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渎三年

1927年夏，夏鼐由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时，是被保送直接升入高中部的五名优秀毕业生之一。但他领到毕业证书后并未在本校入学，而是远赴上海，报考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以期扩大眼界，更好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为夏鼐第一次出远门，大哥夏鼎特地陪伴，乘招商局的海轮前往上海。当轮船驶抵十六铺码头将靠岸时，夏鼐一眼望见黄浦江边的外滩，尽是高耸的洋楼，汇丰银行、江海关、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等，巍然矗立于阳光之中，使他初次感受到西洋建筑物的雄伟。

光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是沪上新近建立的私立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师生参加爱国活动，遭到身为美国基督教会牧师的校长卜芳济（Hawks Pott，F.L.）的百般阻挠，不许罢课和降半旗致哀。于是爱国师生愤而离校，誓与外国教会脱离关系，随后便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自行办学，取古《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定名“光华大学”。这与脱胎于天主教会震旦大学的复旦大学同出一典。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被推举为光华大学校长。起初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租屋为大学临时校舍，在枫林桥租屋为附中校舍，1926年营建正式校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中山路口，1937年“八一三”后光华校舍被毁，原地现为东华大学校址）。当时公开宣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念”，校训则为“知行合一”。

1927年夏鼐到光华附中入学时，校址已在大西路。附中和大学同在一个大院之内，校舍尚未完全建成，只有两幢大屋顶的教学楼、两座学生宿舍，临时教室则是二三十间竹筋土墙的茅草棚。这种教室，夏天颇为凉爽，冬天则奇冷无比，上课时要穿棉袍，手冻得难以认真笔记，但同学们从不叫苦。

光华附中当年的教学情况，与省立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齐名，是上海的三大名校之一。当年的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兼中学部主任。他于民国初年由清华学校派送留美，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一位早期获得博士学位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曾任光华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光华附中在课程上，国文、英文、数理化并重，数理化和外国历史都用英文教材。授课老师多为高水平的名师，其中国文一课先后由顾荩丞、王蘧常执教，两位先生后来都是知名的大学教授。

夏鼐当年读书用功是很突出的，每个学期开学时已经把主要课本从头到尾自学一遍，这样打好一定的基础，再加上课堂认真听讲，所以成绩特别优秀。高一下学期开学前，学校实行分科，夏鼐返乡尚未回校，同宿舍的同学代报文科，由于分科并不严格，也就听任了。他不但对文史方面兴趣甚浓，而且对数理化也肯钻研，成绩同样出众。夏鼐感到光华附中的各门课程，只有英文比温州十中所学高深，一两个月也就赶上了，其余反不及温州十中，所以有较多的时间用于课外学习，还不时抽空去大学部偷听名教授所讲课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史”、吴梅的“中国戏曲史”等。1927年11月16日下午，鲁迅莅临光华大学讲演，夏鼐亦曾到场听讲。当时鲁迅刚于10月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各大学纷纷约请讲演。他在光华大学讲演开场时说了几句客气话：“谢谢各位的邀请，还承你们派汽车来接我，事实上我今天要说的话，是不值得派汽车来接的。”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王蘧常在国文课上，要同学以“我所最钦佩的一个人”为题作文，夏鼐便写了一篇听鲁迅讲演的杂感。由于中学的课程较多，他又不愿意旷课，有时只是在窗外一观名家风采，未能进入教室听讲。见于《夏鼐日记》的名家还有张歆海、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等等。

光华附中时期的同学和同乡王祥第，曾忆及夏鼐课外学习的情况。 那时大多数同学是寄宿生，寝室兼作自修室，八个人一间。有一个学期，与夏鼐同室的七位同学都是上海人，课余常在室内拉琴唱戏，有时还伴以锣鼓，他身处其间，却仍能全神贯注，静心地读书、写作业，完全不受干扰。夏鼐课外阅读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广泛涉猎，强化记忆，每有心得，随时摘录于便条纸上，默读几遍后付诸一炬。为什么不保留呢？他说，手抄加强印象，默读为巩固记忆，反复阅读几遍就记住了。他这样锻炼自己的记忆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外国名人如爱迪生、拿破仑等的生卒年份，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夏鼐曾要求自己每天读课外书刊100页，无论在校期间还是假期回家都是如此，经常在图书馆翻阅书报杂志，涉及的方面很广，甚至《东方杂志》那种大型综合性刊物，几乎每期都整本阅读。王祥第与夏鼐早在初中时期即曾同窗，经过高中阶段，后又同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亲密的友情保持终生。平阳人王栻，也是夏鼐初中、高中和大学时期的同窗，友情深厚，经常与夏鼐在一起切磋学问，后来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研究。交往较多的光华附中同学还有张宗燧，是时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的次子，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与夏鼐同住过一间宿舍，并且同时去英国留学，后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光华附中的管理十分严格，全体同学都穿制服上课，半月一次的例会按座位号入席，上课、开会时迟到或缺席订有罚则，又在晚间按时点名。为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进取精神，课外开展种类繁多的研究、比赛活动，并且编辑出版学生刊物，由校方给予一定的资助和指导。夏鼐的学习成绩是相当优秀的，有两个学期获得全年级第一名，还在全校国文作文竞赛和英文翻译竞赛中获得银质奖章，曾担任光华附中学生会周刊的编辑部主任和文艺组负责人。

夏鼐在高中毕业前已有相当的抱负。1930年4月他的国文课作业以《减字木兰花·春晓》为题写道：

晨曦一抹，微透窗纱红似血。别院东风，时带余香入房栊。莺啼燕语，帘外任他春几许。客枕春慵，梦绕关山睡正浓。

跋语申述说：

这篇本是带点象征派的色彩，旭日红霞，象征着赤色潮流的猛进。有勇气有血性的青年，都要受这刺激而兴起，为新社会的产生而努力。然而可怜受了布尔乔亚阶级的遗毒的我，却正在迷梦方酣，虽意识到现代的思潮，而竟不能奋起。不长进的驽庸的人，恐终将要受到没落的悲哀。

当时他的志愿是进交通大学工科或清华大学文科。想进工科，是幻想做一名工程师：“在辘辘作响的马达旁边辛勤着、挣扎着，每天劳作几小时，然后划上一根香烟，躺在沙发椅上，悠然看闲书，这种生活是何等安逸和可爱。”至于文科，他在光华附中已有出色的表现，曾经写有以《论永嘉学派》为题的作文，对中国思想史上这一重要学派的宗旨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并且写道：“一个社会中具有善心的人已经稀少了；若这班人又只以洁身自好为止，不思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这种社会便难进步了。” 更为难得的突出表现是，夏鼐于高中毕业前夕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第1期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指名道姓地向时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吕思勉教授提出商榷，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批评将“茹毛饮血”的“茹毛”解释为“食鸟兽之毛”的传统错误，断定这个“毛”字的正解应为“草木”，表现出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挑战的可贵精神。

夏鼐在光华附中读高中时期即已结婚。夫人原名“李秀英”（夏鼐嫌这名字俗气，婚后为她改名“李秀君”），娘家是温州旧城南门外双屿山的富户。他们的结合，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24年春夏鼐刚进初中时即已订婚，但在婚前二人没有见过面。由于秀君的大弟与夏鼐同在温州十中读书，所以她早就获知未来的夫君沉默寡言、衣着朴素、一心向学。192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 他们成婚时，夏鼐直到二十六日才从上海赶回，婚后不到一星期，又急忙返校参加期末考试。秀君年幼时一度缠足，只读过短时间的私塾，但貌美贤淑，勤俭持家，以病弱之躯，独自在家服侍公婆、抚育儿女，长达二十余年。而夏鼐从1927年开始离开温州在外学习、工作，专心治学，仅有数的时间返乡探亲，直到1952年才将全家迁到北京团聚。夫妇二人虽然在文化上差距很大，但始终以仁爱、宽厚的感情，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历程。 Z1dfYPnymY4vSkSV90dMgdOB7usvJybcmMXp4SGkHbfd2vBKOevgOzYLZxTuva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