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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体系把基本公共服务、各类社会保障和城乡社区建设归为“公共服务保障综合子系统”，汇总全部公共财政支出数据作为基本数据演算依据。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城乡社区支出”两项数据较为特殊。公共财政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一方面固然属于全社会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另一方面却与一般社会建设、社会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公共财政支持城乡社区发展直接涉及社会建设、社会生活层面，但此项数据在国家统计制度中出现较晚（2007年开始而不能追溯既往），无法回溯整个“全面小康”建设历程进行测算。这两项数据仅纳入公共服务保障综合子系统汇总数据使用，不单列作为单项子系统展开具体分析检测。
中国社会建设通用指标检测体系公共服务保障综合子系统见表2。
本检测体系各个子系统各类数据总量、人均值增长率重叠演算并非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而是多年量化分析经验形成的一种平衡技法，尽量增加数值差异极小的测算项，使各地最后测评“计分”保持距离但差距不大，最终消除地区差距正是均衡发展的要义。基于公共知识乃至各项指标设置与其通过言辞加以解说，不如透过数据检测予以揭示。
以下利于技术报告构思设计本身带有的探究性质，充分展开相应指标设置背后的全结构化相关性检测，同步进行全国及各地历年纵向测评与全国各地之间横向测评，尽可能全面分析测算通常不大在意却颇有意味的各类数据关系。这些数据关系每年都在发生微妙改变，从中不难观察到种种结构性变动态势。
首先测算对比全国及各地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历年增长动态，这些都是各子系统中心数据相对比值变化所依的演算基础。由于社会建设领域较多涉及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国民待遇”，必须延伸至人均值地区差（均衡性）测算分析，本文采用人均值数据进行检测。
2000～2018年，全国产值人均值从7942.00元增至64644.00元，历年年均增长12.35%；分时段增长测算，“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2.59%，“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6.48%，“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0.18%，“十三五”以来年均增长8.92%。
东部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1.68%；东北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0.15%；中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3.52%；西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3.81%。17个省域增长高于全国，14个省域增长低于全国。贵州增长最高，年均增长16.21%；上海增长最低，年均增长8.78%。
同期，全国财政收入人均值从1060.89元增至13165.50元，历年年均增长15.02%；分时段增长测算，“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8.01%，“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20.67%，“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2.32%，“十三五”以来年均增长5.84%。
全国财政收入比（与国民总收入极度近似值产值比）从13.36%升至20.37%，明显升高7.01个百分点；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升高3.54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升高3.26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升高2.04个百分点，“十三五”以来降低1.83个百分点。百分比演算更具通约可比性，2000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比升高52.47%。
表2 中国社会建设通用指标检测体系公共服务保障综合子系统
表2 中国社会建设通用指标检测体系公共服务保障综合子系统-续表
东部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4.96%，此项比值升高68.45%；东北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2.71%，此项比值升高51.33%；中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6.77%，此项比值升高66.06%；西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6.68%，此项比值升高56.46%。
21个省域增长高于全国，10个省域增长低于全国。西藏增长最高，年均增长21.29%；黑龙江增长最低，年均增长11.38%。21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10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西藏比值升幅最大，升高241.04%；广西比值升幅最小，升高16.86%。
同期，全国财政支出人均值从1258.19元增至15861.23元，历年年均增长15.12%；分时段增长测算，“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5.65%，“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20.88%，“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3.81%，“十三五”以来年均增长7.34%。
全国财政支出比（与产值比）从15.84%升至24.54%，明显升高8.70个百分点；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升高2.27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升高3.70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升高3.83个百分点，“十三五”以来降低1.10个百分点。百分比演算更具通约可比性，2000年以来全国财政支出比升高54.88%。
东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5.48%，此项比值升高82.72%；东北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4.62%，此项比值升高104.80%；中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8.15%，此项比值升高105.32%；西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18.11%，此项比值升高94.70%。
25个省域增长高于全国，6个省域增长低于全国。贵州增长最高，年均增长19.83%；上海增长最低，年均增长12.86%。29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2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新疆比值升幅最大，升高193.41%；陕西比值升幅最小，升高44.03%。
2000～2018年，全国公共服务保障投入人均值从336.95元增至8300.25元，历年年均增长19.48%；分时段增长测算，“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7.41%，“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31.56%，“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6.68%，“十三五”以来年均增长9.01%。
东部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9.42%；东北增长低于全国，年均增长17.33%；中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21.15%；西部增长高于全国，年均增长20.78%。17个省域增长高于全国，14个省域增长低于全国。贵州增长最高，年均增长23.09%；辽宁增长最低，年均增长16.20%。
与此同时，全国公共服务保障人均值地区差指数从1.4156缩小至1.3168，较明显缩减6.98%；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缩减1.52%，“十一五”期间扩增2.28%，“十二五”期间缩减4.97%，“十三五”以来缩减2.82%。
东部地区差缩减10.06%；东北地区差缩减5.52%；中部地区差缩减11.67%；西部地区差缩减1.75%。14个省域地区差缩减大于全国，17个省域地区差缩减小于或扩增大于全国。贵州地区差缩减最大，缩小25.44%；西藏地区差扩增最大，扩大30.80%。
同期，全国公共服务保障与产值的相对比值从4.24%升至12.84%，升高8.60个百分点；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升高0.99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升高4.3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升高3.19个百分点，“十三五”以来升高0.03个百分点。百分比演算更具通约可比性，2000年以来全国此项比值升高202.65%。
东部此项比值升高234.19%；东北比值升高211.80%；中部比值升高222.07%；西部比值升高191.45%。16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15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上海比值升幅最大，升高397.42%；陕西比值升幅最小，升高133.42%。
全国公共服务保障与财政收入的相对比值从31.76%升至63.05%，升高31.29个百分点；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降低0.79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升高16.73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升高10.00个百分点，“十三五”以来升高5.35个百分点。百分比演算更具通约可比性，2000年以来全国此项比值升高98.50%。
东部此项比值升高98.39%；东北比值升高106.04%；中部比值升高93.94%；西部比值升高86.28%。12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19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或降幅大于全国。广西比值升幅最大，升高213.86%；西藏比值降幅最大，降低0.21%。
全国公共服务保障与财政支出的相对比值从26.78%升至52.33%，升高25.55个百分点；分五年期变化测算，“十五”期间升高2.11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升高15.22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升高5.85个百分点，“十三五”以来升高2.37个百分点。百分比演算更具通约可比性，2000年以来全国此项比值升高95.41%。
东部此项比值升高82.89%；东北比值升高52.25%；中部比值升高56.86%；西部比值升高49.69%。2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29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上海比值升幅最大，升高148.27%；青海比值升幅最小，升高13.76%。
表2里所列该子系统第28项指标“两次分配全社会性民生投向比”即为公共服务保障与居民收入的相对比值，重点不是比较其间数值高低，而在于衡量比值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经济生活向人民经济生活的补充输送。全国这一相对比值升高211.09%。
东部此项比值升高254.10%；东北比值升高152.54%；中部比值升高282.55%；西部比值升高263.26%。20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11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四川比值升幅最大，升高394.30%；辽宁比值升幅最小，升高96.97%。
第29项指标“公共服务保障与居民自持需求比”即为公共服务保障与居民总消费的相对比值，重点不是比较其间数值高低，而在于衡量比值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经济生活向人民生活需求的补充输送。全国这一相对比值升高244.61%。
东部此项比值升高290.94%；东北比值升高170.31%；中部比值升高318.26%；西部比值升高303.84%。20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大于全国，11个省域此项比值升幅小于全国。广西比值升幅最大，升高442.86%；辽宁比值升幅最小，升高117.32%。
在此期间，全国公共服务保障与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历年增长指数（以人均值演算更为精细，每年皆以上年为基数，后同）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61、0.7613和0.6554，不妨简化理解为同步程度分别为65.61%、76.13%和65.54%。东部同步程度分别为39.60%、58.34%和54.04%；东北同步程度分别为64.00%、70.02%和74.38%；中部同步程度分别为52.71%、45.57%和65.89%；西部同步程度分别为60.60%、73.70%和80.15%。
3个省域与产值增长相关系数高于全国，28个省域增长相关系数低于全国。湖南系数值最高，同步程度为71.17%；广东系数值最低，同步程度为18.14%。31个省域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关系数低于全国。吉林系数值最高，同步程度为72.58%；山西系数值最低，呈现为负相关。17个省域与财政支出增长相关系数高于全国，14个省域增长相关系数低于全国。海南系数值最高，同步程度为90.54%；上海系数值最低，同步程度为36.07%。
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期待公共服务保障与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相对比值长期不断提高，所谓“高福利”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由持续稳定发展来说，公共服务保障与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之间的增长相关系数达到并保持较高同步程度却很有必要。尤其是在各地之间，公共服务保障与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增长相关系数达到并保持相同或相近的较高同步程度，才能真正形成协调性、均衡性俱佳的局面，目前大概尚属调整规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