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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末，夏鼐在蒋廷黻的指导下，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这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命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这需要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田赋数字的梳理、统计与分析。夏鼐花费半年的时间，查阅卷帙浩繁的有关文献，其中包括江苏、浙江两省的减赋全案及若干府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的通志，长江各省咸同年间督抚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马新贻、李鸿章、沈葆桢的全集（政书、奏稿）和年谱，以及道光年间督抚林则徐、裕谦的著作，又查阅过《清史稿》、咸同光三朝《东华续录》《皇朝续文献通考》《皇朝掌故汇编》《皇朝经济文编》等，总计多达50余种。他还曾去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库，查阅大部头的《钦定赋役全书》，因其成书于乾隆以前，且所载为政府岁入及分配，对于研讨咸同年间减赋问题基本上没有帮助。为使资料更加完备，夏鼐曾试图进一步查阅清宫档案，当时故宫所藏档案已经南迁，考虑到北平社会调查所曾大批抄录其中有关近代经济史的资料，便由蒋廷黻致函该所所长陶孟和，介绍他在寒假期间前往查阅；后来他又去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即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查阅所藏故宫档案，但都徒劳而返，一无所获。夏鼐在占有相关资料上想方设法，做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于3月下旬到5月下旬，集中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撰写完成洋洋四万多字的长篇论文。
夏鼐关于清代咸同年间长江各省减赋问题的论文 [1] ，上篇从探讨太平天国以前长江各省的浮收勒折及其原因入手，论述太平天国以前情形。他劈头就尖锐地揭露：“《钦定赋役全书》中虽曾规定赋额，但是粮吏仍要作弊浮收。如纳本色米，或就斛面浮收，或竟折扣计算。如折色纳银，则常将米价规定较市价为高，勒令缴纳多出数倍的银两；甚或更将银两改折为钱数，将银价规定较市价为高，勒令缴纳钱文。地丁额征银两，但粮吏勒令缴纳钱文，其弊与漕粮征折色者同。所以民间要负担较额定正税多出数倍的田赋。”又说：“粮吏与官长狼狈为奸。长官得了陋规，便假装痴聋不去干涉粮吏的舞弊；粮吏为酬答长官的盛意，也很甘愿缴纳规礼。小百姓是‘天高皇帝远’，无处喊冤。不过，地方上的绅士，看见了未免眼红，却要来分肥一些。”强调其中富庶甲天下的江苏省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太仓州，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向来被征以远逾常例的重赋，因其超过人民纳税能力的限度，而使问题日益严重。下篇则论述太平天国以后清廷迫于形势，试图恢复生产力、减轻人民负担，采取裁减浮收、减定重赋、杜绝舞弊等措施，使长江各省赋税一度大幅度降低，并且附有湖北、浙江、江苏三省裁减漕额，及浙江十府、江苏四府一州核减浮收等统计表，加以具体说明。随后指出：“这次减赋运动所注意的是裁减浮收，但是裁减浮收这件事，不是一纸命令便能生效的。这不仅要赖州县官吏的束身自爱，并且要靠地方高级长官的严厉监视。”后来，“不但州县浮收的积弊，至同治末年后，复行发生；并且连输纳国库的田赋正额，至光绪时以财政困难，也增加了不少”。进而又说：“田赋是一种直接税，所以它的增加，最易使人民感觉到切肤之痛。清室的倾覆，与减赋运动成绩的消灭，并不是毫无关系”。
夏鼐行将由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他们曾不止一次相互讨论。夏鼐考虑出路不外四项：（1）立刻出洋，引诱力较大，困难亦较多，经济上家中虽不贫困，但留学费用的负担过重，家中未必舍得这么多的金钱；（2）进研究院，这是可能的，但留校时间太长（当时学制为两年毕业），所得的学问有限，将来的出路仍与大学毕业相类；（3）抛弃继续求学的念头，或在外省谋事，或在本地谋事（最好在清华），但成功的希望最少；（4）万不得已时，则只得在家中失业，但这是自己所不愿的。经过几次讨论，他感到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有听天由命。1934年5月15日他阅《晨报》获知，清华大学本年招收的留美公费生有两个历史方面名额，即美国史和考古学。对夏鼐甚为器重的蒋廷黻主张他进清华大学研究院，认为：“这一班里同学准备进研究院的很少，将来如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赴伦敦经济学院去研究。”又说：“现在研究院两年即可毕业，惟本校本科毕业者亦须经过考试，谅无困难。至于留美保送除两名助教外，尚有余额，亦可设法。但留美须依指定科目读去，不若研究院毕业者之自由。”还表示找职业亦可帮助设法，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现正扩充组织，可将毕业论文介绍给陶先生审阅，在调查所中努力工作，前途亦颇远大。蒋廷黻还为夏鼐进一步设计，第一年以全力读完学分（24学分，包括清代学术史），暑假三个月以全力预备初试（注意政治制度及学术思想，如清代官制、科举制度、升降办法、康梁思想背景等）；初试后，第二年专力毕业论文，并提示毕业论文题目：（1）清代贵胄（一、二品）之出身（贵、富）；（2）清代督抚之分析（出身、职权等）；（3）清代御史制度（或限于对外交问题之见解及其效果）；（4）清代驾驭藩属之政策；（5）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6）清代军机处之始末（组织、职权、人员、变迁）。
夏鼐为稳妥起见，感到还是两个方面都报考为宜，结果两边都在当届考试中高居榜首。夏鼐于1934年7月20日先报名清华研究院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门，8月1日至6日应试，考试科目除国文、党义、英文、法文外，专业课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经济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近代政治制度、清史六门。夏鼐的自我感觉是前三门曾在一、二年级学习过，大半已经忘记，后三门则从未读过。他虽临时抱佛脚，但发挥得很好，考试成绩总平均达到83分。本年度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为第二届，历史学方面的两个名额中，美国史门已有清华历史系保送任职两年的助教杨绍震报考，考古学门保送夏鼐报考，于8月13日报名，21日至23日应试。考试科目多由名师出题，其中有：国文（朱自清出题）、英文（吴宓出题）、中国通史（雷海宗出题）、西洋通史（陈衡哲出题）、中国上古史（顾颉刚出题）、西洋上古史（孔繁霱出题）、人类学（李济出题）。应试五名考生的前三名中，夏鼐的英文、法文、西洋上古史和人类学四门考试成绩，分别高出另二人30～50分（中国上古史分数最高，为95分），总平均78.5分，超过其他考生20分以上。
他在10月2日得知录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10月4日他在致室友刘古谛的信中说：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
显然，夏鼐在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他攻读考古学并不是就此钻进象牙之塔，而是依然关注着“当前的社会”，寻求安心立命的信仰。
夏鼐由热衷于中国近代史转而考取公费留美的考古学门，这出人意料的变化来得突然，考察起来却又并不偶然，因为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前面提到，他早在童年时代收集过古钱，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曾阅读克罗伯（Kroeber，A.L.）的《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化石与史前时代考古学已有初步了解。他曾不止一次去邻近燕园和清华的圆明园遗址，对照有关记载进行仔细考察；进城参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1933年2月，聆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Paul）讲演《新疆考古收获》。10月，前往北平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地质调查所，参观周口店发掘所获古生物化石、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及石器、骨器等标本；参观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J.G.）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他阅读过基思（Keith，A.）的《关于古代人类的新发现》（ New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the Antiquity of Man ）一书，曾想将关于北京猿人的几章译成中文，最终由于专有名词太多，迻译费时而暂时作罢。
夏鼐在太原晋祠圣母殿前
1934年4月中旬，夏鼐负责组织毕业班同学历史考察团一行十余人，去山西太原、大同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费用由校方发给。他们原本期望雷海宗教授前往指导，雷先生因无暇而未应允。于是夏鼐自己进行业务上的准备，阅读了早年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s，E.E.）所作考察报告《北中国考古调查记》（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以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有关云冈石窟的记述。在太原，主要游览晋祠，参观那里以圣母殿和“鱼沼飞梁”为中心的建筑群，祠内有著名的宋代彩塑、北魏造像碑及唐太宗行书《晋祠铭》碑（参观结束后，他曾为《晋祠铭》的考证费过一番功夫）；又在山西省民众教育馆，参观卫聚贤主持发掘的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代汾阴后土祠遗址出土遗物。在大同，则流连于云冈石窟竟日，逐个洞窟进行考察，仔细地写作笔记。这些活动，无疑使夏鼐增强了对考古学的兴趣。尽管如此，夏鼐对是否就此选定考古研究为终身事业仍在犹豫之中。
夏鼐在大同云冈石窟
[1] 1933年秋至1934年春，夏鼐在蒋廷黻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廷黻如此选题，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夏鼐为此上交过一篇“校后记”，全文如下：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作，是当年在反动分子蒋廷黻的指导下所写作的毕业论文。在政治观点上完全是站在反动一方面的。他指定这题目是另有用意的。初稿写好后，他又指点要与当前的政治相联系，所以又添上一节极其反动的‘余论’。当时我自己觉得这与正文的关系不大，所以称它为‘余论’。实际上，这是画龙点睛，正是全篇的目标所在。英文撮要将这‘余论’译为‘结论’（conclusion），可以说是‘恰中要害’。我自己当时思想之反动，昭然若揭，称之为想保留正文全篇的学术气氛，实是欲盖弥彰。甚至于可以说，这样一来，这篇文章所起的坏作用将更为恶劣。今日正处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渐入高潮之际，重读这文，惶惭无已，深愧当年思想上堕落之深。但是，我仍欲保留这一史料，作为检查自己过去错误之用，以便提高自己要求改造之决心，痛悔前非！1966年5月6日谨记。” （《夏鼐日记》卷七，第226～227页）该文原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又见《夏鼐文集》第五册，第264～325页。编辑出版《夏鼐文集》时，没有将这“余论”全文收录，只节录其中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