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清华周刊》文史栏

1932年秋末冬初，由于向清华学生会所办刊物《清华周刊》投稿的机缘，夏鼐与时任该刊文史栏主任的吴晗相识并订交。他们二人都是清华第六级（1930级）历史学系同学，又都是1931年从燕京大学转学过来的。按照清华的制度，从二年级开始选修课居多，同时需要补读一年级的必修课，因而二人很少共同上课（或许不曾共同上课），迟至这时才相识。1933年2月下旬的一天，吴晗突然来访，动员夏鼐接替他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夏鼐先表示拒绝，说自己认识人少，不会组稿等。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中文系同级同学）和吴晗一道动员，吴晗恳切地劝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 夏鼐便答应下来。

夏鼐接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后不久，就在该刊第39卷第3期的“编后”提出尽量“学术化”的办刊方针：“关于文史，在理论方面，作者应当有自己的新进解，切勿抄袭前人之言”；“考据，这是研究史学一种必须的工具……并不是史学最终的目的。史学研究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单方面的”。那个学期该刊第39卷文史栏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都是吴晗拉来的，特别是第8期“文史专号”，刊登有黄节、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钱穆、闻一多等名教授的稿子。吴晗出力甚多，连各篇文章的编次“是依时代的早晚为准则的：始于周前，而迄于清末”，也是他们一道商定的。夏鼐还在“编后”中，对该专号刊发的历史类和文学类文章，作了导读性的评论。例如，希望读者读了钱穆的《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说》，“能引起剧烈的讨论”；指出顾颉刚《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是“继续他的前次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名著《五德终始说》，其名贵可想而知”；指出郑振铎署名“西谛”的一篇短文“尤为难得”，不仅“阐明历来传《今乐府选》有五百卷说之非当”，“实启示我们喜欢中国旧曲人不少”。

夏鼐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期间，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审稿、校对及退稿，倘若临近发稿字数不够，便要临时拉稿或自己赶写来补齐。他在审稿中，表现出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判断力，例如：判定钱稻孙翻译日本学者岩井大慧《蒲鲜万奴国号考》一文，“颇为精赅，译文亦流畅”；判定牛夕（张傑）的《西周官制考略》，“搜集材料颇勤，方法亦正确。盖吾人如欲研究西周制度，非以金文为主，而以《诗》、《书》为辅不可。《周礼》伪书，不可用也”；判定辰伯（吴晗）的《汉代之巫风》，“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以其研究有素的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工夫自见”；判定尚呆（孙毓棠）的《西洋封建制度的起源》，“叙述尚流畅，条理亦清楚，可以登载。但在理论方面并未见深刻”，主要是“（1）专以政治原因解释封建制度的起源，而忽视经济的原因；（2）即就政治原因而言，专重国家失其统治权以发生封建制，实则此为变例，真正之社会进化过程，乃由氏族而封建，而国家，非先由国家而后封建也”；判定霍世休《校勘学之必要及方法》，“系根据刘文典之讲演，作者虽罕新添之点，但以刘氏原意及引例甚佳，故可一读。”采用的稿件还有陶希圣《郭子仪及寒山子》等。这说明，当时夏鼐已经具有较丰富的学识和较高水平的把握能力。

夏鼐审稿时，倘若感到拟采用文稿的部分内容尚有可商之处，或致函作者商酌，或加编者按语。例如审阅辰伯（吴晗）的《读史杂记》，既感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其中甘苦惟身经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又感到“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于是便写信将此意见告知吴晗本人。第二天接吴晗复信，信中说：“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夏鼐感到，这话大有《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慨，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野心。编辑《清华周刊》文史栏，拉稿不易，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坚持半年以后，他只好步吴晗的后尘，也辞职不再继续干下去了，但《清华周刊》仍聘请他为“特邀撰稿人”。

不过，通过《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确实使夏鼐在清华园声名大振， 传闻当时被誉为清华文学院的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位才子是：同为第六级（即1930届）历史系的吴晗、外文系的季羡林，及高一个年级的（即1929届第五级）外文系的钱锺书。1933年秋夏鼐选修陈寅恪讲授的“晋南北朝隋史”课程，当时的制度是同学可选题撰写论文，期末交卷以代考试，于是他便阅读《通鉴记事本末》的北朝部分及其他历史文献，写了《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对陈师的“一般汉人皆从事耕织而无服兵役义务”说进行讨论。陈寅恪对自己的观点虽有所保留，但批示的总评语为：“所论甚是，足征读史（按：原笔误为“心”）细心，敬佩！敬佩！” 一代大师陈寅恪对夏鼐如此赞许，是非常难得的。

1934年，吴晗与本校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梁方仲、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的汤象龙倡议，邀约夏鼐、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等历史系同学，以及当时在胡适家中工作的罗尔纲，共同发起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于5月20日在北平城内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宣告成立。 清华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等为其学术阵地，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有相当影响，后来研究会成员大都成为史学界的名家。 b8W2V9w5KYJIQ0TlEvyQ/EnsFmN3BklkdYIB0T7GDXfOfYmXCxIx4j6cnOOoP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