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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这种学科研究的广泛性也就形成了风险概念的多样性。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进行界定，因此，风险概念存在很大的争议，没有公认的风险定义。在社会科学中，风险概念还与“危险”、“灾害”、“安全/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等概念相近。
从历史的角度对风险概念进行考察后发现，在西方，“风险”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之间（Luhman et al.，2005：9），这个词的应用与航海、贸易和保险有关，强调的是不确定性。吉登斯（2001：17～19）也指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就我能够发现的而言，在大多数其他传统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开始他们的全球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他（2001：17～19）进而解释道：“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这个概念，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与冒险或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所有以前的文化与文明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早期文明如罗马或者传统中国都主要是存在于过去。他们使用运气、命运或者上帝的意志等概念，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风险来代替这些概念。”
为什么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这个概念？人有了危险的经验，就应该能够主动避免风险的行为，所谓没有这个概念应该是指没有对于风险问题的有意识的系统的阐述吧？中国人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远虑”应该是避免未来不确定性的努力吧？
风险是以过去经验觉知未来时才会出现的，或者说，预测危险是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例如，儿童游泳被淹死在农村很常见，或者山洪暴发时人会被洪水冲走，这是人们很容易发现的规律，当他们发现这个规律后就会去阻止儿童游泳、下雨后要注意躲避山洪，说明他们是有风险意识的，只是人们还没有把这种日常生活、生存经验上升为一种专门的系统化的知识，也没有像现在的人类这样反思人类的发展历程。另外就是人们把事情发生的原因都归于超自然的力量，如鬼神、命运等。伦内（2005：63）因此说，“如果未来已预先注定或独立于现在的人类活动，‘风险’一词则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风险概念的确立是以当下行为引出某种后果估计为基础的，伦内（2005：63）认为，所有的风险的定义都包括三个因素：有害的结果、发生的概率和现实状况。不同的风险研究视角提供了不同的对这三个因素的概念化，都分别表述三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或测量不确定性，什么是有害结果，什么是根本的现实状态。伦内（2005：64）赞同卢曼等人的风险定义，“风险这一术语意味着现实中一个有害状态的概率（有害效果）可能作为自然事件或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发生”。他指出，这一概念中包含了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更改行动，则有害的结果就能避免或减轻，而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非科学的，如宗教的或魔法的。
既然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非科学的，那么自然也就会有风险成为现实的危险或者不会带来危险，因此，对于风险是实在的还是人为解释建构出来的争论一直未停止也就不足为怪了。乌尔里希·贝克（2005：321）认为他自己既是一个实在论者也是一个建构论者，也就是，他承认风险既有实在的依据也有建构的成分。
贝克（2005：322～323）认为风险概念反映了安全与毁灭之间的特定的中间地带，而风险的感知决定着人们如何思想和行动。他也承认文化定义了风险的“定义关系”，这种定义关系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文化感知和定义构成了风险。因此，所谓风险就是“公众定义的风险”。而风险的定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现实的反映。贝克（2005：323）采用约斯特·房龙的概念来说明风险，认为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和“真实的虚拟”。房龙认为，“只有当我们把风险想象成一种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想象成一种逐渐形成的现实（becoming real，一种虚拟）时，我们才可能理解风险的社会物质化（materialization）。只有当我们把风险想象成一种建构时，我们才可能理解其无限延迟的‘本质’”（贝克，2005：323）。
贝克（2004）的风险概念与其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密切相关。风险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贝克（2005：337～338）归纳了风险概念的八个特点：（1）既非毁灭也非信任/安全，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拟；（2）是一种有威胁的未来，（仍然）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动的参数；（3）既是事实陈述，也是价值陈述，它在数字化道德中得以结合；（4）控制与失控，正如在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中所表现的那样；（5）在认识（再认识）冲突中所意识到的知识和无意识；（6）全球和本土被同时重组为风险的“全球性”；（7）知识、潜在影响和症候后果之间的区别；（8）一个人造的、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二元论的混合世界。
伯内德·罗尔曼、奥尔特温·雷恩（2007：2～3）认为，大多数风险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分。除非认为未来是命中注定的或是与当前的活动无关，这时就无所谓风险的概念了，否则，风险就是“一种人们不希望出现的现实（负面后果）可能会作为自然过程的或人类活动的后果而发生”（罗尔曼、雷恩，2007：2～3）。因此，他们把风险定义为“人类的行动、情境或事件会带来一些影响人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后果的可能性”（罗尔曼、雷恩，2007：2～3）。
这种定义中同样包含了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因果关系分析的依据可能是科学的、宗教的甚至是迷信的。这个定义中的风险其实是中性的，因为，有时候人们情愿去冒险，主动选择去冒险，也就是，有的研究者提出合意（desired）风险。而多数情况下，人们讨论的风险都是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排除合意风险这种情况，从这个更狭义的角度，他们把风险定义为“因某一特定时间框架内的危险而导致出现物理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危害/破坏/损失的可能性”（罗尔曼、雷恩，2007：2～3）。而危险（hazard）指的是一些能够危及人类和自然或人造设施的情境、事件与物质。
尤根·罗沙等（2007：241）的风险定义是，“风险是一种人类所珍视之物（包括人类自己）处于危机中或结果呈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或事件”。
大卫·丹尼（2009：7）认为，“整个社会对不确定性的关注与日俱增，这导致了‘风险共同体’（risk community）的发展。风险共同体的成员来自政府、产业界、工会、公众及其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共同体覆盖了所有人群。现在，对风险的评估是一个多维度的、从‘不可接受的’到‘可接受的’的连续体”。风险共同体可以属于不同的社会层面，是对于个体之上的风险状况和风险情境的描述，从风险受威胁者或承受对象的特点可以把风险分为独担风险、分担风险和共担风险。独担风险对应的风险受威胁者或风险承担者为个体；分担风险的受威胁者或风险承担者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或群体；共担风险的风险受威胁者或风险承担者为社会、国家，甚至全球的人类。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和分类，本研究的公共风险指的是社会中个体必须共同面对和承担的风险，也就是共担风险。
但是，从文字层面来看，公共风险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受到风险的威胁，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去应对，共担风险则倾向于说明每个人除了可能必须被动承受风险，还应该主动承担和应对风险。丹尼（2009：9）指出，“在创建有活力的经济和创新型社会中，主动承担风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而风险，除了被认为与危险相关外，也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进步的积极力量，以及参与基于技术的全球化时代的前提。从这个立场出发，有些人声称西方社会过去的发展基于风险之上”。这是强调风险除了我们熟知的消极影响外，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对于公共风险管理来说，则要去发掘应对风险的社会积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