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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政府
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复兴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刺激了乌拉圭经济外部需求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45～1955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农业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乌拉圭养老金制度等社会立法不断完善。1950年乌拉圭再次获得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举国上下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没有一个地方像乌拉圭那样好”这句口号是这种乐观情绪的写照。乌拉圭因此获得了“南美瑞士”的称号。
1946年托马斯·贝雷塔当选总统，这标志着巴特列派的胜利。但他仅任职6个月就因病逝世。随后，副总统即何塞·巴特列的侄子路易斯·巴特列·贝雷斯（Luis Batlle Berres，1897～1964）按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务。路易斯·巴特列主张改革，因而又被称为新巴特列派。政治上，他反对在拉美实行共产主义，同时也反对实行以阿根廷总统庇隆为代表的威权民众主义。他主张各个阶级实行妥协及和解。对于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国家应保障社会稳定，适当地缩小由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不公平差距”。与庇隆主义不同的是，他反对工会组织实行政治自治，主张社会合作。反对各种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集权主义政党。经济上，路易斯·巴特列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不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为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优惠，政府建立了一系列食品补贴项目。1947年政府建立了控制基本生活用品价格的国家补给委员会。然而，路易斯·巴特列政府推行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及工业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土地所有者的不满。1950年贝尼托·纳尔多内（Benito Nardone，1906～1964）在农业协会领导人胡安·多明戈·博达贝里（后来任总统的胡安·玛丽亚·博达贝里的父亲）的支持下，建立了“农村行动联盟”（Liga Federal de Acción Rural，LFAR），提出了与路易斯·巴特列的国家干预主义完全相反的市场经济模式。
1950年乌拉圭举行了总统选举。红党的安德雷斯·马丁内斯·特鲁埃瓦（Andrés Martínes Trueba，1951～1955年执政）在选举中获得胜利。马丁内斯·特鲁埃瓦是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的追随者。因此，在195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修改宪法，恢复集体行政制，与反对派白党分享总统权力。他的修宪倡议得到白党埃雷拉派和红党巴特列派的支持。
1951年12月16日，新宪法经过公民投票获得通过。1952年3月1日，全国政府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Gobierno，CNG）成立。该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6名来自多数党，3名成员来自在选举中获得第二位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6名多数党成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也由多数党和少数党指定的人组成，比例是3∶2。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外部需求减少及美国实行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乌拉圭的羊毛和肉类等主要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依赖政府保护及进口能源和原料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也遇到了困难。工业生产出现停滞，通货膨胀率上升。20世纪50年代末，物价每年以40%以上的速度上涨，导致政府财政状况及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经济形势的恶化，削弱了红党的地位。在1958年的大选中，白党加强了内部团结。1942年从白党分裂出来的独立民族主义派同意将他们的选票计入埃雷拉派领导的白党选票中。这是近十多年来，白党第一次作为统一的政党参加投票。在这次选举中，白党还得到农村行动联盟（LFAR）领导人贝尼托·纳尔多内的支持。最后，白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红党则失去了自1865年以来长达94年里一直掌握的政府权力。1962年11月25日，白党再次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
在白党政府执政期间（1959年3月至1967年2月），乌拉圭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1959年4月8日，86岁的白党领导人埃雷拉逝世。埃雷拉曾担任白党领导人四十多年，因此他作为白党的象征比其他任何一个白党人都具有代表性。1931年，埃雷拉创办《辩论报》（ El Debate ），6次参加总统竞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败了。1925～1931年和1955～1959年，他两次参加红、白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埃雷拉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十分推崇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埃雷拉逝世后，埃雷拉派分裂为两派，一派为正统派，由维克托·阿埃多（Eduardo Víctor Haedo，1901～1970）领导；另外一派由马丁·埃切戈延（Martín R.Echegoyen，1891～1974）领导。该派与纳尔多内领导的乡村派结成了政治联盟。纳尔多内接受了埃雷拉的很多思想，埃雷拉死后他成为白党最重要的旗帜。他在自己开办的“农村电台”（Radio Rural）中主持了一档名为《鞭打》（ Chicotazo ）的节目。他那富于魅力的嗓音吸引了成千上万名听众。1964年纳尔多内逝世。这使本已在议会中占微弱多数的白党政府受到进一步削弱。
白党执政后实行了市场经济政策。1960年乌拉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第一个意向书。白党政府贬值了货币，建立了单一自由兑换市场（但仍保留着共和国银行对汇率的干预政策），实施了贸易自由化。然而，白党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新问题。一是通货膨胀率上升。1963～1967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了50%。二是出现了金融危机。1965年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几乎使金融体系陷于瘫痪。
白党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引起劳工的极大不满，工人运动日益高涨。1958年8月，工人罢工使全国的电话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了好几天。9月，100多个工会组织举行了24小时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62年工人运动组成了单一中央联盟——“全国工人大会”（Conven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CNT）。1962年共和国大学法律系学生劳尔·森迪克（Raúl Sendic，1925～1989）与其他左翼领导人在乌拉圭北部甘蔗园的工人中建立了激进的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Tupamaros，MLN-T，简称“图帕马罗斯”）。他们开始训练人员，组织地下工作网，为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传统政党出现分裂。红、白两党内的一些激进派别从这两大传统政党中分裂出去，与乌拉圭社会党组成了“人民联盟”（Unión Popular）。信仰共产主义的各党与其他小党组成了“左派自由阵线”（Frente Izquierda de Liberdad，FIDEL）。天主教徒组成了基督教民主党（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PDC）。
1964年7月，前总统路易斯·巴特列·贝雷斯逝世。其子豪尔赫·巴特列·伊瓦涅斯（Jorge Batlle Ibañez，1927～2016）成为红党15派的领导人。红党14派领导人塞萨尔·巴特列·帕切科（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的儿子）逝世后，退休将军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Oscar Diego Gestido，1901～1967）担任了该派领导人。1966年11月，红党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当选总统。在红党推动下，乌拉圭经过全民公决在1966年通过了三个宪法修正案。据1967年宪法，乌拉圭恢复了总统制，总统任期延长至5年，建立了3个新的政府机构：计划和预算部、社会保障银行和乌拉圭中央银行。高等教育也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
1967年3月，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上台时，乌拉圭经济及社会形势十分严峻。1965年和1966年生活费用上涨了88%和51%。1967年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仅上半年就上涨了40%。劳工组织的罢工此起彼伏。1966年和1967年，乌拉圭每年发生700起罢工。赫斯蒂多政府曾试图改变1959年以来白党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恢复旧的发展主义模式，但遭到了参加政府内阁的“团结与改革派”的反对，政府内阁因此进行了多次改组。1967年10月，政府与工会组织达成协议，银行职员结束了117天的怠工，蒙得维的亚9家报社（共有11家）的记者、印刷工人和报纸零售商停止了持续了4个月的罢工。政府接受了工会要求，同意以7月的工资为标准，将工资提高35%。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赫斯蒂多在11月任命曾在特拉政府中负责经济的塞萨尔·查尔洛内（César Charlone，1895～1973）为经济和财政部长。查尔洛内任职后，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第二个稳定计划，再次建立了统一的汇率市场，并于11月6日将本国货币贬值了100%。
1967年12月6日，赫斯蒂多总统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副总统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1920～1998）接任总统职务。他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便采取了一系列惊人之举。他以“扰乱宪法秩序，鼓吹武装斗争”为由，取缔了乌拉圭社会党和其他左派组织以及他们的出版物。为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帕切科任命阿莱杭德罗·维格·比列加斯（Alejandro Vegh Villegas）为计划和预算部部长。1968年6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宣布冻结工资和物价，建立了控制基本食品价格的物价和收入委员会（Comisión de Precios e Ingresos，COPRIN）。
帕切科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工人罢工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1968年6月，在蒙得维的亚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学生及工会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共和国大学学生利韦尔·阿尔塞（Líber Arce）在冲突中死亡。共和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帕切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规定无需法庭的命令和搜捕证，就可逮捕“暴乱”领导人。这项安全措施直到1969年3月才被取消。
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中，图帕马罗斯迅速壮大。1967年他们实施了几次引人注目的抢劫，在左派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告该组织的存在，提出要用武装斗争提高人们的政治良知，并最终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他们还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用抢劫得来的钱购买食品，发放给穷人。他们通过这些活动逐渐在穷人中树立了“罗宾汉”的形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图帕马罗斯开展的暴力活动进一步升级。1970年8月，他们暗杀了美国发展援助署官员丹·米特奥内（Dan A.Mitrione）。1971年1月，绑架了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杰弗里·杰克逊（Geoffrey Jackson）。这两次活动不仅引起本国政府，也引起世界各国对图帕马罗斯的关注。9月9日，100多名图帕马罗斯成员从监狱中逃跑。随后，帕切科政府任用武装部队镇压游击队，这为日后军人的上台打下了基础。
1971年11月，乌拉圭举行全国大选。选举前，社会党、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与红、白两大传统政党中的一些派别组建了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准备作为一个竞选联盟参加全国大选。为了支持广泛阵线参选，图帕马罗斯宣布从1971年10月起与政府休战。在这次选举中，白党的威尔逊·费雷拉·阿尔杜纳特（Ferreira Aldunate，1918～1988）虽然得票比其他候选人多，但由于红党得到的选票比白党多1.3万张，根据乌拉圭选举法（当选总统由得票最多的政党中得票最多的那一派候选人获得），红党内由帕切科支持的胡安·玛丽亚·博达贝里（Juan María Bordaberry，1928～1976）在一片争议声中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广泛阵线推选退休将军利韦尔·塞雷尼·莫斯克拉（Líber Seregni Mosquera，1916～2004）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值得关注的是，广泛阵线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了18.28%的选票。这标志着乌拉圭左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乌拉圭自独立以来形成的两党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战。
1972年3月，博达贝里政府为了加强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镇压游击队，在财政预算方面，给予军队特别照顾。他还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扩大了军队和警察的权力。新政府日趋强硬的政策促使图帕马罗斯又恢复了武装斗争。4月14日，图帕马罗斯对自称敢死队成员的警察和军官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共有11人被暗杀。之后，博达贝里政府立即获得了议会的同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了所有公民权利。7月10日，政府颁布了《国家安全法》。由于图帕马罗斯高层领导人埃克托尔·阿马迪奥·佩雷斯（Héctor Amadio Pérez）的背叛和政府的残酷镇压，1972年底，图帕马罗斯基本上被军队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