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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迁都受禅，政治中心由邺城转移到了许昌西北的洛阳。从此邺城也重复了许昌以前的经历，不同的只是邺城的地位在曹魏时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曹丕建立五都之制。《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
对于五都之制，王鸣盛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是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邺、洛三处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阳迎天子，迁都许，备见《武帝纪》中，并每有征伐事毕，下辄书“公还许”。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邺矣。
曹魏的权力中心在许昌、邺城、洛阳间转换，五都之中另外两都并无实在意义。统治机构迁到了洛阳，邺城政治地位自然下降。
最先的举动就是转移部曲家属，在曹操迁往邺城后，曹魏的部曲家属也开始大规模向那里转移，《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和卷18《李典传》都有部曲家口迁往邺城的记载。曹丕登基之初，就开始转移邺城的部曲家口，《资治通鉴》载：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胡注云：时营洛阳，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实之），时天旱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乃徙其半。
部曲家属迁入河南郡，一次达五万户之多，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此后军事一直都围绕西南二方而动，邺城已经失去其军事上的地位，所以迁徙部曲家属应该不止此一次，邺城的士家全部搬迁到洛阳附近是极有可能的。
前文已述曹操在邺城建立宗庙，“初，（文）帝即位，自邺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邺。尝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之礼，终黄初，不复还邺，而圆丘、方泽、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
曹丕在即位之后再未去过邺城。那里所剩的似乎就只有曹魏的宗庙了，“（太和元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
然而在邺城地位不断下降的前提下，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载：
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庙，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特立武帝庙，百世不毁。今此无高祖神主，盖以亲尽毁也。此则魏初唯立亲庙，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庙之制。孙盛曰：事亡犹存，祭如神在，迎迁神主，正斯宜矣。）
至魏明帝时期，洛阳宗庙建成，则邺城的曹魏宗庙也已实现了转移，曹操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曹魏色彩在逐渐褪色，此后曹魏的君主几乎再未去过邺城。
迁都以后，洛阳很快成为政治中心，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被遗忘的汉旧都许昌，此后地位又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从文帝和明帝两位皇帝前往许昌的次数可以看出。
文帝去许昌的记录如表1-2所示。
表1-2 《三国志·文帝纪》中文帝去许昌的记录
曹丕在洛阳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其在位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许昌而动。
魏明帝的记录也极为频繁（见表1-3）：
表1-3 《三国志·明帝纪》中明帝去许昌的记录
从表1-2和表1-3中可以看出，从文帝到明帝，许昌在曹魏政治中的地位开始有所变化。奇怪的是，自从文帝迁洛之后，建立了五都之制，长安和谯并无都城之实，但许昌这时却成为皇帝行动的焦点所在，这个转变似乎毫无理由，甚至在文帝时期，都城洛阳亦几乎不能望其项背。到明帝时这一趋势仍然在延续，许昌的宫殿比以前也有所扩建。曹魏为何唯独重视许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