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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深度转型期，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面临着日益复杂的风险环境。同时，中国社会亦处于全球化风险环境之中，具有风险社会和秩序的公共性。
针对这一现实，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何珊君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对各种风险的预判性分析，分析了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表现及缘由。
丁元竹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等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风险样式。
曾永泉较为详细地对中国社会的风险源进行了描述分析，明确指出了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自然生态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风险源。
围绕风险治理的政府责任与要求等基本问题，张成福等认为，风险治理具有多元参与、开放透明、责任明确、公正合理、普适价值以及广泛合作的特点，这正是风险社会最需要的治理方式。
朱正威等认为，在系统风险成为当代国家、社会发展常态的背景下，政府风险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感愈加凸显。
因为从本质上看，“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具有社会公益维系的应然性”。
谢迪斌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将政府对社会风险的治理责任具体归结为风险控制、风险分摊和风险吸纳三个方面。
赵华和陈淑伟强调在风险治理中，政府应扮演理论倡导者、活动中枢、建设构建者和权威疏导者等角色。
李建国和周文翠提出，风险治理要求政府从传统的“反应性”管理转变为“预防性”治理，从分割的管理转变为系统的治理，从控制性管理转变为开放性治理。
杨永伟则强调，风险治理的“治理”本身意味着对传统政治的空间性超越，即在意识形态上对“左”与“右”的超越，这样才有可能寻求到问题解决的合理路径。
王郅强认为风险治理要取得共识和实效既需要价值认同也需要历史认同，有必要在现代风险治理的原则阐述中体现理性认知思维的历史文化语境，以便使其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践行。
张康之认为，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唯有在合作理念之下开展风险治理行动方能有效处理各种问题。
风险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治理方式改进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詹承豫认为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多主体间对立严重和信任缺失；缺乏客观公正的风险评估工具；政府管理的惯性对治理机制的抑制；风险沟通机制缺失”等方面。
针对风险治理的复杂性，诸多研究者提出了多元化、系统化的复合治理策略。杨雪冬认为，复合治理首先应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和民主治理能力，以维护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其次应培育和壮大市场与社会力量，提高其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以发挥它们的治理功能；最后要提高公民和社会组织的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使其在提高行为广度和强度的同时，亦能提高决策和行为的理性程度。
与这些主张类似，李建国和周文翠也认为推进风险治理创新须通过健全社会风险治理制度、规范政府组织管理行为和增强公众风险责任意识等路径来实现。
朱正威等在概括英国的渐进整体型风险治理模式、加拿大的综合型风险治理模式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型风险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中国国情的系统科学化和协同治理相统一的风险治理模式。
张成福等基于风险治理过程，提出保障风险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沟通机制和责任机制，以此为基础方能实现对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和最终处置。
根据风险系统的“初值敏感性”特征，郭洪水认为应加强着眼于风险源头的预防机制建设。因为“初值敏感性”意味着如果风险初始状态的细微变化未被关注，那么经过一定时期积累后就会被不断放大，甚至会最终演变成“灰犀牛事件”。同时。风险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具有非线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因而使人们难以建立起完整精确的因果关系。为此，除了专家系统外，风险治理需要借助广大民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经验。此外，风险治理还可以通过发现风险因子相互作用的分岔点（导致系统平衡状态被打破而走向另一状态的节点），抓住“控制未来的杠杆”，制定出有效应对风险的规则。
关于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很多学者强调大数据的作用。贺宝成强调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因为大数据与新媒体的融合使其突破了时空限制，从而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促进政府管理者与民众、社会组织之间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互动，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
刘秦民认为，大数据的交叉复现和扁平化机制对于风险治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各类社会主体、新媒体所提供信息的交换整合和多维分析，可以挖掘关于焦点事件的新知识和丰富相关的解决方案，使风险治理更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通过对大数据交叉复现机制的使用，可以从其提供的相关信息来预测、预判社会矛盾及其风险的可能后果，进而探索风险治理的多样化应对策略。
对于突发事件舆情的形成过程与机理，很多研究者将其置于网络环境之中进行分析。季丹、谢耘耕认为，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变化是动态的，不同内容舆情变化曲线不同，但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高涨、波动和消散的渐进性演变过程。
高岩通过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观察发现，一些“网络舆论制造者”通过网络媒体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而这些报道一旦引起受众的关注与讨论，便可能形成舆论热点，其中的观点态度在交流过程中通过模仿、暗示而逐渐趋于一致，从而形成网络舆情。
邢彦辉和丁咪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网络谣言的研究发现，当舆情尚未形成时一般会经历信息酝酿期，此后会因信源、受众、环境等的影响而使舆情表现出不同特征，并且舆情在形成过程中会经过组装、映射、创造、重构和传播环节，最后聚焦于网络空间达成群体共识，形成同质性的关系网络。
康伟基于对“甘肃11·16校车事故”舆情传播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发现，突发事件舆情传播是一种互动网络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广泛存在着“凝聚子群”（亦称“小团体现象”），同一子群中的成员具有相互分享信息的倾向。这一研究还发现，网络整体密度与信息流通效率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从逻辑上看，在高度不确定的危机情境中，突发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舆情的特殊性。唐庆鹏认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原发的现实性与地方性、扩散的迅捷性与交互性、内容的草根性与广泛性、表达的多样性与非理性等多方面的特征表现。
刘杰指出，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现实中的突发事件信息在网络上会存在变异和失真现象，甚至会演变成与本体事件具有较大相异性的变体事件，而变体事件可能又成为另一突发事件的诱因。
陈力丹和林羽丰认为，在网络环境下，舆情的存在形态发生了诸多变化，如潜舆论显性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等，因此在舆情研究中应该注重情绪分析视角的引入。由于突发事件的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民众情绪是其重要的特征。
针对突发事件舆情的导控，唐庆鹏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其存在着认识不够、轻视与误读并存、体制僵化、重控制轻治理、机制落后、科学化引导策略准备不足、手段片面、过分依赖技术手段而忽略制度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建议政府在制度建构、治理理念及引导策略上努力。
姜胜洪认为，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管理主体是政府，其应起到关键作用。要做好这一工作，政府需要：增强危机意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完善预警处理方案；注重运用网络舆情自身的规律；完善舆情监测网络体系与制度，改善现实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施严密的网络舆情技术监控；等等。
张志安和晏齐宏认为，舆论演进过程亦是各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过程，要达到理想的博弈状态，需要坚持权威性、合理性和公共性导向，以理性话语调节情绪化表达，以科学性提高效用性，积极回应民众诉求。
刘彦君提出了要制定面向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应急科普机制的建设方案，其主要功能在于：为该类事件的应急处置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提高公众对于该类事件的认知能力，使事件引发的负面情绪向正面情绪转变；促使公众意见具有修正势能，进而引导公众行为。
亦有一些研究者以具体的突发事件为个案，针对突发事件舆情管理的范式变革或治理技术提出了相关建议。孙瑞英、王旭以“魏则西事件”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该事件舆情传播的整体网络结构、内部子结构以及个体位置结构三个层次的分析，提出了“发挥处于核心地位的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挖掘具有桥梁作用的网络行动者”和“定位并跟踪存在个体结构洞的网络行动者”的控制和引导建议。
康伟基于对舆情传播社会网络结构测度的分析，揭示了其对舆情传播路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影响。据此他认为，突发事件舆情传播具有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应摒弃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时序性与阶段性管理方式，应以多中心网络结构来取代政府组织中的机械层级。同时，应采用并行式网络管理流程，提高管理系统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保证能够以快捷高效的行为方式对突发事件做出应对。鉴于舆情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是网络结构对于信息传播的约束程度，以及核心网络节点对于其他结点的影响水平，从网络结构完善的角度而言，应该首先注重标示舆情网络主流方向和主要特征的核心网络建设。
由于社会风险治理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国外关于风险治理的研究与中国的风险治理研究亦表现出一定的不同，研究成果呈现数量较多且内容较杂的特点。在金融领域，Sheedy和Griffin基于风险治理的视角对澳大利亚金融部门进行了研究。两位学者认为，风险治理强调内部结构和风险文化，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机构中风险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而风险文化在业务单位层面以及在公司和国家层面都有所不同。高层领导往往对风险文化的看法比一般员工更为乐观，而且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有效的风险结构与高水平的期望和低水平的不良风险行为相关。许多治理性文件完全依赖于外部治理措施，但这些并不能保证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由于风险文化在地方层面有所不同，所以它应该在此层面加以衡量和管理。 [2] Anju以印度商业银行为例，对该国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治理满意程度维系展开了实证研究。鉴于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Anju的研究显示，该国官员对目前商业银行中的信用风险治理机制较为满意，但同时认为应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以建立可持续的信用风险治理机制，其中当务之急是如何依法对权威的职业资格人员进行制裁，如何展开规律性训练，如何定期修改信用风险评级模型，以及如何监测实践事务层面和信贷组合管理等，从而对社会舆论做出合理交代。 [3]
然而，基于风险治理视域的研究远不只金融行业，对环境领域以及信息科技领域的探究同样可以采用这一视角。Rocks等研究了比较风险评估，此举意在发现公众对环境风险管理政策优先事项的意见。研究发现，环境风险具有不同的属性并且因地区的不同呈现殊异性，它们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公民出现参差不齐的反应，从而形成社会舆论。 [4] 另外，在信息科技领域，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是欧洲经济和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它为社会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要促进负责任的创新和提升公众的接受程度，就需要确定和实施监督方法，集中关注新兴技术的有效风险管理。Read等以纳米技术的发展为案例展开了对新技术风险治理的前瞻性研究。但在具体研究展开之前，研究者认为风险治理的落脚点应突出大众所感知到的基础、问题、原则和方法。 [5]
与仅基于实践意义的研究相比，还有学者以风险治理的实践为基础，从中摸索并提炼出相关的风险治理的理论意义，此举为指导类似的管理事宜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Asa、Hervé和Marianne将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治理模型与正式风险治理模型（如IRGC框架）进行对比，同时配以公共交通管理、河流管理和铁路规划三个案例来说明风险治理实践的社会动态。三位学者认为，风险治理是由参与者在日常活动中如何调解多层次和监管机构的约束，并通过惯例、信任、相互理解，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社会角色扮演的共同承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他们的研究发现，风险治理发生在历史、空间和制度三个元素当中，人们需要注意这种情境性的特征，以便理解治理的社会动态。 [6] Wong通过研究风险和可接受性的可变本质，初步建立了一套关于混合风险治理的框架，该框架结合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综合风险治理、协商民主和响应性监管，突破了现有风险治理模型的一些局限性（例如将风险问题及其利益相关者视为不可变的实体等）。 [7] 该研究的主要价值有：从概念上看，它引入了一个风险治理框架，并解释了风险问题的可变本质和利益相关者的配置；从实践上看，该研究为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从业者提供了一套操作规程，以便将这种概念性的方法用于风险治理和规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中。
国外学者对包括突发事件舆情导控在内的舆情导控的研究多与具体的事件相结合，通过实例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学术观点。Fischer等研究了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加拿大大麻管控事件。大麻的使用和供应一直受到该国法律的禁止，但大麻使用的“正常化”以及辩论的“正常化”成为加拿大政府所面临的最新突发事件，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表示支持自由化的这一舆情则凸显出政府导控此类事件的重要性。基于2014年CAMH监测评估和对2004名受访者的调查，大多数安大略省的成年人支持这一改革，并认为目前对娱乐性大麻使用的犯罪控制最好还是通过强制教育和治疗，使其得以合法化。 [8] Maina、Kitonyo和Ogwell通过民意调查的结果为肯尼亚的烟草控制政策提供了一些支持。三位学者在肯尼亚进行了一项横剖面研究，在两个月内随机抽样调查了年龄在18岁及以上约2000名受访者，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所提出的烟草控制政策。公众对烟草控制政策有压倒性的支持，并普遍认为政府在实施保护公众免受烟草危害的政策方面做得不够。 [9]
在美国，枪击案是最典型的一类突发事件，由枪击案所导致的伤亡统计显示，死亡人数从2014年的12571人已上升至2017年的13158人。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也着实反映出风险治理视域下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必要性。Kauder就“一月一枪”突发事件测度了关于枪支控制计划的公众意见。 [10] 事实上，早在25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州议会就批准了一项措施，即限制一个人在30天内可以购买的手枪数量。而在该措施通过的前几个月，政府部门通过一项调查来了解公众对该措施的支持程度。调查结果给议员、法律制定者以及高级政府官员提供了受访者是否支持此举的诸多客观数据，为后续的舆情导控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Walsh等学者就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政府的行动是否与公众对烟草控制的意见不合拍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的样本围绕新南威尔士人口展开，此举意在评估社区对禁烟、烟草供应、促销和产品监管、烟草行业对政党的捐赠以及政府对烟草控制活动的支出的态度。由于对烟草的管控长期处于风险治理的前沿，同时作为较敏感的社会舆论，在对舆情控制时也显得具有挑战性。于是该研究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偏好与新南威尔士州和联邦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结果显示，社区支持政府加强监管，强制实行无烟规定和其他反烟草措施。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公众需要继续开展宣传运动，使政府的烟草控制议程与公众的偏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1]
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无论是加拿大、美国还是澳大利亚等国家，在面对诸如像大麻管控、枪击事件、烟草控制等突发事件的社会舆论时，通常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调查研究或者是民意调查的方法对舆情导控加以铺垫。结合国内文献中所擘画的突发事件舆情演化路径和演变机制的“三阶段模型”、“四阶段模型”、“五阶段模型”乃至“六阶段模型”
来看，尽管国外学者并未将其进行归纳、总结并且提炼，然而，已有的实证研究也佐证了演化路径与演变机制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例如，网民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态度倾向性往往是构成初始传播阶段的重要因素。再如，潜伏期和活跃期作为舆论演化的前两个重要阶段，前者是对某一突发事件或者热点问题发表分散的、无特定联系、呈辐射状态、还未能对公众产生强烈影响的意见观点；而后者则使意见得到进一步集聚。这也是为何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为了使舆情导控的效果呈现最佳状态，从形成到扩散再到爆发的过程需要社会调查以及民意调查进行介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情绪在可控范围内得以缓解，并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除了对风险治理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本研究还尝试查找突发事件所产生社会舆情的相关文献。结果显示，相关文献目前十分稀缺。在仅有的文献中，Keason、Mythen和Walklate尝试通过研究来了解公众对恐怖主义风险的看法，探索个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政府的信任情况。三位学者从风险社会和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公民对政府信息的反应程度，以及恐怖主义风险的个体化是如何对犯罪控制、安全与福利政策做出明确反应的过程，并提出了关于未来传播策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预备问题。 [12]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无论是在风险治理的研究方面，还是在突发事件舆情的研究方面都贡献了较为可观的成果。虽然这些研究由于国情的不同和研究方法选择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特色，但对于风险治理和舆情导控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中，关于风险治理方面的研究涵盖了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多个值得探讨的主题，甚至有研究深入某一具体领域的风险治理问题，为完善风险治理理论体系和指导风险治理实践提供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而关于突发事件舆情方面的研究同样触及了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及舆情管控政策等较为完整的研究链条体系，其中亦不乏富有启示意义并值得关注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但综观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角度来看，都仍然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在风险治理的研究中，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风险来源的宏观描述以及对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等的探讨，而较少涉及风险治理微观技术层面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突发事件舆情风险这一风险社会重要风险源的足够关注。而在突发事件舆情的相关研究中，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舆情的形成规律、舆情传播的影响因素以及舆情处置的政策主张，而较少涉及导控技术层面的探讨，特别是对突发事件舆情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以及风险化解未有充分考量。文献检索结果显示，目前以风险治理为视域对突发事件舆情导控进行研究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其匮乏，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两个检索系统中，均未发现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因而，将风险治理与突发事件舆情导控二者相结合，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探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