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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克并不是最早的关于风险的研究者，但他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掀起了一个风险研究的高潮，使风险研究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在这部著作中，贝克把风险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并命名为“风险社会”（贝克，2004）。
贝克（2004：15～16）认为社会的变迁已经从传统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发展到“风险社会”，已经“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突出的问题是围绕着社会财富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的，但“风险社会”的问题是不同的，“风险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他指出，“现代化正在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贝克，2004：16）。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的基础就是现代化的反思性，人类在现代化的反思中认识到了自己面临的不可化解的风险，“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贝克，2004：20）。“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贝克，2004：16～20）
贝克（2004：18）指出，现代化的风险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从工业社会人们应对个人风险过渡到人们面对同样的全球性威胁；其次，人们面对的风险已经从感知到的危险发展到了不被感知到的危险，这些危险不能耳闻目睹，而是存在于物理、化学的原理中；最后，人类过去面对的危险是医疗技术的缺乏，而今天的风险却转变成了工业的过度生产对全球生物的威胁。
贝克（2004：20～22）强调风险社会有以下五个命题。（1）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是超越人类身体感知能力的，通过现代科学知识来认识，或者被放大、缩小或扭曲，也就是被社会建构的，贝克认为，“掌握着风险界定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2）风险的分配存在社会风险地位，某些方面伴随着阶级、阶层的不平等。但生态破坏、核泄漏等危险是没有边界的，是威胁全球人类的，因此，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3）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进入了一个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的新阶段，风险带来的是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正是对这种风险经济利益的追求，“工业社会产生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政治可能性”。（4）人可以获得财富，但人无法摆脱风险。（5）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
贝克的风险理论强调了风险社会与以往阶级社会的不同表现为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他指出，“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和媒介与财富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但并没有排除这样的情况，即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相反，（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贝克，2004：36）。
他在指出风险的分配存在阶层的不公平的情况下同时指出，风险社会下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风险之外，“风险社会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贝克，2004：39）。
他用“世界风险社会”来说明风险的全球性，他甚至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这些领域间界限的消失不仅是由自然与文化的工业化所导致的，也是由那些危及人类、动物和植物等的危险所导致的。不管我们对臭氧层空洞、污染或食物紧缺问题持何看法，大自然已经无可避免地被人类活动污染了。也就是说，共同的危险产生了一种‘削平效应’，它削平了阶级间、民族间、人群间以及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界限，削平了文化创作者与直觉动物之间的界限，也削平了生物与无灵魂之物之间的界限”（贝克，2004：335～336）。
风险社会理论引出了许多关于风险的问题，风险研究中最著名的问题大概要数“多安全才算安全”（how safety is safe enough）了（Douglas，1992）。这个问题意味着人们都明白，百分之百的安全，或者零风险是不存在的，“这也使得安全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从一个客观的社会状况的描述性问题转而成为一个主观的‘安全感’（security）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人类无法消除风险，只能尽量避免风险或使其损失最小化，并尽最大努力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王俊秀，2008：）。科来奇（Colledge）和斯廷普森（Stimpson）认为，风险存在于环境的基本形态中。当个人已知将要发生的后果，或者周围的环境是可检测的（如辐射）时，风险才存在。此外，当明知有风险而仍然采取行动时，风险也存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行为，其本身也构成了风险。风险也存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的特定环境中，如城市化的污染、遥远的荒野。当社会行动或疾病的可接受程度不确定时，风险也存在，比如抽烟和饮酒（丹尼，2009：7～8）。
贝克（2004：16）认为“风险社会”的问题是，“在发达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最后，它们在什么地方以一种‘延迟的副作用’的形式闪亮登场？如何限制和疏导它们，使它们在生态上、医学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既不妨害现代化进程，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
在风险研究的早期，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风险分析和管理研究提出了10个问题（戈尔丁，2005：31）。（1）我们怎么确定“多安全才算安全”？（2）估计与不同科技相关的风险的知识和方法有多完善？（3）风险估计是怎样被纳入决策的？（4）决策者是怎样对待与不同风险和危害相联系的不确定性的？（5）风险与不确定性制度背景的特点是如何影响决策制度的？（6）什么因素影响个人的风险和收益认知？（7）风险和收益认知是怎样被纳入公共政策的？（8）社会如何应对那些针对部分人口的不可接受的风险？（9）对如公平和社会公正这样的规范考虑是如何在风险决策中被平衡的？（10）比较和评价不同管理政策的标准是什么？
而奥特温·伦内（2005：60）认为风险研究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样的标准是处理风险的合适标准？多安全才算安全？社会是否应该不论背景对所有种类的风险一律采取一套统一的标准？谁应该参与制定这些标准？如果这些标准被证明不合乎要求谁应该负责？
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风险问题是一个远没有探索的问题。不断发生的不安全事件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焦虑，人们如何认知这些风险？人们对不同风险的态度有何特点？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的？
当安全的问题转变为安全感问题后，中国人觉得“多安全才算安全”呢？当风险问题成为有关风险的心态问题后，这一问题就转变为“多大的风险可以承受”。中国人在心理上和经济上的风险承受力有多大？
中国人对于风险大小是如何判断的？不同群体的风险认知有何特点？中国人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在哪里？中国的风险文化有何独特之处？中国人的风险认知特点和风险行为策略如何影响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