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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节前夕，“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发生，爱国将领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后来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则使爱国军民痛心疾首。日寇狡猾如狐狸、残暴如豺狼，激起了中国人民无限的义愤。这年暑假，夏鼐进大学后第一次返乡探亲，途经上海时，于6月15日特地前往“淞沪抗战”的战场凭吊。他先到闸北，见虬江路、宝兴路、宝山路一带皆成废墟，瓦砾遍地，间有危墙半堵，弹痕密如蜂巢。再由天通庵，乘淞沪路火车去吴淞口的炮台湾，原有炮座约二十尊，除五六尊已移去外，其余皆被摧毁。归途在江湾下车，见车站前的劳动大学已被毁。继而又赴乡间寻访战壕遗迹，连日细雨，壕中积水成沟，农田中的炸弹坑亦成水潭。时已薄暮，夏鼐由小路返回租界，却又遭遇日本士兵的检查，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屈辱和义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夏鼐于1932年6月18日回到故乡温州。两个半月的暑期生活，除了陪伴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外，大量的闲暇时间，则用于阅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及有关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新近出版的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马士（Morse，H.B.）《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l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夏燮《中西纪事》，以及夏皮罗（Schapiro，J.S.）《欧洲近世与现代史》（ Modern and Past European History ）等书。还曾阅读《申报月刊》连载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的《淞沪战争回忆录》。
转眼开学在即，眼见默然相对的爱妻，强自欢笑暗中伤怀的父母，夏鼐实在不忍远离。8月30日仍然登船启程。这时津浦铁路已经重新通畅，从上海乘火车北上，途经山东曲阜时，下车游览孔林、孔庙、孔府和颜庙。开学以后的三年级课程中，夏鼐对蒋廷黻讲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情有独钟，除阅读蒋氏《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外，又阅读陆续出版的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和第3卷（全书共计8卷）、萧一山《清代通史》，以及《筹办夷务始末》等，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书评。
1932年11月，夏鼐撰写了第一篇书评，对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予以评论。
蒋书曾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好评，称其“剪裁有法，俱见匠心”。而夏鼐认真阅读后，却感到尚有应予补正和值得商榷之处，因就“管见所及”进行批评。其中，“材料上的补正”部分，列举“西历年月日的错误”11条、“注明西文原字之误漏”10条、“标点上之错误”3条，基本上都不是手民之误，属于原稿中的硬伤。而“体例上的商榷”部分，则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选择材料的标准”方面，针对编者以“信，要，新”三者为标准，提出对一部史料辑要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要办到一个‘要’字，至于新不新则似可不必十分注意。即使没有新知识的贡献，而在一部用了新眼光来编辑的书中，旧材料也会发生一种新的意义。若以其旧而弃之，有时或者将使读者觉有不足之感”。“取材的来源”方面，认为全书均应“采取中外兼收的办法”，不宜甲午以前“当限于中国方面”。他提出“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虽尚保存相当的自力，但外交上折冲樽俎的结果，常是双方意见的折衷”，“专限于中国方面，实属未妥”。又如建议“中俄交涉的文件，最好能兼注俄历”；“奏折最好能兼注明拜发及奉朱批的月日”；以及对某些“专名”加以注释，许多事情“详其委曲”，许多人物“叙其生平”，注明史料中的阙佚，都是很好的改善意见。夏鼐作为清华历史学系三年级学生，冒昧地撰写尖锐批评系主任蒋廷黻先生的文章，在向校外刊物投寄前特送请蒋师过目，承蒋师接待面谈，当场表示对其“补正各点完全接受”，商榷部分则尚有一定的保留。
1933年，夏鼐有感于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言犹未尽，陆续写作几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交涉的文章，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念、功底，及其过细的分析，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
，对蒋氏《辑要》一书中道光二十年七月廿二日琦善奏折附录的“二十日致懿律照会”进行考证，认为“这是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文件，是由林则徐的主战政策转变到琦善主和政策的关键。照会中答应查办钦差大臣林则徐，为英人代伸冤抑，在当时是对外人极大的让步；琦善如果没有接到谕旨，是决不敢负担这重大的责任”。该文列举七月二十日以前道光皇帝的几道上谕，以及英国外相巴麦尊致其在华代表训令等史料，辨明这实际是“八月初九日奏折的附件”，指出“这十几日之差，关系很是重大”，说明其为“七月廿五日接到谕旨训示后所作”，“琦善不过是‘钦遵谕旨’而已，算不得是擅自许和”。夏鼐的《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
，则根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参考中英文各种史料，更详细列举诸家记载天津谈判的失误，排比天津谈判前后的时间表，梳理林则徐初遭道光帝斥责的经过，从而对清廷由主战改变为主和的过程、琦善在天津谈判中的地位，作出比较接近事实的记述。至于《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争对等权的失败》一文
，又考证1834年英国政府派拿皮耳为代表前来交涉中英商务的情况。当时清廷自视为天朝，狂妄傲慢，不肯平等相待，始而因公文转递手续的争执，欲停止英国贸易，继而又为会谈的座位问题争执起来，双方剑拔弩张，交涉两个多月毫无结果，英方只好自认失败而暂时平息。但是英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使其不愿继续忍受清廷对外商的种种束缚，遂必然发生“强迫中国开关”的鸦片战争。
夏鼐在1933年撰写和发表的另外几篇书评，也都十分精彩。其中，对名噪一时的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外交史部分的批评最为突出。
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断言其为“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列举该书在史实上和译文上的大量错误，最后批评材料来源未能逐一注明，外国人名地名或不书原文、或未附中译，并且告诫萧氏：“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非多参考西文书籍不可。听说萧先生在著作本书的时候，‘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自然还没有机会来多读西书。现在萧先生既有机会到英国去读书，而国文方面的材料，又增加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书，宜可旁征博引，重写本书。吾人将拭目以俟之。”夏鼐当年的书生意气跃然纸上，也进一步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畏的订正勇气。再如《评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
，不仅对该书的取材、体例和论点提出批评，而且指出该书的50多处明显的错误；《评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
，则批评该书分期不当、条理不清、叙述不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