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中国开始全面进入网络社会，各种突发事件的现实舆情反映到网络，更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对日趋复杂的突发事件舆情，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社会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因此，对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维护健康和稳定的社会舆论氛围的使命所在，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突发事件舆情导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包含了诸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但无论选取什么视角进行研究，始终都有两个基本的层面：一个是对作为导控主体的能力要求，另一个是对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检验。由此引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应对舆情导控风险，如何做出科学有效的舆情导控决策，达到预期的导控目标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一方面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社会的治理理论，为中国社会的治理转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推动了有针对性地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社会治理“软实力”的实践进程。

目前，国内关于突发事件舆情的已有研究集中于动力因素、作用机制、特点规律等方面，但对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系统研究还不足。为此，本研究将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置于风险治理的研究视角，在对舆情规律性特征考察的基础上，对具有原发性质的突发事件舆情存在的原生风险、突发事件舆情导控引发的衍生风险和突发事件舆情导控条件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进而从多个层面探寻突发事件风险治理的舆情导控基本程式，解析风险治理体系能力的生成。最后，本研究从提升风险化解成效的角度，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起突发事件舆情导控平台，努力为风险治理提供更好的可行性方案。

本研究以风险治理理论、舆情传播理论、信息演化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以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主要问题（一是突发事件舆情演化有什么显著特点，二是这些特点使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三是如何化解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风险）为牵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

本研究将突发事件的舆情演化置于新媒体环境下，通过比较分析，对舆论演化呈现的超越数量、规模与场域等“量化”特征的“质性”改变做出客观总结，为解答第一个问题提供客观清晰的思路。笔者深入研究后发现，在突发事件舆情的演化过程中，舆情呈现形态是交织并存的：信息类舆论和观点性舆论并存，显化的潜舆论与极化的显舆论并存，“围观”舆论与“行为”舆论并存，等等。这种并存性构成了舆情存在形态的主要特征。舆情的内在要素是混沌多元的，舆情主体的多元性与社群化、舆情诉求的多样性与无序性、舆情爆点的多维性与潜伏性等是舆情内在结构的主要风险性特征。从舆情议题演变的特点来看，其框架社会效应是流变的：情绪型议题框架映衬集体适应症候群，认知型议题框架昭示大数据时代思维变革，讯息型议题框架牵连社会信任。本书对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的研究以上述特征为切入点深入展开。

本研究检视了当前我国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实践，在对具体风险的分析中，探寻第二个问题，即舆情导控风险的原因考察。本研究以突发事件舆情演进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为划分依据，归纳出突发事件舆情生命周期演化过程的原生风险；以突发事件舆情导控的各主要环节为划分依据，归纳出突发事件舆情导控引发的衍生风险。根据研究，任何风险的产生与扩大都有其主客观原因，舆情管控方式失范、舆情主体沟通不足、舆情导控队伍力量有待加强等一系列管理问题也是造成风险的主要成因。这些问题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对舆情导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产生持续影响。

本研究站在系统和整体的角度研究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应对体系的建构，并设计了一个大数据风险化解的突发事件舆情导控平台作为对第三个问题的具体回应，从过程和能力两个维度对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展开研究。过程维度强调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的基本程式，建构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的可执行框架，提出共享态势感知模型、决策和行动协同模型这两个相应的治理模型，并与给出的制度保障相契合，为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框架提供可借鉴的构建方案。能力维度注重以舆情导控信息演化为主线，探究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的能力生成和演化态势，阐释舆情导控风险治理能力成长和提升之机理，为突发事件舆情导控风险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依据。

最后，引入风险治理的大数据利用问题。大数据技术对于风险治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对现有突发事件舆情导控主流平台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风险化解的舆情导控平台建设设计方案，以帮助管理者提高全面掌握舆情态势、及时跟进舆情导控、化解存在各类风险的能力。

本研究选择了风险治理这一独特的研究视域，从多维的角度以及相关的前沿理论进行分析，由复杂的演变中归纳出内在规律，立足实践建构相关的应用模型，努力为认知复杂舆情现象树立坐标，为政府进行相应的风险治理提供先导服务，为提升风险治理成效提供可靠保障，希望能够在这一亟须加强的研究领域探索更好的路径，以有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的社会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