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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已成为汽车年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位的汽车大国。回顾中国成为汽车大国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感慨万千。作为一个在汽车工业中度过了7年时光的人来说，每忆及此，更是心潮澎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跨进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大门。当时，这一机构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正处于鼎盛时期。中国汽车业的元老都集中在公司里，主要领导者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来自汽车业的精英。我之所以能进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是因为需要有人专门负责新闻报道工作。当时汽车工业的发展急需各方面理解、支持，因此我一方面从事对外新闻策划组织，一方面从事政策研究。新闻工作是我的本行，很容易就愉快胜任了。
从那时起，我在汽车工业的政府管理部门一边做“学徒”，一边工作，度过了自己一生中从32岁到39岁最宝贵的时光。这7年真正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回首前尘，这7年是中国汽车工业在改革开放中奠定新发展基础的时期，是中国汽车工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后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战略格局的形成，都与这7年中的一系列决策密切相关。至今中国汽车工业中商用车领域仍由本土企业主导，说明了那一时期决策的正确、工作的成效。这7年中我目睹了汽车工业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为发展民族汽车工业所做的努力，自己也参与其中，略尽微薄之力。重要的是在追随饶斌、李刚、刘守华、陈祖涛、孟少农、冯克、方劼、胡亮等汽车工业前辈奔走的过程中，学习、了解汽车工业，培养了我对汽车工业以及中国工业发展的直觉，为我进一步研究中国工业打下了基础。回首这段岁月，不能不感叹“人生几何”啊！
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7年时间，除新闻工作外，我参与了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文件起草工作，包括董事会、公司经理会的文件，汽车工业发展规划以及给国务院的报告等。我还受命为中央领导起草了关于汽车工业的讲话，为有关部门领导（原国家经委、原国家计委、原机械部）起草了讲话。此外，我还参与编写了《汽车工业简报》《汽车工业情况反映》两种内部不定期刊物，根据领导需要进行了有关专题调研。这7年里，几乎天天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调研，这期间汽车工业的重要文献起草，我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参与，让我对所谓“政策研究”深有体会。
“政策研究”从来就不是以寻求、研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为目标的，而是研究在既定的现实条件约束下，采取何种路径与方法，能够把事情推进到何种程度。追求真理，是学者们的使命；寻求实际可行之策，是政策研究者的工作。
某位笔者熟识的政府高官曾经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探求真理与制定政策的区别：你如果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必须问专家；如果想办成一件事情，必须问大家。政策，从来就是利益妥协的产物，是在集团利益妥协中追求资源配置相对优化，而非经济学追求的“最优化资源配置”。决策者即便理解了某些政策建议的理论合理性，但是由于决策的轻重缓急、外部环境局限、体制的束缚，乃至自身利益考量等方面的原因，也不一定会马上予以实施。政策的研究与实施，是一个持续的利益权衡、力量博弈过程。做政策研究，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奢望政策建议立刻转化为实际政策。同时政策研究者要看到自己与政策实际决策者、推动者相比，也存在着视野、信息、现场体验等方面的局限与不足。所谓“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痛”，政策研究者的职业道德是，在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各种决策方案提出来，比较各种决策方案的利弊，向决策者提出中肯的建议。至于是否采纳，是决策者的责任。根据笔者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做政策研究的体会及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政策的体会，短期政策要让决策者理解与采纳，至少需要1～3年；重大战略性政策要让决策者理解与采纳则需要5～10年，甚至10～20年。例如，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要“重视和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政府真正大力提倡智库建设，已经是21世纪初了。又如，笔者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
一书中对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进行了探讨，国家安全委员会真正成立已经是2013年了。所以，做政策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有做学问的心态，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度。这些认识，对于本书中某些文章的形成，影响颇深，对我做学问同样有很大影响。
除政策研究外，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我把剩余时间全部投入对汽车工业乃至整个中国工业的研究之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我总认为，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在经济发展上下功夫，必须从经济基础上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对我把经济研究作为自己步入中年时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光阴荏苒，我已退休5年了。汽车工业的元老重臣已纷纷谢世。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为没有看到中国汽车工业的腾飞而抱憾终身。进入21世纪，中国汽车工业终于实现了腾飞，产销量持续居于世界第一位，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对中国汽车工业，褒奖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无论褒奖还是批判，中国汽车工业依然在往前发展。尽管如此，为了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为了使后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此前的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为了使国人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了使理论研究者能够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基本的、真实的、较深刻的认识，我认为有责任把自己对汽车工业发展的体会、认识写出来，昭示后人。因此，本书不仅是论文汇编，而且记录了笔者所经历的汽车工业在重大关口的某些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是笔者在现场的直击感受与思考。这些感受、思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汽车工业不得不面对的困局、局限与改革尝试。因此，本书除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外，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侧面。
从笔者写出最初的汽车工业论文（1985年）到今天，已过去30余年了。可以说我一生的黄金岁月都是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度过的。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7年中，我以主要精力参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进行理论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我以主要精力进行国家安全、产业经济的理论、政策研究，同时参与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视野。
我从事研究工作20余年，既从事产业经济的研究，又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在产业经济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产业政策、技术创新等领域。就产业而言，自认为有较深入研究的是汽车工业和军事工业。对军事工业而言，我的微薄贡献是从安全战略、产业发展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新见解，对推进某些重大工程提出了具体建议，对军工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在研究高技术产业及汽车工业自主研发过程中，我提出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统一赋税，以利于自主研发等一系列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和全国人大的重视。在汽车工业方面，则是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生产管理、技术路线、产业政策、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参与。笔者对论述汽车工业发展的150余篇文章进行了遴选，选择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代表性文章。为全面体现以往的研究历程，有少数并非论述汽车工业，但与汽车工业紧密相关，并且产生了一定政策建议作用的文章也收录进了本书。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侧重对汽车工业发展中某些重大问题的政策探讨、理论思考和运行分析；下编侧重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国际经验的借鉴、比较，对外开放、自主研发中的重大问题分析以及是否需要发展汽车工业的争鸣与评论。
岁月荏苒。我跨进汽车工业门槛时，还是30岁出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66岁的退休老者。我致力于汽车工业30余年，深知汽车工业强国尚未建成，中国汽车工业仍须努力！回首伴随汽车工业走过的道路，顿生无限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说，汽车工业之兴衰反映了工业之兴衰、经济之兴衰、国运之兴衰。中国成为汽车工业强国之日，即成为工业强国之时，亦即成为经济强国之时。今后我仍将为汽车工业之发展略尽绵薄之力。愿中国汽车工业早日屹立于世界汽车工业最前列。
赵英
2019年3月18日
京东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