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2009:208)指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所有个人和组织都建立了一个基于程序、进程以及行为反应的应对感知风险的框架”。其中,风险的评估是利用过去的风险知识作用于未来来避免风险事件的再发生,创造安全的。而罗尔曼和雷恩(2007:3)认为,风险管理指的是将风险(不管是危险自身还是其后果)减少到社会认为可以容忍的程度,并保证对风险的控制、监测和公共沟通的过程。
风险管理并不只是专业人员的职责,而是每个个体成员、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要务,随着风险的复杂化,民众希望风险能削弱和消除,对风险管理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于风险管理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根据人们对风险理解的不确定性来限制风险。丹尼(2009:164)认为,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合理的预警制度,“被写入国际条约和很多国家的法律条文中的预警原则,现在已经指导着许多组织和政府的行为。大量的规则都关注如何在风险出现之前对其进行识别,并采取有效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风险评估者往往为了创造更多安全空间而采取保守的评估”。而对于预警来说,一般要求掌握的基本原则是一致性、精确性、可预测性和可说明性,预警原则是可以被理解的。而现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的风险的预警原则是不一致的,差异很大,甚至是相反的。
因为风险管理实质上是基于风险容忍度的管理,因此,对于公共风险的管理来说,是基于社会上不同个体对于风险认知的一致性来进行的。因此,了解社会上多数人对于风险认知的状况是确定风险管理原则的基础。
公共风险管理的讨论要区别不同的社会层面,从个体层面来看,个体首先必须学习个体和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这是任何个体社会化过程都必须完成的,但是,由于新的风险的涌现和风险社会的新特性,个体需要在一生中不断学习个人风险管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个体必须去面对个人以外的风险,这些风险是需要群体和社会层面共同面对的。因此,个体是必须面对公共风险的,对于个人风险和公共风险,个体有不同的认知,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但在风险社会下,个体必须更加注重学习如何应对公共风险,以往个体风险管理的策略是不能应对公共风险的。社会中众多个体学会如何与其他个体一起来应对公共风险就成为公共风险管理的核心。因此,正如丹尼(2009:209)的观点,风险共识是风险管理中公共治理正当性的基础,它决定了管理者可以有权定义风险。在讨论降低犯罪风险时,他指出,“在地区层面上,社会控制机构通常使用创造社会共识的方法,比如社会服务、缓刑以及教育,并与行政部门(在传统社会中,它倾向于采取更加强制性的社会控制形式)——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而不是个体)同那些试图减少社会中犯罪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风险的共识中两个核心的问题是潜在的威胁和危险性,以及威胁和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从个体层面的风险管理到社会共识的达成,并过渡到了社会层面对于公共风险的管理上,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就是如何应对贝克所言的全球风险社会,这就是风险的全球治理。
风险社会所面对的许多风险是全球风险,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成员,每个不同形态的社会都必须面对一些共同的风险。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对全球治理的定义是,“个体和组织、公共和私有部门管理它们共同事物的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冲突或不同利益可能会被调和,合作性的治理行动会被采纳”(转引自丹尼,2009:185)。目前,人们对于全球治理有不同的态度,或者悲观,或者乐观。有人认为,通过加强民主化,全球治理能够扮演从根本上防止风险的角色。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追求,需要形成一个全球的道德和政治社会。全球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有的人认为这些都是幻想。随着气候的变化和环境的恶化,人类社会必将共同面对公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