑。明帝时针对孙吴的军事活动只有青龙二年亲征，至寿春，仍然是淮河水路，“辛巳，行还许昌宫”。
则其最初发自许昌宫应该不误。
突出的是黄初六年开通讨虏渠，这是在对吴攻势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讨虏渠即
水，乃是分流汝水而注入颍水，是颍水在潩水、洧水注入后的重要一源。讨虏渠顾名思义用于军事，其目的乃在于增大颍水流量。尽管这一年文帝从谯南下，但讨虏渠的意义却是巨大的。且冠以“讨虏”之名，在针对孙吴的战争中直接提高了颍水的运输能力。
许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卓著的许下屯田，便利的水道交通，在曹魏定都洛阳后，使它在军事上突然崛起。从文帝时期开始，在皇帝亲征孙吴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文帝的诏书曰：
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
许昌这时已经上升为后方重镇，体现了在军事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资治通鉴》载：“魏受汉禅，以许昌为别宫，屯重兵以为东、南二方根本。”
其在对吴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对东吴的攻势明显减弱。很快司马氏掌权后，许昌的地位又有所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司马昭的出镇许昌。
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进帝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麴，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帅众来降。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
句安降在嘉平元年（249）秋，恰在高平陵事变之后。
司马昭镇守许昌，在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
到正元元年（254），很明显司马昭的力量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是举足轻重的。许昌的兵力成为司马氏左右洛阳朝局的重要力量。司马氏兄弟一居洛阳主朝局，一居许昌掌兵权，许昌这时成为牵制洛阳的工具。
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下权力的展开，乃是从政治的核心区域开始，许昌虽然失去了南下跳板的作用，却演变为牵制洛阳的直接工具。但到了司马师死后，情况又有所改变。
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
从此许昌牵制洛阳的军队直接进入洛阳，司马昭开始总揽朝政。这主要是司马氏本身出于控制朝政的需要，司马师东征毌丘俭、文钦时，司马昭居洛阳，到了司马师死后，司马氏掌权者只有司马昭，没有其他较为杰出的人物，所以出征寿春的诸葛诞时就不得不挟制皇帝随军同行。“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胡注云：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
司马昭入主洛阳后，许昌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存在了，但一直以来许昌建立起来的军镇地位，并没有完全消失，晋武帝受禅前期，仍然以扶风王骏镇守许昌，
显然许昌已经成为都城洛阳附近重要的捍卫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