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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基本外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由于受不同时期政策话语的影响，国内学术文献中曾先后出现“突发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等含义相近的术语且往往不加区别地相互替换使用。在国外研究文献中通常用“危机”（crisis）一词来指代与“突发事件”（emergency）
相关的事件。与之类似的概念还有“公共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公共危机事件”（public crisis events）等。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国内外研究者或相关机构对突发事件具有不同定义。虽然这些定义的表述方式有一定差异，但其核心内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突发事件意味着其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导致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受破坏性冲击，需要社会管理系统第一时间对其做出反应和进行必要的干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使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在规范性的政策话语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由于这一定义比较清晰地界定了突发事件的基本类型且具有较强的政策影响效应，在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和引用。本研究同样采纳这一定义，且文中所指的突发事件范畴与这一政策性定义的范畴一致。
由于环境背景和内在因素的差异，某一具体突发事件的特征表现往往会呈现其独特性的一面。与此同时，各种突发事件亦表现出以下一些共性特征。
一是不确定性。突发事件的爆发不由人们主观意志决定，其发生、扩散、衍生、转化、后果等过程因子往往难以准确预知和全面掌控。特别是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由于难以及时全面地获取相关信息，相关管理主体在多数情况下为之所做出的决策属于非程序化决策，响应人员的应对行动、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公众舆论等因素都可能会对事态的后续发展造成影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使得突发事件管理成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公共管理实践领域的难点问题之一。
二是危害性。这种危害性包括其对社会、政府、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如公众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进而造成社会的局部动荡和混乱。同时，这种危害往往具有连锁效应，即由原生突发事件而引发出其他类型的衍生事件或者次生事件，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突发事件的这一特征使之更容易成为公众和媒体高度关注的舆论话题。
三是扩散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技术平台，使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事件原发地，更会经由各类媒体通道形成跨区域的扩散和传播，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进行舆情引导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应对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减少事件可能造成的不利社会影响。
四是紧迫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和紧急回应，以尽力避免其从量变到质变过程中造成整体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预防次生事件的发生。在此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行动迟缓或应对处置不当将会引发公众质疑，导致相关议题产生舆情“发酵”现象而形成新的危机，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形象。
“舆情”中的“舆”字的原初字意为车厢，转义为车，出现于春秋末期。舆与人连用而形成的“舆人”一词喻指造车之人（《周礼·考工记·舆人》中有“舆人为车”之说），其词意在使用过程中逐步演化为与坐车官吏相对应的一般百姓（“舆者，众也”，见于《左传·僖公二八年》）。“舆情”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中所作《献乔侍郎》中“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的诗句，其含义为民众的意见。在西方，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中第一次将拉丁文中的“公众”与“意见”两词联系起来使用，并将其定义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或社会性事务的意见”，
后来演变为“舆论”（public opinion）
一词。《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分别将舆情解释为“群情，民情”和“群众的意见、看法”。与之近似的概念还有“政情”、“社情”和“社情民意”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触及了民众意愿问题。可见，在词源学意义上，舆情是指普通民众关于公共事务的观点态度所形成的舆论情势。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不同时期关于舆情的学术定义有很多（见表2-1），综合这些不同定义并结合研究所指涉的特定中介事项，本研究将舆情定义为：在突发事件的发生与后续发展过程中，公众对于事件本身以及对于管理部门的决策反应和处置行为的意见、态度和情绪表达的总和。
表2-1 国内部分学者关于舆情的定义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任何舆情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均会涉及舆情主体、中介性事项和舆情空间三个基本要素。其中，舆情主体是指相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处于被管理者位置的民众，包括一般民众（特定区域的人口总体）、热心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和议题民众（围绕某一问题发表观点的松散集体）。
中介性事项是民众意见表达即舆情的刺激物，当其主动或被动地传送到民众之中时，就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促使他们产生某种情绪、态度或发表自己的意见、观点。舆情空间是民众情绪、态度、意见、观点等形成、发展的作用情境，既包括舆情生成的物理空间，亦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法律道德秩序等影响舆情产生和变化的各种非物理环境空间。
舆情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除了要以中介性事项作为必需的基础外，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尤其是在某种社会信任结构状态下所形成的公众心理结构、心理行为倾向、风险认知水平等因素在突发事件的刺激下，极易成为舆情发育的土壤。其次，舆情主体构成成分决定着其构建过程中的舆情倾向和基本走向。通常情况下舆情事件直接当事者由于掌握一手信息而拥有更多发言权，其基本态度直接影响其他舆情主体的看法；占绝大多数的一般公众更容易对舆情事件中的弱者产生情感共鸣，有时甚至会缺乏理性地表达观点；意见领袖虽然人数不多，在舆情形成过程中却发挥着“动员”和“引导”
的作用。最后，舆情形成需要借助一定的动力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趋势。对于突发事件而言，由于其本身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容易受到社会关注而成为舆情生成的现实根源。同时，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与便捷化为舆情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据研究者对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传播时效性所进行的统计，52.5%的舆情事件在发生后的1天之内便被媒体曝光，13.1%的舆情事件在发生后当即便被曝光。
此外，政府的管理行为亦是影响舆情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是否需要介入、如何介入以及介入程度如何都会影响舆情的走向。
风险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人类早期的航海活动，意指航海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险或冒险，
后来逐渐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被使用。而今，人们通常将风险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后果相关联，并将其视作影响某一事件的特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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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关于风险内涵阐释的交集中，有两个共同要素：损害（失）和不确定性。前者是指事件发生对人们所造成的一种不利状态，后者是指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可以把风险定义为：来自自然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能够对人们生存与发展形成挑战的各种不确定性损害。需要说明的是，风险与危险是两个既存在内涵重叠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前者主要强调损害（失）发生之可能；后者一般指损害（失）事件更易于发生，或者说事件一旦发生会导致损害（失）更加严重的环境。之所以对两者进行区别：一是提醒人们风险并非危险，对其不能仅仅是消极防御，而应因势利导；二是既然危险属于风险的环境因素，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以降低风险水平。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中的各种风险特征较之于以往社会更为突出，但并不意味着其比以往社会更加危险，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试图控制未来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风险的出现既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和利益格局变迁等方面的背景因素相关，又与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活动带来的诸多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一些负面影响相关。其主要特征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风险生成领域的多样性。在人类试图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同时，各种风险亦随之被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风险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并呈现多元、混合、共生的样态。二是风险的扩散性。以往社会中风险的范围及其危害程度往往具有局部性，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风险已经扩散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就像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导致了历史上从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其中一项决策就可能会摧毁我们这颗行星上的一切生命。”
三是“人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虽然自然风险依然存在，但单纯的自然由于人类活动的扩张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或者说“自然的结束并不是说物质世界已经消失，而是说在我们周围，物理环境没有任何方面不受到人类的干扰”。
四是风险发生的关联性。即各种社会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甚至彼此叠加的。局部地区某种风险的“蝴蝶效应”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并触发其他领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