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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余年人类学的研究和实践，几大分支是剥离的，各自为伍，缺乏对人类整体的追问和观照。如果回到人类学引入中国之初，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是相生相伴、相互印证的，比如民国年间李济的考古测量，开启了对古今“中国”的整体重写，他从测量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入手归纳出“我群”规模、成分的演变和迁徙。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发展确立了基础。费孝通早在1934年就开始从人的体质特征来研究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特点，提出“中国版图上的人民是由不同体质、文化成分在历史中历经种种分化同化后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丛体”，
后来指出“中国各民族形成的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
。多学科的配合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2010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探寻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之后，在白马人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响。这部纪录片拍摄于甘肃省文县铁楼藏族乡，“东亚最古老的部族”指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白马人。《中国民族报》记者采访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李辉时，他说：“白马藏族虽然现在划归藏族，但其语言、文化都和其他藏族人有比较大的差异。研究人员通过研究他们的遗传结构，发现白马藏族的祖先应该来自氐人，其Y染色体全部都是D型，拥有这种染色体类型的种族应该有4万年左右的历史。而一般黄种人的Y染色体大部分是O型，拥有这种染色体类型的种族应该只有2万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推测，白马藏族应该是当地一个最古老的民族。”
这对于世界遗传学家，生物学家以及人类学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如果白马人是东亚大陆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部族，那么是不是可以从生物人类学角度证明白马人是历史上盛极一时而后销声匿迹的古氐族后裔？该项目的负责人杨亚军博士介绍：
《探寻东亚最古老的部族》这部纪录片里面的旁白都是我们提供的，但是节目组根据片子的长短、效果进行了删减，它有一种导向性和暗指性，使看完纪录片的观众都得出一个结论：白马人是东亚大陆上最古老的部族，是古代神秘的氐族后裔。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拥有Y染色体STR标志是D型的人群不仅仅是白马人，与他比邻而居的羌族、嘉绒藏族，昌都地区的藏族比例都很高。比如嘉绒的藏族是百分之四十多，昌都的藏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其中白马人是比例最高的族群，高达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一百个男性，中间就有六十个男性携带的Y染色体是D型。在整个东亚大陆上，我们所做过DNA研究的七十五个人群中，总体来看白马人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说白马人很可能是整个东亚大陆上存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族群，现存的白马人是东亚先民的后裔，更是活在东亚大陆上最古老的样本。我们的每一项研究都需要大量的、科学的数据作支撑，推断是不成立的。
谈到这里，醍醐灌顶。一直以来，笔者想寻找一个“是”与“否”的确定性答案，没想到萦绕在心头多年的疑问在生物人类学家眼里是个伪问题。在甲骨文中，“族”是由“众”与“矢”结合而成的会意文字。《说文解字》曰：“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本意为战斗集团，是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层面上理解。长期以来，笔者习惯于把人类所有文化事象都“装”进“民族”的框架下研究，从来没有想要跳出“民族”的边界，站在“人类”的视角去审视。
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的W.高斯密对“整体性”的要求是“把生物和文化两个半偶族维持成一体”，这样便“能既看到人们行为中的生物学动机又看到其文化动机”。
笔者一直想求证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对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的追踪能否证明：白马人不是藏族，是氐族。2015年4月，笔者跟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杨亚军博士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郑连斌教授团队到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对当地的白马人进行基因分析、体质测量和文化人类学调研。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类学者像我们一样，把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人类学最主要的分支整合起来，一起做田野调研。有一天晚上，大家围炉夜谈，笔者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地发现，对于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第一次。在这次田野调研中，笔者也作为团队的一员承担测量、记录的工作，“参与式观察”生物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过程。
图1-5 田野调研团队合影
我们这次田野调研的团队成员共有14人，分别是来自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三个高校的师生，专业背景主要有基因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DNA 的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生命科学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当史料、考古材料等“证据”不足时，恰好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来“补证”。笔者对该项目的负责人杨亚军博士进行了深度采访：
问：我看过《探寻东亚最古老的部族》那部纪录片，是在文县拍摄的吗？
答：是的，当时是在文县铁楼藏族乡拍摄的。
问：听说你们最初选择的田野点是平武县，不是文县，为什么最后到了文县呢？
答：两方面原因吧。第一是因为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平武那边受得影响比较大，这样一来我们收集样本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原先的村民失去了联系。我们在田野工作中采集样本有三个原则：第一，采集样本的对象必须是一个群体；第二，男女比例是1 ∶1；第三，三代之内不能与外族通婚。地震之后，平武那边的情况不太乐观，找不到符合我们要求的群体了。
问：那地震对你们采集样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答：我们基因人类学最重要的就是样本，样本必须要符合这三个原则，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数据才是科学有效的。5·12地震之后，造成了村里村民的迁徙、流动甚至死亡，我们到村子之后，很难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样本群体，要么人数不够，要么男女比例不行，最后只能放弃。
问：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文县呢？
答：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实验室有一个甘肃籍的研究生了解到距离平武县百里之外的文县也是白马人的聚居地，在这次地震中受影响较小，而且人数很多。再说，我也是甘肃人啊！
问：你们到达文县之后，和平武对比，感觉怎么样？
答：文县相比较于平武县，贫穷、落后、交通不便。但是对于我们实验室的人来说，虽然走了很多的山路，很累很累，但是越走越兴奋，因为我们的田野经验告诉我们，越是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甚至是与世隔绝的地方，越有可能找到好的样本。
问：你们找到满意的实验样本了吗？
答：当然，我们采集到了217例血样，72例唾液样本。
问：最后，还是想问您，纪录片里说通过你们的实验可以证明“白马人是古代神秘的氐族后裔”，是真的吗？
答：我们采集到的血液样本只能从基因的角度证明，白马人是东亚大陆上最古老的人种，最有可能是古氐族的后裔，并不能由此而推断，它是氐族不是藏族。
后来，杨亚军博士给笔者看了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笔者对他的回答才慢慢理解。虽然基因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同属于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但是专业背景相去甚远，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田野工作的方法也大相径庭。基因人类学深入田野是提取样本、采集数据，他们的实验室在研究所里；文化人类学深入田野是参与观察、理解阐释，田野就是他们的“实验室”。
事实上，在我们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收集到的白马人的体质人类学的数据显示：相比较于藏族，白马人的族源跟羌族更近一些。这一观点在后来实验室的数据分析中也得到了印证，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体质人类学团队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白马人和羌族的6项不对称行为特征，“结果支持白马人并非藏族的观点，并提示白马人与羌族的族源关系比较接近”
。头面部特征是人类学各人种进行分类的重要依据，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被用作亲缘关系的证据。“通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木雅人、尔苏人、白马人与羌族头面部特征比较接近，这4个民族是古代北方民族的后裔。”
对白马人69项体质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白马人的体质特征属于北方族群的特征，与赫哲族、俄罗斯族比较接近，与安多藏族距离较远。”
大量的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的实验数据表明，白马人群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民俗、信仰等文化表征跟生存空间、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并不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边界。“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
这次的田野调研，虽然学科不同，研究方法有所区别，亦能互相借鉴、互相印证。
图1-6至图1-9体质人类学田野作业掠影
1983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想象的并非指虚构的，它意在指出民族的虚拟性与建构性。“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概念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如英国人冯客认为：“作为民族的种族是作为宗族的种族的一种概念性延伸。民族结合了民的观念和族的虚构。”
氐作为族称始见于周代，与羌并称，《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说明氐作为一个民族集团服从于作为正统王朝的商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入中原后，氐族建立了前秦，接受了中华王朝的政治制度，积极地学习中华文化，王实赞美氐人苻坚：“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
历史上非汉民族集团的汉化，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化原本没有“民族”的属性，它的门户始终是向着所有人开放的。
中华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合之又合”的历史过程，如“凉州会盟”“唐蕃会盟”之类的记载史不绝书。
马长寿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中对民族的分类做了深入的阐释：“人种分类之标准有二：一曰体质，二曰文化。文化素质之较固定者为语言。然以语言与体质较，语言之游离性乃较体质为大。故以语言划分人类者为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方法。因其方法本身不甚健全，故需佐之以其他文化素质，如宗教、衣饰之类。而最重要者尤当追溯其民族历史之演变，由历史演变即可辩证语言变迁之所由来。”
从2006年开始，他们在四川、云南、西藏、贵州、海南、新疆、内蒙古等多地调查。通过近一月的描述，基本上勾勒了整个中国，尤其是藏缅语族这一带人群分布的地域、体质的特征与差异等表型特征。笔者发现：在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者的眼里，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是以“人”或者“人群”为单位划分的，如木雅人、白马人、夏尔巴人、摩梭人、图瓦人等，他们很少谈“族”，认为“族”是一个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出现的概念，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以“族”为单位把在田野作业中采集到的血液、唾液、毛发等数据进行分类归档、聚类分析、建立基因数据库，那他们的数据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他们的田野作业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如果以“族”为单位，所有的数据都是混乱的，没有办法分析，当然也就失去了研究价值。从生物人类学的维度来看，“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在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眼里，“民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有研究都是以“族”为边界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民族的双重意涵，广义上的民族指“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强调国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狭义上的民族是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56个民族，强调地域、血缘、语言、心理等民族特质，随着时代、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在特定的时空中区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