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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建立了哲学史上最庞大的体系哲学，但他的哲学中有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即体系与方法的对峙，这最终导致了其哲学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反对旧的体系哲学中原初出场的，它的特质（核心）是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历史辩证法。苏联教科书体系（《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异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出场路径同样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的经历都表明：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
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核心）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它的体系还是方法的争论尤为突出，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一门完整严密的体系哲学，于是便致力于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并先后出版了几部有代表性的教材或专著。应当承认，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绩，但总的来看并无理论上的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从一个方面说，如果继续痴迷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社会实践中的重大而复杂深刻的社会问题，那么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继续在一个较低水平徘徊。
在笔者开始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哲学体系”与“体系哲学”这两个异质性的概念。“体系哲学”表面意思就是“建构了体系的哲学”，在学理上将其界定为“建构了某种终极真理体系的哲学”；而“哲学体系”表面意思是指“哲学所具有的体系”，学理上界定为“哲学内容的逻辑结构”，指的是范畴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这样一来两个概念的异质性就一目了然了。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核心不在于它用一种新的哲学理念与理论体系来取代近代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而在于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排除旧哲学的影响，使哲学变成了研究现实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从而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这是从体系哲学到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伟大变革。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因而任何理论追求的目标都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样的体系一旦建立，往往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黑格尔哲学应运而生。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体系哲学，他把历史上所有的哲学体系都作为自己庞大体系哲学中的一个个构成环节，他特别注意吸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成果，建立了集大成的体系哲学，他认为这一体系就是真理的全体，哲学史终结于他的哲学。黑格尔认为他的体系哲学的绝对正确性不是依赖于一个起点，而是存在于从起点到终点的发展的全过程，并且设定“绝对观念”作为其整个体系的起点和终点，这个过程是一个由贫乏到丰富、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庞大的体系哲学就是通过这样的动态过程被建构出来的，当体系哲学达到了它的最终结论，它也就最终证明了自身的绝对真理性。
对于黑格尔的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哲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在建构了真理体系的意义上称黑格尔哲学为体系哲学的，他还指出了这一体系哲学中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即形而上学的体系与辩证法的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也即体系与方法的对峙。具体而言，“方法”体现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黑格尔认为事物发展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前一种形式的否定：反题是对正题的否定，合题是对反题的否定；而当合题表现为正题时，它立即又会被更高一级的反题所否定——如此螺旋式上升，直至达到终极目标。黑格尔这样评价自己所创立的辩证法原则：“对于这一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
因此，按照辩证法的本质，不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历史领域，都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真理与永恒的理想王国，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种辩证方法正是黑格尔哲学的巨大优点所在。但作为建构庞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黑格尔又不得不为其发展设定一个终点，不得不把自己的哲学看作绝对真理。正是这种体系与方法的对立，使黑格尔的体系终结了辩证法——当他不能把辩证法的否定原则应用于自身的绝对真理的体系时，他的体系也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最终被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否定了。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黑格尔学派就迅速分化为正统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前者对黑格尔体系哲学中的精华——辩证法置若罔闻，因而学术观点极端保守；后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黑格尔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形成反对宗教和专制制度的哲学—政治联盟。从更深一层来分析，黑格尔体系哲学解体的原因就在于虽然他通过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体系。
黑格尔哲学的结局宣告了绝对真理的体系哲学的最终破产，此后，一切伟大思想的价值已不在于是否具有最高的真理性，而在于开辟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的体系哲学总想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出发来规范现存的世界秩序，因而它最多只是完成了关于现存世界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往往意味着它已穷尽现实历史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从而对现存世界的解释变成了对现存世界的辩护。从根本上说，体系哲学所具有的那种形而上学和独断主义特征是当时工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恩格斯在这样一段话中鲜明地体现了对体系哲学的拒斥和反对：“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
这里恩格斯是说世界固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体系，但人们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一旦哲学体系化，哲学本身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活生生的思想内容就变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绝对真理式的话语，导致认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脚步。
正如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又译作“詹明信”“杰姆逊”）所说的那样：“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
在黑格尔庞大的体系哲学终结之后，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为特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孕育、发展并逐渐成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出场路径也就是它“从何处来”的问题。在这里明晰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出场路径是为了阐述其哲学革命的实质，以说明其与体系哲学的异质性。
马克思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并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变。
从1837年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之中，其主题便是“自我意识”概念的运用。同时，面对现实问题，青年马克思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一转变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巴黎笔记》以及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中。第一次转变实质上是方法论的革命，是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但马克思不是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上，而是将其推广应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
而第二次转变则是更关键的一步，从《评李斯特》开始，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臻于成熟，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第二次转变也是一次方法论的革命，是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成果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正是从这一实践中马克思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 [1]
综观整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从1843年底开始，他所关注的就一直是工人阶级的命运以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批判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这样的理论视域中生发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不是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发展哲学的，而是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排除旧哲学的影响，并推动新哲学的诞生和发展的。
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明显异质于黑格尔那种以绝对观念为核心的带有强烈思辨形而上学性的体系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宣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所具有的方法论特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无意建构任何仿佛能够最终解释世界的体系哲学，而是紧紧联系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全身心地关注无产阶级在现存社会秩序中的真实处境和历史命运，把改变资本主义这一旧世界作为自己的基本理论任务，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就是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
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的内在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历史”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时空范畴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物当作“过程”而不是当作“实体”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这里的“历史科学”就是指把事物当作过程来研究和理解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也是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其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加以研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因此，从“过程”的角度看，辩证的观点同时就是历史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同时也是辩证的观点。当我们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理解时，“历史”和“辩证”也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2]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核心不在于它用一种新的哲学理念与理论体系来取代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而在于它走出了纯粹哲学思维而使哲学变成了研究现实与历史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这是从体系哲学到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伟大变革。 [3]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方法论实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所创立的新哲学与体系哲学的异质之处就在于后者“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种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社会历史问题的包罗万象的体系被马克思所摒弃，他所能提供的只是方法，只是工作的指南。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层原因也即马克思超越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的关键在于，他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部重新给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成机制。从根本上说，实现这一变革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支撑他思考人、自由等抽象话题时的哲学思想，而是支撑他思考以现实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哲学思想，所以对于从体系哲学到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变革，应该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探索。
作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主要是指一种科学地历史主义地看待事物和问题的方法，这里不得不提到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那段十分精彩的话：“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这段话接连使用四个“一定”，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社会规定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的指南。恩格斯就说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功能的最好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服务，始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石而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内在必然要求。试想：那种绝对真理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在面对现实的复杂状况时，它又有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和落脚点不是在书斋里，也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里。它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表现在它是否有能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实际进程。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理论，在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面前束手无策、随波逐流的理论，不管怎样高深莫测和自我标榜，它们的真正价值都是大可置疑的。” [4]
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之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一般称为“苏联教科书体系”。从此，苏联教科书体系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的教科书体系也大受其影响。由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
从深层次来看，苏联教科书体系依然是前文所说到的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人的思维的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所以这种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实现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特质无疑是异质的。从根本上讲，苏联教科书体系实质上是“无根的”和“僭越的”，它被一种同质性的逻辑所统摄，它假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要“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岂不是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笔者认为，马克思要是看到苏联教科书体系这样来讲他的学说和理论，他一定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马克思终究是人不是神。笔者在前文就叙述过马克思在实现他的哲学革命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革命的方法论的过程中有两次思想的剧烈转变。这里还有一条线索可以证明马克思思想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孙伯
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指出，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
[5]
。张一兵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因为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文本中——一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中轴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二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客观线索，二者在同一文本中无意识地交织着，呈现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
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也正是在这种复调语境之中逐渐占据上风，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确立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这种极其重要的复调语境的内在逻辑演变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毫无反映，其实，这种深层思想探索所产生的不自觉的复调语境是无法在其中反映出来的。在实质上依然是体系哲学的教科书只是为了迎合体系的需要而去随意拼凑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论断，断章取义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任意摘取自己所需要的语句。这种同质性的逻辑使苏联教科书体系只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表层现象，但无法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程中所发生的内在逻辑的变换，最终得到的是种种错误的结论。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生硬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辩证法。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笔者在前一个部分已经做过详细陈述，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并不单单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历史领域，它同时还是一种具有更重要的哲学本体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本体性指认而非场域性指认。
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哲学视域和新的历史话语。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描述的那样，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个方面是指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的是方法，方法统帅体系。”
[6]
本章的开头区分了“哲学体系”和“体系哲学”这两个概念，其用意就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决定了它是反“体系哲学”的，但是作为一门严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但绝非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哲学），否则理论就必然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和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有大量的范畴，并且有些范畴在不同的文本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和后来成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与“异化”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共产主义”“实践”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有逻辑体系，正如孙伯
教授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作为独立的体系哲学而显示其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当然有其理论和逻辑体系，但这种体系不同于任何体系哲学。”
[7]
因此，这一逻辑体系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所谓基本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所谓基本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路线和认识方法，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这一逻辑体系还必须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复调语境。
[8]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一问题，还需要澄清的是对“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理解。“回到马克思”正是针对苏联解读马克思模式所形成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无根性而言的。今天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绝对不是要寻找和凝固化一种宗教激进主义式的本真教义，而是要回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语境中，寻找通向革命性结果的具体道路，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与活的方法。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回到马克思”是说我们在言说马克思时，要超越他的本身意义。我们“回到”并且“只能回到”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回到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那些不经过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进行历史的廓清就独立地构造出一个个新的体系哲学的做法。笔者认为，“回到马克思”在其本真含义的层面上与马克思当年创立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理论指向是一致的，即二者都强调方法始终是核心，是“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出场路径就是它“向何处去”的问题。前述第二部分已经详细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的体系哲学，而是开放的科学、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在于它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其宗旨是以开放的历史的理论视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原初出场路径决定了它的现实出场路径必然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为指导来探索人类的解放之路。
正因为这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是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规定出发，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所以其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做出的具体结论上——这些结论随着历史环境的推移有的已经不再有效，但是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丧失其原来的功能，不再是我们工作的指南，这样的言论势必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双重的巨大危害。
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马克思的当代性这一重要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重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转向”，即从海德格尔出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此观点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但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本部分讨论的核心问题，所以在此仅做一些简单评述。在笔者看来，这种“存在论转向”的最大问题无疑是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流行观念来反注和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将两类异质性的哲学简单进行拼凑，这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基本立场。
[9]
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立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已经100多年，在20世纪末，虽然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不曾有的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但作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被超越。因为：“其一，只要方法是从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地抽象出来的，因而相对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正确的，那么它在这个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就是不可被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不会过时。”“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哲学，它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提供的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大思路，即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性问题。” [10] 所以，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一定要把握作为“活的灵魂”的方法，只有把方法与当下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一味地停留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层面，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有太大的突破性进展，而且会遮蔽其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列宁、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们建构绝对完整的真理式的体系哲学，相反，他们都深刻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核心——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也即历史辩证法，并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并不是离开具体社会经济形式的抽象教条，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列宁无疑深刻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方法，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方法论原则。正因此，列宁十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同时，列宁还对各个国家如何在坚持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议：“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正是因为列宁正确而深刻地将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并通过这一契合点推进自己哲学思想的发展，才最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形成“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同样，毛泽东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妄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而是始终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通过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最大特点的准确洞悉，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不同于俄国在大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从内在的理论逻辑分析上看，毛泽东正是把握住了历史辩证法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规定出发，深刻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指南。他说：“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
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正是这种对方法的把握并将其与实践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结合，终于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从根本上说，也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与实践有机地、灵活地、创造性地结合了起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
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所在。而当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时，他又以自己的话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原则。
邓小平曾反复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所在，而实事求是正是历史辩证法要求的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当下出发这一原则的中国式表述。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方法论的同时，还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在运用历史辩证法不断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以何种姿态投入其中？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指出了原则性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活生生的内容必须解放出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根据现实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革命的方法论的实质揭示出来并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和发展。当然，“我们坚持方法运演的探索不是对方法的崇拜，而是对方法本身的检验。正是在寻找马克思学说与当代的联结点的过程中，方法的意义得以实现并得到了提升”
。简而言之，在当前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时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当代性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
而如果像某些学者那样，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成一种思辨而抽象的体系哲学，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行的词句来装饰和包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又回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所指的对象——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中去，并且会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隐喻性和烦琐性，带有浓厚的经院哲学气息而毫无一丝的生命活力。这些学者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思”也是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场”的，那么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进而运用其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解决现实问题将产生巨大的理论危害。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体系还是方法的讨论，实际上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和核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存在论转向、人道（本）主义还是什么其他的形态。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让马克思自己来回答，即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找答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的梳理，笔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而原初出场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和核心是历史辩证法。在笔者看来，那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像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一样具有“终极关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以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作为切入点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和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是关注现实和当下的，笔者的最终理论指向和落脚点是当下的“中国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工作的指南”这一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具的。
我期待着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呼告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
“两次转变论”是由孙伯
教授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最先提出的，参见孙伯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上述观点详见孙伯
《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孙伯
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笔者认为，从二者都是作为“方法”的层面上讲，不论是历史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都是摒弃任何体系哲学意义上的先验的哲学前提，从最顽强的客观事实出发，从客观生活过程本身来研究与剖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因此二者在深层次上是统一的。
[3]
孙伯
、张一兵等：《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
孙伯
、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序第2页。
[5]
孙伯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77页。
[6]
孙伯
：《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7]
孙伯
：《存在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8]
由孙伯
教授和张一兵教授共同主编的《走进马克思》就是在新时期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一本全面而系统的著作，详见孙伯
、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序言。
[9]
孙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
[10]
孙伯
：《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