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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凯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 2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里，马克思总计以35个形容词或副词形式的“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地）来做阐述。对马克思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与观念脱离其经验关系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以形容词或副词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地”用法，则是他对抱持这种解读世界的方法与对象的一种批判与指涉。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使用与认知是一致的，但因为语言转换的缘故，研究者容易混淆关键词的意涵，阻碍了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在部分地方，研究者只能从中文字面意义来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因而做出意识形态具有负面意涵的判断。
【关键词】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地 ideologisch- MEGA 2
马克思在德语《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总计写下104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词语，包括24次以名词出现的“Ideologie”（意识形态）、45次以名词来书写的“Ideologe，-n”（意识形态家），以及35次以形容词或副词形式来阐述的“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地）。本文着重对这35个“ideologisch-”进行分析，考察马克思对该词的用法与认知。
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写下35次“ideologisch-”，但在1960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里，仅有5处是以“意识形态”的相关词语来对应翻译（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在收录的节选章节里再改译了4处），其余的地方则多以“意译”的方式来呈现，包括翻译为“思想的”“思想上的”“思想”“观念的”“观念地”“思想观念的”“思辨的”“思辨”等。虽然中文版
对“ideologisch-”的翻译不一，不过我们仍可依据该词所修饰、指涉的对象来做意群上的区分。基本上，马克思的用法可以概括为对“观点”“表述方式”“行为”“逻辑概念”“事物”等意群的修饰。
首先，就马克思用“ideologisch-”来修饰“观点”或“表述方式”的部分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思辨词句”（Phrasen）、“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Theorie）、“意识形态的语言”（Sprache）、“观念的意义”（Sinn）、“思想的义释”（Umschreibung），以及6次对“Ausdruck”（译为“表现”“反映”“说法”）一词的修饰。其次，就修饰“行为”意群的部分来说，有“意识形态的欺骗”（Tauschung）、“思想上的占有”（Aneignung）、“思想上轻视”（Verachtung）、“思想上的‘暴动’”（Emporung）、“思想上的吹牛”（Prahlereien）、“思辨的歪曲”（Verdrehung）等。再次，马克思也用“ideologisch-”来修饰“逻辑概念”，如“意识形态前提”（Voraussetzungen）、“意识形态上的反射”（Reflexe）、“思想上的概念”（Begriffsbestimmungen）、“思想上的观念”（Vorstellungen）、“意识形态的方法”（Methode）、“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公设”（Postulat）等。最后，马克思还用“ideologisch-”来修饰“事物”，如“意识形态有关的等级”（Stände）、“思想的贮藏所”（Rumpelkammer）、“思想的形式”（Gestalt）、“思想形式”（Form）、“思想上层建筑”（Uberbau）等。
马克思用“ideologisch-”来修饰的对象是相当多元的，如包含对“观点”“表述方式”“行为”“逻辑概念”“事物”等意群的阐释。虽然看似复杂，不过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用法与认知，是存在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可以在他对“实践”“现实”“唯物史观”等概念的阐述中得到呼应。
首先，从马克思阐释“实践”的视角来看他对“ideologisch-”的认知。马克思曾质疑施蒂纳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劳动、经商等等这些个人的生存方式，由于它们的现实内容和发展进程是否并不一定引起他所当作独立存在物而加以反对的那些思想上的观念（ideologischen Vorstellungen）。”
马克思想表达的是，施蒂纳对所有的事物都透过纯粹观念的演绎，进而将其任意转变成圣物；但施蒂纳始终没想过的是，人们在真实的、具体的生存活动下（如真实地进行劳动与经商），他们明确的实践活动与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伴随而生的意识，都不是如施蒂纳假想的那样，可以简易地转换为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当然，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在说明施蒂纳异想天开地、简单地认为可以将“观念”“神圣化”，借以批判后者把共产主义神圣化（其实是神圣化他自己）的论述是荒谬的；不过，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也可以确认，意识形态的观念仅出现在思维活动中，而在真正的实践活动中，它是无所遁形的。此外，马克思也说过：“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ideologische Ausdruck）。他们的思想上的吹牛（ideologischen Prahlereien）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
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浅显易懂的，他指出观念会脱离现实关系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因为哲学家没有能力面对世界，而“揭穿”一词也说明，他们在脑中创造的一切，是可以透过实践来批判、导正的。因此，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层面来看，他的意识形态观很大程度上是从对实践的强调而逐步形成的。透过对“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的表述方式，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地）”的定义相当清晰，即脱离现实的观念就成了意识形态，它是与实践相结合的观念相对立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脱离经验实践关系的思想与观念，形容词“意识形态的”用法，就是马克思对这种把思想、观念脱离实践基础的方法与对象的一种批判与指涉。
其次，从马克思阐释“现实”的视角来考察他对“ideologisch-”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现实基础”与“意识形态基础”是光谱两端的概念，他写道：“这样一来，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联系，因而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虚构幻想的联系（phantastischen Zusammenhang）。”
马克思论述的起点是，一切问题都是哲学家如何看待思想与观念的问题，一旦他们脱离现实关系来解读世界，便会依据意识形态的基础来认识世界。这段引文除了对“现实”与“意识形态”做出对比外，马克思也说明，当思想与观念脱离现实成了意识形态后，它们与现实的联系常是虚幻的（phantastischen）。对于这一个虚幻的生产，马克思在他处阐述现实的私有制如何被建构成一种假象时也写道：“这种真正的所有制（指德国空谈家遥想的所有制）……把从这种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看成是这种假象的真理和现实；因而这种理论彻头彻尾是思辨的。”
引文中的“思辨的”对应德语“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理论会是意识形态的，也说明了他对“意识形态的”认知。那就是，德国空谈家把他们在脑中、在精神领域内所抽象出来的（脱离现实基础的）观念，看成真理与现实本身，而把真正现实世界的私有制当作假象。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把主谓关系倒置以及把所有制的“观念”脱离掉它的现实基础的步骤，德国思想家遥想的所有制理论，就成了所有制这一个“观念”脱离其现实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
此外，马克思在评论施蒂纳对“暴动”的理解时曾指出，施蒂纳认为暴动的起因不是社会现状的改变，而是人民“对本身的不满”。问题在于，对施蒂纳来说，人民“对本身的不满”并不是源自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是源自“道德上”的不满。马克思分析道，这种“道德上”的不满，其实是施蒂纳错把人民对社会关系的不满，解读为只是源自人民脑中的、精神层面上的不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即“不满”的这一个“观念”脱离其现实状况的）不满，因此马克思总结道：施蒂纳把“关于革命和暴动的推论建立在满意和不满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完全属于小资产阶层的情绪上”
，这是从思想观念来判断什么是革命暴动，而不是从现实生活来认识革命暴动。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会指出施蒂纳对物暴动、不满的理解只是“这种关系本身在思想上的反映（ideologischer Ausdruck）”
，是因为后者对暴动、对人民的不满的理解，都仅是从“暴动”“不满”的“观念本身”出发，忽视了与这些观念相关联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不同的意义上，马克思也曾以“暴动”一词来暗讽施蒂纳在精神层面上自认为的创举。他在阐释后者如何“创造他的思想上的‘暴动’（ideologischen Emporung）”
时便指出，因为施蒂纳不曾“研究过各种不同的现实的革命和革命的尝试”
，因而他所能阐释的，永远只能是他自己脑中的想象。施蒂纳认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惊天动地的创举，马克思则讽刺地将这个创举描述为脑中的“暴动”；在马克思眼中，施蒂纳创造的只不过是一些脱离现实经验的“观念”而已。简言之，上述马克思对“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的用法与阐释都指明，“现实”是马克思解释“思想观念”如何质变为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的重要对照与依据，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关系的思想与观念，形容词“意识形态的”用法，就是马克思对这种把思想、观念脱离现实基础的方法与对象的批判与指涉。
马克思也使用“ideologisch-”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例如，他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意识形态上的”，并不是单纯地在对唯心与唯物视野的差异进行说明或比较，而是在本体论层面上阐释唯物史观。他认为，只要从人的实际活动出发，就可以勾勒出黑格尔唯心主义所引领的观念论如何成形、思想观念如何脱离其现实基础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等。马克思认为它们都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简单地说，德国思想家之所以会抱持观念论这种哲学思维，也是基于他们的生活过程。虽然“意识形态上的”在上述引文中不是马克思阐释的重点，但它是马克思说明其唯物史观的重要辅助概念；马克思在这段话里通过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实践基础，来说明思维的“产生原因”，并得出结论，任何哲学思维（无论唯心还是唯物）都是思想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无独有偶，马克思通过“ideologisch-”来阐述唯物史观的例子还有：共产主义者“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ideologischen Form）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
。这里的“对立”是指两种自我实现形式，即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在其论述中强调消除对立不是通过“思想形式”（ideologischen Form，应译为“意识形态上的形式”）的改变，而是要从“物质根源”（materielle Geburtsstatte）来查找原因。他指出，施蒂纳无法理解共产主义（指马克思心中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也无法厘清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之间的对立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施蒂纳只是用观念来遥想一切，用精神上的道德来定义与认识共产主义，因而局限在观念上的道德、幸福、无私、爱等。虽然施蒂纳立意良善，致力于社会的革新，但是诚如马克思说的，他是用“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社会问题，也就是使思想观念脱离社会现实基础，从脑中的思想观念出发来想象变革如何可能。马克思通过揭露施蒂纳的盲点，指出了“物质根源”，即社会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地阐释了他的唯物史观。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不管马克思是从“实践”“现实”的视角，还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使用“ideologisch-”，他对该词的用法与认知是一致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与观念脱离其经验关系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形容词“意识形态的”就是马克思对抱持这种解读世界的“方法”与“视角”的一种批判与指涉。当然，马克思对“ideologisch-”在用法与认知上的一致性不仅展现在本节的几段引文里，而且贯穿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就是本文下一节论证的重点。
本文在前面将“ideologisch-”所指涉的对象，依据其性质划分为数个意群。划分的方法与标准当然可以商榷，不过不管怎么划分，在这些被马克思以“ideologisch-”所修饰的、看似性质与所属意群都不相干的指涉对象里，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用法与认知，始终是一致的。
首先，从修饰“观点”或“表述方式”的意群来看，马克思曾写道：“由于这位乡下佬雅各诚心相信哲学的幻想，把现实的那种脱离经验基础的、思想的、思辨的表现（ideologischen，spekulativen Ausdruck）当作现实本身……因而才会设想此种神圣本质只与思想和观念有关。”
中文版的翻译是将“脱离经验基础的”“思想的”“思辨的”三个词以同类词来并列翻译。考察德语，马克思的写法是“den ideologischen，spekulativen Ausdruck der Wirklichkeit，getrennt von seiner empirischen Basis”，实际上只有“思想的”“思辨的”二词才是同类词并列使用，它们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两个名词，即“Ausdruck der Wirklichkeit”（现实的表现），而紧接着出现的“getrennt von seiner empirischen Basis”（脱离经验基础的）其实是作为同位语从句来修饰前面的“表现”。不过，不管是中文译本将三者作为同类词并列使用，还是德语原文里马克思的表述，其实都说明，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就是一种“脱离经验基础的”表现，“意识形态的”一词所形容的就是思想观念脱离了经验基础来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视野。再从“思想上的表现”（ideologische Ausdruck）来说明。马克思指出，教阶制和封建制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制度内部的斗争在“思想上的表现”（ideologische Ausdruck）
。他解释道，因为“生产和交往关系”的不同，人类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形式，但偏偏教阶制并不是一种由“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演变而产生的新“政治形式”，它只是封建制度在观念上的变形，是一种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的伪政治形式，所以马克思才写道它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施蒂纳对教阶制的认识与推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抛开封建制度这个“观念”的社会现实基础，以纯粹脑中的“观念”来勾勒封建制度，建立了他的教阶制，而这正是马克思批评后者的创举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斗争的原因，施蒂纳说到底只是用一种观念去反对另一种观念罢了。马克思使用“思想上的”（ideologische）来修饰施蒂纳的观点，目的就是强调后者仅从观念出发，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解读世界的方式。
其次，从马克思以“ideologisch-”来修饰“行为”意群的论述来说，他曾讽刺施蒂纳只要“实现他在思想上的占有”，把无法论证的恼人概念从脑中挤出去，便心满意足地自认为完成了实践。马克思指出，不管施蒂纳采用的是只在理论范围内进行实践的“吹牛”法，还是竭力吹嘘“我”的概念的“多情”法，两种方法都是所谓“暴动”；马克思称施蒂纳根本不需要“暴动”这个“事业”（长篇大论的吹嘘或理论上的实践），也根本不需要担心触犯“圣物”这个概念，而费心去阐释神圣性、异己精神，因为他所抱持的那种脱离现实基础来认识世界的方式，根本不需要他多花心思来论证。马克思说道，他仅需“实现他在思想上的占有（ideologische Aneignung）”
就可以达成他的目的，即施蒂纳只需脱离实际状况而从观念来定义，只要凭空地在脑中占有这个失去现实基础的观念，他的“我”“唯一者”的论述便宣告完成。简言之，马克思通过“思想上”（ideologische）的占有这一表述，说明了施蒂纳在论证时，其思想与观念是脱离现实基础的。同样在这个意群里，马克思也曾把“ideologisch-”用于一个看似与“意识形态”概念毫无关系的生活经验的比喻上，他写道：“希望像鸟儿那样飞翔的小市民从思想上轻视（ideologischen Verachtung）铁路的真正核心就是对马车、大车和土路的偏爱。”
这段引文中的“小市民”（Burgers）特指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而他们的保守性，正是马克思使用“ideologischen”（意识形态的，这里译为“思想上”）一词的重要原因。对于小市民来说，铁路带来的巨变冲击着他们的保守思维，使得他们只能在脑中认定“马车、大车和土路”优于火车与铁路，而无法从现实生活来证明（因为现实生活的经验证明的是铁路的便利性）。这只是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比喻，说明小市民通过脑中“土路优于铁路”的观念来满足自己对过去荣耀的留恋，不过马克思真正的目的在于借这个比喻来对比施蒂纳对天国的渴望，后者的论述同样只是一种建立在观念上的自我意淫。小市民与施蒂纳的观念都脱离了现实基础，以此达到对现实状况的轻视，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轻视。马克思在这里对“意识形态的”的用法与认知，依旧是指“观念跳脱其现实基础而来解读世界”的这种哲学思维。
再次，就作为“ideologisch-”所修饰的“逻辑概念”意群的表述而言，本文在上一节对马克思的引述，大多是他对这一个意群的阐释，这里再以一个例子来作补充说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里所删掉的一段话中写道：在对个别人物展开批判前，他要先提出对德国哲学现状的一般意见，并且要“揭示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意识形态前提”的中译文在这里常被直接感知为一个名词，而忽视在德语原文的表述中，名词“前提”是被形容词“意识形态的”修饰的。马克思认为，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阐释他们的思想观念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Voraussetzungen），但为什么这个“前提”是“意识形态的”？诚如马克思的原话，这是因为“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
。德国思想家对思想观念的这种看法，正是让他们所遵循的前提，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简言之，德国哲学家把思想观念供为上位，认为它们可以独立于现实经验生活而存在，是解释世界的唯一准则，这一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谓“意识形态”，这种思维“前提”是脱离现实的，即“意识形态的”前提。
最后，就马克思使用“ideologisch-”来修饰“事物”意群的例子而言，本文以“思想上层建筑”（ideologischen Uberbau）与“思想的贮藏所”（ideologischen Rumpelkammer）来做说明。马克思写道：“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
引文里的“思想”一词，其对应的德语原文是形容词“ideologischen”，“思想上层建筑”其实应译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社会变革下的竞争所带来的效应，对于整个社会关系而言，它不只把各种关系变为“金钱关系”“买卖对象”，它也摧毁了无产者对生活的认知。竞争先是摧毁无产者日常生活实践下自然而生的传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竞争还摧毁过去统治者为达统治目的而（刻意）灌输给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强加在无产者生活准则之上的上层建筑，因为这个上层建筑代表的是一种脱离现实经验的思维，这也是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的”一词来修饰前者的原因。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而非脑中观念上的）竞争，其实是可以瓦解意识形态的，但是他更强调“这种剧烈的革命当然不是起源于德国”
。如我们熟知的，这是因为当时德国哲学家还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思维观念，即脱离现实基础的观念，来遥想社会变革，这正呼应了马克思以“意识形态的”来修饰“上层建筑”的做法，他强调的始终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存在的统治观念脱离现实基础的问题。最后，从马克思这句话来看，他写道：“自我意识在这里好像起着思想的贮藏所（ideologischen Rumpelkammer）的作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表述是“纯粹的思想”
、是“赤裸裸的抽象词句”
，它是“实体”抛开观念的现实基础，是“被了解为意识范围以内的观念，被了解为人的头脑中的思想”
。马克思也将“自我意识”等同于“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用来对比“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
。从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表述与认知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作为自我意识的“贮藏所”，其储藏的思想、观念与意识，绝非观念与意识“本身”，而是与马克思在对“自我意识”进行阐释时一样，都是指脱离了现实关系的那些观念与意识。这正呼应马克思写下“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贮藏所的用意，贮藏所收纳的是自我意识，是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观念与意识，简单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
从这上述诸多例子里可以看出，不管马克思笔下“ideologisch-”的修饰对象是谁，如对“事物”“行为”“逻辑概念”，或是“观点”“表述方式”的修饰等，他对“ideologisch-”的用法与认知始终是一致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与观念脱离其经验关系的一种解读世界的方式，而形容词“意识形态的”用法，即是马克思用来对抱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视角”的一种批判与指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以“ideologisch-”来进行阐释的共计35次，但目前出版的中文译本，有多达24处是使用“思想的”“思想上的”“思想”“观念的”“观念地”“思想观念的”“思辨的”“思辨”等词来翻译，这样的“意译”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用这些词意译“ideologisch-”时，其实很容易与其他德语词产生混淆；另一方面，中译文的“意译”，也在无形中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怎么认识与使用“ideologisch-”提供了一个管道。
首先，“意译”容易混淆关键词的含义，阻碍我们对马克思观点的真正理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idealistischen”一词基本上译为“观念的”，又如“spekulativen”一词也译作“思辨的”，即便名词“Ideologie”也曾以“思想”来翻译，而当“ideologisch-”也采用上述翻译时，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使用这些词时的真正用意。再以下面这段译文来深入说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写道：“这样一来，他就狡猾地把现实的冲突，即它在思想上的（ideellen）反映的原型，变成这个思想上的（ideologischen）假象的结果了。”
在这段引文里，中译文出现了两次“思想上的”，但实际上，它们各自对应的是不同的德语词，第一次对应于“ideellen”（其实应翻译为“观念的”），第二次对应于“ideologischen”，而当前的中译本皆译为“思想上的”，这使读者无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原型”与“假象”之间的转变原因。简言之，当前对“ideologisch-”翻译的不精确，实际上已经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相关论述的正确认识。
不过，有趣的是，现阶段中译本对“idealistisch-”的“意译”，反倒在无意间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去正确认识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认知与用法（而无奈的是，这却是基于当前研究者对“意识形态”的负面看法，稍后说明）。再以前一段引文为例。面对“原型”与“假象”之间的转变，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是，“思想上的反映的原型”（ideellen Abbildes）之所以会变成“思想上的假象的结果”（ideologischen Scheins），是因为施蒂纳把实际生活中的冲突都看作只是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把个人所遇到的现实矛盾都看成“个人和自己的观念的矛盾”
。在施蒂纳眼中，矛盾与冲突都只是个人脑中的观念，只要解决观念，就能解决矛盾和冲突。正是“ideologischen Scheins zu verwandeln”中的ideologischen（“思想上的”）一词，揭露了施蒂纳的这一套操作手法，因为施蒂纳只把矛盾与冲突看作“观念”本身，而忽视矛盾与冲突所产生的现实基础，把原本应该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的观念（原型），变成一种脱离现实基础的观念，即“思想上的”假象。马克思对“原型”与“假象”之间的转变的阐释说明了他的“意识形态”观，也体现在他对“ideologisch-”的使用上。虽然中文的翻译（“思想上的”）并不精确，却避开了研究者带着对“意识形态的”的主观认知来解读马克思的这段话的可能性，从而能在没有“意识形态”相关词语的翻译下，正确呈现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一致性认知与用法。
不精确的翻译反倒让我们正确理解“ideologisch-”的例子还可以见于这段话：“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引文里的“思想上的”对应的德文原文是“ideologische”，准确的翻译应为“意识形态（上）的”，若这样翻译，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康德怎么会把意志变成纯粹“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规定，如此，必然造成研究者在理解上的困惑，特别是当“意识形态的”一词的意涵还未能被正确认识的时候。在这段引文中，“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与“道德”都是用来说明“意志”转变后的性质，说明康德怎么对一个理论及与它对应的利益进行切割，从而把物质动机简易地转变为“意志”，成了一种纯粹“道德”假设与“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规定。在这里，“思想上的”，也就是马克思原文中的“意识形态的”一词，是用来形容康德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一种把观念抽离掉其现实基础而来解读世界的方式。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通过分析康德的手法，来论证后者的思想其实就是他所批判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康德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切断，把实践视为道德行为，并认定它是一种在“观念层面”上的活动。而这种把观念与现实生活相分割，正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也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会在这里使用“意识形态的”来形容康德对意志的认识。中译本将“ideologische Begriffsbestimmungen”翻译为“思想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规定，因此，我们不会因个人对“意识形态”一词的认识（如负面地看待“意识形态”一词）而影响到对整个段落的理解，这反倒佐证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一词的用法与认知具有一致性。
不精确的翻译反倒成为正确理解马克思阐释“ideologisch-”的管道，这个现象促使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翻译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下面的引文里，虽然“ideologisch-”是被正确翻译为“意识形态的”，但反而造成我们对意识形态相关词语的错误理解。我们先来看这段引文的中译：“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在我们的圣者那里正是获得了这种形式。”
研究者阅读这一段时，容易将意识形态视为具有能动性，主动去欺瞒，但若从文本语境去考察的话，便可以发现因翻译而造成的误解。在这段引文中，“意识形态的”并不是马克思阐释观点时的主语，前后脉络反复论及的“资产阶级”才是他批判的对象。原文是这样的：Warum diese ideologische Täuschung bei unserm Heiligen gerade diese Form annimmt。马克思要表达的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欺骗……”。造成“ideologische Täuschung”（中文译作“意识形态的欺骗”）的其实是“资产阶级”这个在阅读时容易被遗忘的主语。因为少了主语，省略了“在”与“上”的翻译，“意识形态”被拟人化，研究者进而为其添加了“主动”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段落中的其他负面义词语便容易强化研究者对意识形态的负面解读，在这段引文中，便是“欺骗”一词。这里的“欺骗”译自德语名词“Täuschung”，但是因为语言的转换，我们无法轻易地从层层叠叠的中文字面义上做判断，从而导致这句引文里的“欺骗”容易被以“动词”词性来做理解，它也间接地确立了研究者把“意识形态”一词看作马克思阐述时的主语的合理性，于是“作为主语的意识形态是有能动性的，会主动去欺骗（动词）……”的阅读感知，便成了研究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这种理解使我们无法辨别马克思在这里使用“ideologische”一词的目的，其实是用来形容资产阶级的欺骗，后者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并将这种精神层面的产物当作“现实的世俗的基础”
，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错觉”（Täuschung），才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观念脱离现实基础的）性质。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对德文“Ideologie”（意识形态）的翻译（改译）模式，日后重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时，编译局在很大的可能性上是会将现在译为“思想的”“观念的”“思辨的”等词语的“ideologisch-”，都改译为更符合马克思写作语境的“意识形态的”。但是，必须正视的是，假使我们届时依旧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相关词语的使用与认知的话，那么前一段提及“意识形态”这一个词语在阅读上常被当作句子的主语，并常被研究者以负面义来理解的现象，便容易出现在下面的引文里。例如，马克思写道：“我们先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思辨的歪曲（ideologischen Verdrehung）。”
这里的“他”是指施蒂纳，“思辨的歪曲”是指施蒂纳做出“可能性和现实性相一致”
的论断。马克思指出，后者的这一种方式，导致他无法真正认识唯物主义，因为他只顾着在脑中塞东西，使得“可能性”只有在他的脑中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性”。这在马克思眼中是主谓关系在逻辑上的歪曲现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歪曲，因为施蒂纳对“可能性”的判断并不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考察，而只是脑中观念的想象，只有脑中的“可能”，才符合他对世界的“现实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借由前后文来理解，马克思这里使用“思辨的”（ideologischen）一词，旨在说明施蒂纳从观念出发来认识世界，也因而歪曲了对世界的认识；但是，假若在还没有正确厘清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这个一致性的认知与用法，而将“思辨的”一词改译回“意识形态的”时，便容易在阅读上出现把意识形态作为主语（而不是施蒂纳），并配合随后出现的“歪曲”（原文是名词，但在中文阅读让容易以动词来做理解）一词，最终做出意识形态具有负面意涵的判断。类似的例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不胜枚举，例如现阶段意译为“思想上夸张的说法”“思想上把问题倒转过来”“思想观念的统治”“思想意识创造”“思想上的吹牛”“思想上的‘暴动’”“思想上轻视”“思想上的占有”“思想上的假象”等都是如此；届时，研究者仅依据这些改译后的字面翻译（如“意识形态的夸张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假象”），从而提出“意识形态”具有“倒转”“统治”“创造”“轻视”的力量，其用“夸张”“吹牛”“占有”的方式来鼓吹“暴动”与制造“假象”等的判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针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35个以形容词或副词形式来作阐述的“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地）进行分析。就现有最新的中译本而言，中译本仅有9次是以“意识形态的”来翻译该词，其余皆以“意译”来呈现，如译作“思想的”“观念的”“思辨的”等。“ideologisch-”的意译相当多样，该词所修饰、指涉的对象无所不包（本文归为“观点表述”“逻辑概念”“行为”“事物”等意群），但是从马克思阐述“现实”“实践”“唯物史观”等概念的段落里可以发现，他对“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地）的认知与用法贯穿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始终是一致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对马克思这35个“ideologisch-”的文本考察。对他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与观念脱离其经验关系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形容词或副词“ideologisch-”（意识形态的/地）用法，是马克思用来对抱持这种解读世界的“方法”“视角”与对象的一种批判与指涉。虽然马克思对“ideologisch-”的用法与认知是一致的，但因为语言转换的缘故，研究者容易混淆关键词的意涵，这无形间阻碍了我们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在部分地方，研究者（被迫）只能从字面义来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也因而做出意识形态具有负面意涵的判断。对意识形态相关词语的翻译工作以及伴随它们而出现的其他关键用语的译法，攸关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这是学界必须重新省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