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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白马人族源族属问题的探讨，形成了白马人“氐”族说、“藏”族说和“羌”族说的争论。现在回顾起来，历史学家、藏学家都是在历史文献中寻找“证据”，历史真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探寻对象，人类学家坚持在田野当中发掘文化的真相，文化事象是他们阐释的目标，语言学家擅长以语言对比分析为依据，追踪定位白马人的族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到白马人居住地区考察，根据当地工作人员说，白马人说的是藏语，穿的是藏服，居住在白马蕃地，所以将他们聚居的白马、木座、白熊（现木皮）、黄羊四个部落和平武县境内藏族聚居的虎牙、泗耳部落统一划分为“平武县藏族自治区”。由于“根蒂不深，人数又少”（费孝通语），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被识别为与之最为相近的藏族。后来，随着本民族干部队伍的成长，外出参观学习直接与其他地区藏族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彼此增进了了解。他们发现，在与藏族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不同于藏族，而与他们接触的藏族也认为他们不像藏族。于是，白马人中的部分干部逐渐对自己的族属问题产生了怀疑。1964年10月1日，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尼苏受邀到天安门参加建国十五周年观礼，大型纪录片《光辉的节日》记录下了她两个特写镜头。10月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少数民族代表团，头戴沙嘎帽、身穿五彩衣，站在第二排的尼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问她是什么民族，尼苏太过激动，言语哽咽，代表团团长代答：“我们四川北部平武县有个藏族聚居区，她是白马藏族。”毛主席高兴地说：“哦，白马藏族。”然后和代表团合影留念，欢欣鼓舞之余，白马人对自己的族别产生了怀疑，因为从祖辈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现实情境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藏族，又有别于羌族。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尼苏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成为这支族群载入历史的重要事件，也成为白马人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
自60年代以来，白马人多次要求对他们进行调查和识别，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实现。直到197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组成“民族识别调查组”两次到四川平武、松潘、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一带的白马人聚居地进行考察、识别。根据新中国民族识别的指导思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在白马人的文化中，遗留着古氐族、藏族、汉族、羌族的文化因子，这是历史上文化交融互浸的结果，文化的表征（如信仰、习俗、服饰、建筑等）能作为辨识民族身份的因素，但不能作为决定民族身份的因素，文化只是民族的皮肤，并非它的全部，而这些恰恰是早期研究者认为族群（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这种重视“民族血统”的狭隘的分类方式，忽视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是几万年来适应生存环境的进化结果。这一阶段，我国民族研究深受“阶级分析法”和“民族识别”
的影响，这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有关。这种民族思想接受了西欧民族主义的外壳，忽视了中国在接触到民族国家思想之前，曾经有数不清的民族集团进入并共同生活在“天下”体系中。
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夜郎、滇族、昆明族、氐族等古部族，随着历史的演进被其他民族融合，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事实上，元、明、清以来，白马人一直在龙安土司的统治管理之下，土司制度在这里盛行七百多年，一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才结束。自此，学术界为了体现出这支族群的特殊性又有别于藏族，给予他们一个新的称谓——“白马藏人/白马藏族”。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白马人陷入了困惑和迷茫当中。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记载：
白马藏族自称为“贝”，意为“藏人”或“藏军”。相传吐蕃与大唐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时期，以陇山为界，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在此期间，吐蕃赞普下令从卫藏地区召集大量兵力部署到陇山山脉以及白龙江流域，并传没有赞普的旨意不许返回卫藏，后吐蕃赞普至朗达玛时期，因内部矛盾吐蕃政权土崩瓦解，没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部署到东部前线的部队也从此定居下来繁衍后代。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安多政教史》中认为：“白水江流域白马人是吐蕃派往唐蕃前线的守军之后代，白马藏语中仍有很多古藏语。”
今天白马人的居住区域就在古代藏族繁衍生息的区域范围之内，而且白马人的服饰、习俗、仪礼、万物有灵的信仰、土官世袭的制度等都是吐蕃时期的苯教遗俗。所以，有学者认为“白马藏族是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到八世纪赤德松赞期间随军东戎的蕃民之后裔，是藏族而不是氐族”。
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习惯从史书中寻找“证据”，为了“还原”白马人的历史进程，查阅了无数的历史典籍，试图搜寻出这个族群在历史中的痕迹，建构出他们的历史渊源。遗憾的是，魏晋之后的历史古籍、地方志缺乏有关氐族的文字记载。
费孝通总结民族识别工作时说：“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
民族识别是为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全面落实民族平等的政策，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平等，实现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式发展。“‘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
因此，它的边界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流动不居的，是在一定时空中呈现出来的流动的共同体。所以，类似于白马人这样的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有必要将它还原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与互动，呈现出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