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风险的文化视角

斯科特·拉什（2005：68）提出，应该用“风险文化”的概念来取代或补充“风险社会”的概念，因为“社会”这个概念是基于一种假定，就是社会可以对个体成员有一种决定性的、制度化的、标准的、规则制约性的秩序，而“文化”的概念是没有这种假定的秩序的，是一种反思性或决定性的无序状态。因此，他认为“风险文化存在于非制度性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相互作用中。他不是通过程序性的规范而是通过实际价值进行传播。他的治理形式不是规则而是符号：更多地表现为水平的无序和混乱，而非垂直的秩序和等级”（拉什，2005：68）。

基于对社会概念的这种强调，拉什（2005：69）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的风险的出现是其社会特性弱化的结果。“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反思现代化假设了一个从传统向简单现代性，最终转向反思现代性的三个阶段变动序列。在传统向简单现代性的转变中，‘社会的’组织和‘社会的’制度取代了共同体形成的传统秩序的社会相互作用。在反思现代性阶段，取代了共同体和传统秩序的社会的宰制地位正受到来自全球地理、日常生活的文化熏陶和信息化以及社会规范合法性降低的挑战。只有在这个时候，风险文化才可能出现。我想声明的是：‘风险文化’是一个取代‘制度化社会’的实体，风险文化在过去决定性的地方引入了非决定性。风险社会的概念不在于其过于现代了，而在于他还不够现代。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决定性的制度规范力量尚存，反传统还不够全面。而这只有通过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拉什，2005：69）

对于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Douglas ＆ Wildavsky，1983）的《风险和文化》一书，拉什（2005：70）认为他们的论述强调的是现代的风险其实并没有增加，而仅仅是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而感知到的风险增加的原因在于一群有影响力的成员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声称真实风险在增加。也就是说，风险是由一群“来自社会边缘的建构主义者”建构的。

拉什（2005：72～73）认为《风险和文化》提供了一种风险关注和感知的分类学，这是有关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选择风险、群体的文化特性如何使其选择性地感知特定风险的分类学，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划分了三类风险关注或“风险选择的领域”。第一类，社会政治风险：来自内部的异常人员对社会结构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犯罪或外部敌人等人类暴力的风险。第二类，经济风险：对经济的威胁，或经济运行失误的风险。第三类，自然风险：对自然和人体的生态威胁，即“技术带来的风险”。他们认为，尽管来自技术的风险降低了，但我们对第三种风险的感知却显著增加了。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结构的变化是由三种不同的“风险文化”引起的：第一种，趋向于选择社会风险的等级制度文化；第二种，趋向于选择经济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第三种，趋向于选择自然风险的“派系”“边缘”文化。前两种为中心，第三种为外围，他们认为文化导致了结构的组织解体。 yeDbf4WHkQlqR1QeEJOeiEDohubeXD4SX10lxPIAGzvXmfFg/0C2h9Dhp8QXR8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