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是两汉至魏晋时期频繁活跃在甘肃、陕西、四川三省交界处古老的少数民族,一度统治北方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仇池、武兴、阴平五个政权,历时三百八十余年。氐族杨氏所建的仇池政权实际上是“十六国之外的、另一个延年甚久、举足重轻于南北朝之间的国家”
。《华阳国志》对仇池强盛之时曰:“种众强盛,东破梁州,南连李雄,威服羌戎,并氐傁如一国。”
隋唐之后,史籍中关于氐族的文字记载寥寥无几,曾经跌宕起伏、鼎盛一时的民族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从先秦古籍《山海经》中记载的“氐人国”、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白马、氐”、鱼豢《魏略·氐传》中的“白氐”、清道光《龙安府志》中的“西番”、清修《文县志》中的“文番”到今天的“白马藏族”“白马藏人”“白马人”。有文字记录以来所有关于“白马”“氐”“白氐”“西番”“文番”“白马藏族”“白马藏人”“白马人”的历史典籍和地方志都成为笔者的文献田野,其目的是要在这些重要的、零星的史料中寻找“证据”,找寻、辨别、分析白马人真实的历史片段。本章将以白马人称谓(包括自称和他称)的历史演变为主线,试图勾勒出白马人真实的历史演进轨迹。
“相对于口传的神话、乡野传说而言,文字书写的历史更代表着对‘过去’的权威、典范表述。”
最早关于氐族的文字记载是先秦古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又《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郝懿行笺疏:“互人,即《海内南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氐人国是《山海经》传说中的国名,“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是炎帝后裔,“人面而鱼身,无足”,三星堆遗址中著名的“金乌箭插双鱼身”的镀金青铜器件与氐人人面鱼身的图腾都是仰韶文化的历史印迹。《山海经·海内经》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袁珂校注:“郭璞云:‘伯夷父颛顼师,今氐羌其苗裔也。’郝懿行云:‘《周书·王会篇》云:“氐羌鸾鸟。”孔晃注云:“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伯夷父也为炎帝之后。氐、羌原为二族,同出于炎帝。氐出于灵恝,羌出于伯夷父。
灵恝生互(氐)人,时间大概是尧舜时期,商代初年已形成了很多大的部落。氐作为族称见于周代,与羌并称,《诗经·大雅·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玄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孔颖达疏曰:“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
秦指秦州,陇指陇西,即今甘肃天水、定西。《竹书纪年》云:“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来宾。”
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氐’与‘羌’可分而实不易分。”
“实不易分”是因氐与羌世世代代比邻而居、关系密切、难分彼此,所以有时又将之连称。“然则《王会》中舍氐羌外必尚有某羌在,何以不一见也?是则说氐、羌为平列之两名,似较近于事实。”
民族学家马长寿也言:“氐(白马人)与羌自古以来便是两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2017年2月13日,笔者在四川省平武县做田野调研的时候,正值当地政府举行“平武青梅文化节”,在举行开幕式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戴着沙嘎帽、白色的翎毛随风摇曳的是白马人,穿着图案精美羌绣民族服饰的是羌族。他们在人群中攒动,穿着的服饰成为区分民族身份的标志,即使离开了他们世代而居的村寨,移居到县城中,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可见,自古以来,氐与羌世世代代比邻而居、关系密切、难分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但从未同化。
图1-1 白马人
图1-2 羌族
汉武帝为了开疆辟土,巩固统治,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派遣司马迁出使巴蜀,前往“西南夷”,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全面记载西南古代民族的《西南夷列传》。古之“西南”非今“西南”,司马迁所写西南是以巴蜀、蜀郡为中心,“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巴蜀以西、以南的地区称为“西南”,“夷”字在汉时泛指少数民族,分布在这些区域的民族被称为“蛮夷”,即“西南夷”。具体而言,西南夷就是今天的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相关地区。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上述的史籍记载不难发现,“冉駹”是部落名。《后汉书·冉駹夷传》载:“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也如顾颉刚所说:“可知冉駹一地实有夷、羌、氐三种人”,但“为羌或为氐常不易辨”。
由此可见,汉代的冉駹夷包括夷、羌、氐三种不同的族类,分布在坟山郡,即今汶川、茂汶一带。冉駹的东北部地区,即今松潘、九寨沟、平武、文县一带,正是今天白马人分布的区域。“君长以什数”,即部落有十多个或者几十个,所谓“白马”,是中国古代西南夷中七个部落集团之一,属于氐族系统的民族。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白马”作了最早的文字记载,虽然寥寥几笔却极有价值,既勾勒出了白马的居住区域,又对其经济类型、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可见,自秦汉以来,氐族活动的中心便是汉代的武都郡,大概在现在的甘肃陕西交界的陇南市境内。白马氐的得名可能与白马水(今甘肃文县白马峪河)、白水(今白水江、白龙江)等水域有关,很有可能这些水域附近曾经都是白马人居住的区域。
氐族在汉武帝开益州前大多分布在陕、甘、川交会的地方,汉武帝下令圈氐后,氐人率其族人大量地移居到甘肃陇南的武都成县以及陇西东南、渭水北岸等地,避汉锋芒,扩充势力。唐李泰《括地志》卷四《成州·上禄县》对白马氐的分布地区作了详细描述:“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仇池山这个地名保留至今,在现陇南西和境内,山上的居民大部分姓杨,自称氐族之后。鱼豢《魏略·西戎传》对“氐人”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氐人在东汉末年经历了一个动荡时期,《魏略·西戎传》对氐人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生活的描述比较清晰,氐人与羌人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氐人有青氐、白氐、蚺氐之分,说明有多个分支;氐人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多知中国语”,说明汉化程度较高;氐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虽然受到汉族、羌族服饰的影响,但是与汉族、羌族不同。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指出: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嶲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夜郎、滇族、昆明族、氐族随着历史的演变,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这些古部族,在司马迁出使之后不久,便被其他民族所融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白马氐”的民族群体,《魏书·氐传》:“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白马氐”的“白马”既非地名,也不是当时氐族崇拜的图腾,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在白马人传统的民居踏板楼客厅的正中位置,神案的墙上供奉着他们祖先的族谱图,白马人的祖先都以骑着白马、身穿战袍的形象出现,白马在整幅构图中占据中心的位置且占有很大比例,白色的马在他们的眼中,并非一般意义的马,而是陪着祖先南征北战的神马。笔者认为,“白马氐”中“白马”是根据白马人祖先身骑白马这一特征命名的,是祖先崇拜的体现。
图1-3 白马人神案上供奉的族谱图
《华阳国志·汉中志》载:“东接汉中,南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武都郡有氐傁,多羌戎之民;阴平郡多氐傁,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虏风俗。”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载:“则氐傁为白马氐之别称可定。其人属氐类,故常文作‘氐傁’,以别于其他诸氐。”氐傁之连称,说明氐人与傁人已经融合,且又与汉人、羌人、胡人杂居,有了羌与胡虏的风俗习惯,后来又与涪水一带的巴人混杂,到了南北朝末期氐人的特性已经消失了。
《北史·氐传》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
《通典》卷一八九:“氐者,西戎之别种,在冉
东北,广汉之西,君长数十,而白马最大。”
黄烈认为这种表述和理解才符合历史事实。
如史书所载,氐人在秦汉之前已经定居在四川松潘、平武、甘肃陇南的广大地区,与今天白马人聚居的区域在地理空间上是完全重合的。
“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
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氐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由于氐人力量分散,淝水一战失败后很快就灭亡了。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寇者当然要隐藏身份才能免被诛之。其二,唐代随着吐蕃的强大,安史之乱之际,吐蕃趁虚东进,氐人的大部分区域落入吐蕃之手。掌握权力者也掌握着“历史”的建构,历史书写的是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氐”在历史典籍中频频出现的时候正值氐族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的鼎盛时期,同样,“氐”在历史典籍中慢慢消失的时候,也是氐人政权灭亡,氐族被迫逃窜山林、“保聚为寨”的时候。一个从最高处跌落谷底又被他族统治的民族,史书怎会过多着墨呢?因为,书写历史的权利已经被统治者剥夺。
尽管如此,自唐以后的文献中也有零星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
说明安史之乱之后,吐蕃东进,氐族居住的中心区域武都已落入吐蕃之手。《旧唐书·吐蕃》:“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唐代,这一地区成为“边疆”地区,汉夷交错,民族冲突时缓时紧。《旧唐书·吐蕃传》载:“(大历)十一年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这里的“氐蛮”无疑是当时阶、文、成、龙四州一带的氐人,说明氐人已经在吐蕃的率领下攻打唐朝。《武阶备志》记载:
在周之后,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寇盗。唯杨氏窃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至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其(指吐蕃人)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番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
“以西番名之”,其中包含“汉种”“唐种”,所谓汉种,是指汉以来居住在这里的氐羌民族,所谓唐种,是指自唐代才迁徙过来的吐蕃,也就是今天藏族的先民。
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不仅攻占了这一区域,还统治了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从而出现了以“番”概括西南少数民族的称谓。杨建新认为:“南北朝以后,他们(指氐族)大部分融入汉族和藏族之中,成为西北地区汉族和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氐人的大部分已经融入了汉族,或者融入了吐蕃,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但是有一支保留了下来,就是今天的白马人。
据《文县志》记载:
文县地当禹贡梁州之域。秦以前为氐族聚居。西汉始有汉人迁入。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塞外参狼羌内附,县境形成氐、羌、汉杂居局面,而以氐人为主。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仇池氐人杨茂搜占据阴平、上禄(今成县西南)等地建仇池国,后相继建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唐代吐蕃入侵文、茂、黎、雅等州,文境流入少量吐蕃人。明代,傅友德大军由阶、文入蜀,后又派平羌将军宁政率大军来文,平定文县千户张嚞之乱,都有大批汉人流入文县。明代到清代初期,对原氐、羌民族后裔统称番人,由土司王受印、马起远管辖。清雍正八年(1730),知县葛时政奉令改土归流,裁土司,番人改称为新民。解放后确定为藏族。
《平武县志》也载:
平武县自古便是少数民族聚居、生存的地方,至今仍聚居、杂居或散居着藏(包括白马藏族)、回、羌等多种少数民族。周秦时期,县境属氐羌之地。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汉王朝在县境内建置刚氐道(治今古城乡),以通知当地的氐人。……南北朝梁末时,县境“为氐豪所据”……唐朝时,县境内的民族构成仍以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主,同时,随着吐蕃东进,松潘一带的藏族开始进入县境西部虎牙、泗耳一带。……宋代,县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龙州蕃部。明朝初年,人们对世居本地的少数民族开始有了白马番、木瓜番、白草番等带区别的称呼。……清顺治六年(1649),王、薛二姓三大土司归附清王朝,仍授原职,分别管辖白马、木瓜、白草三番。……嘉庆五年(1800),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逐步退缩至火溪沟、白马路、虎牙沟及泗耳沟一带。
1950年7月,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报告《我县藏族自治区详细情况》时称:“‘黄羊、白熊、虎牙三大部落均系藏民。’这样,在解放初没有族属识别的环境和条件情况下,县境内历史上白马、木瓜、白草三种番人的后裔就被通称为‘藏族’。”
著名历史学家赵卫邦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足以看出白马人的历史渊源:“古氐族的后裔,其居甘南五都及陕西略阳者,已与他族融合,难以辨别。其在川北平武及甘肃文县者,汉刚氐道的后裔,则仍居其故地,止明清已不称为氐,而番及西番,本为白马氐的一支,故白马之名仍保留至今。”
综上所述,白马氐历史的演变轨迹和历史的活动区域有了一个大致的、清晰的轮廓。笔者认为并非“氐”族这个古老而神秘的部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而是经过长期的战争冲突和社会流动,一部分融入了其他民族,一部分如费孝通所言“隐族埋名”,归隐山林以求自保。
今天生活在川、甘交界处的白马人是古代已经消失了的古部族氐族的后裔吗?费孝通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对于“平武藏人”是如此叙述的:
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一种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五百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新闻报道、宣传片和纪录片都指向“白马人是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神秘古部族氐族的后裔”,尤其是《探寻东亚最古老的部族》这部纪录片播出以后,这种“神秘感”愈演愈烈。
白马人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也是寥寥无几、只言片语。《魏略·西戎传》中记载:“(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这说明,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长期与汉人交错杂居,汉化比较严重。这与今天白马人的语言使用状况一模一样,白马人大多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白马语和汉语,对着汉人说汉话,回到寨子“则自氐语”。《武阶备志》载:“在周以后,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
白马人现在居住的寨子最早以亲族为单位分布,各自有姓,如强、杨、王等都是笔者在文县铁楼调研时遇到的大姓,在白马山寨里,只要说出姓名,当地的村民就大概知道你是哪个村的,你的家族和亲属关系网基本上了然于胸。
清道光《龙安府志》也载:“夷人名曰西番,即古吐蕃遗种,与松潘及甘肃洮、汶番同种类。土地俱系深山,悬岩峭壁,附葛攀藤,刀耕火种,历来并未认纳粮赋。”
明清时期,平武是龙安府的首县,《龙安府志》是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编修的一本地方志。早在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在龙安镇(今平武县城)就设立了刚氐道,距今(2020年)已有2221年的历史。
番民男妇务农为生。每岁三月,种大麦、青稞,七、八月始收获,备作炒面与酒。五月种荞,九月始收获。霜迟则获,霜早则不成颗。一岁之供,全赖乎荞。多荒少熟,不出外佣工,荒则采蕨根作面为食。……番民耕种用双牛耕。其牛呼犏牛,出松潘寨。价颇贵,每头约价十金,犁地有力。亦养旄牛,多供宰杀。贫而无力者,亦用旄牛耕地。犏牛似旄牛,黑、白色,角细锐长,尾毛似马毛。……番民服色,男多穿红毪衣,衣领暨下脚边,俱用青花布缘腰作密折,长止过膝。帽用白羊毛为毡作成。以牛皮为带,嵌小铜花为饰。鞋以麻布作桶(筒),牛皮作底。夏衣麻布,不染色,长短式样与毪衣同。冬用毪衣,长至足。……番妇剃鬓余发,总成一瓣(辫)于后,包以青布。衣用黑色毪或青蓝布嵌成花,长至足。带用红毪,宽四五寸,一幅缠腰拖后。鞋与男同。……番女发瓣(辫)作小细瓣(辫)数十根,往松潘贩买小白珠海巴为饰。衣用杂色毪,间幅为之。带与鞋俱与番妇同。番人所穿之毪,系番妇席地而织,有梭无机,辛苦且难。每日止可织毪一尺或七八寸,织麻布二、三尺不等。……番人嫁聚男家请媒往女家求说,允则受其布、肉为定。男家请番僧择吉接取请客,女家父母兄弟携女同来,男家宰杀大小猪只,备咂酒聚两家至戚,欢饮一二日而散。女随父母归。俟二三年请酒如前,女留住,有孕则解细瓣(辫),去衣饰,而呼为妇人。生男教以习射,生女教以绩麻、织布。……番人死丧无孝,但穿破衣埋藏,无棺椁。死者亲子负尸,往穴地,盘其足,坐如生时。用土石掩覆安埋后,有力者请番僧、喇嘛同诵经咒。无力者请番僧占卜埋藏,宰杀猪、羊以祭。喇嘛系番童自幼出家学经咒于和尚者,长则赴西藏朝活佛,归则称为喇嘛。有妻室,习经咒者,称为道士。喇嘛择地修房,居不在寨内与番人同住,穿红、黄衣,长至足。番人最尊重喇嘛,见则叩头。……番民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三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二、三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番人闲时好猎,所用之弓岩桑木削成,箭桶(筒)以竹蔑为胎,蒙以獾猪皮,以竹作(杆),箭头用铁打成倒须。所猎之物多岩羊、山驴等物。……寨内设有番牌一二名,职司约束。除番牌外,又有土目一二名,统领管束。皆世其役,父亡子继,兄终弟及。替役之时,官给委牌,以专责成。头目散人为友,相见无尊卑。散番有婚姻、地土、斗殴等事,告于番牌、土目,谅事之大小,令曲者出备油、羊、刀、布等,与直者服礼,以酒解和而息。有不能和息者,番牌、土目禀土官,按法惩治。重大者,详请地方官批示遵行。传信用木刻,到官用牌禀。……
番民生业、男妇服色、婚嫁、死丧、住居、房屋,一切与长官司管辖番民风俗相同。由此可见,“西番”指的就是今天的白马人。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编修的《龙安府志》距今(2020年)180年,里面记录的一字一句都可以在平武白马山寨中找到现实的迹象与史书互相印证。
《南齐书·氐羌传》载:“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这里的“板屋土墙”正是指今天白马人的家屋。清《职贡图·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图说云:“其地皆高山,积雪不消,叠石为重屋,覆以柴薪,上居人而下饲畜。”
这种传统的以木头为框架、土坯夯墙的踏板楼至今还留存在白马山寨。笔者在平武白马藏族乡扒昔加古寨就见到了这种建筑,已经破旧不堪,不能住人,被列为“百年老宅”保护起来。在详述加、厄哩寨几个白马山寨里,受到旅游业的影响,统一规划为藏族风情民宿,房屋加入了很多藏文化元素。在文县铁楼藏族乡,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板屋土墙,但是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房子变成了危房,后来在政府的扶持下修起来的房子大多是钢筋水泥结构,与汉族无异了。
图1-4 白马人传统的板屋土墙
据康熙四十一年(1702)《文县志·番俗》记载:“文番即氐羌遗种,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帽如盖,以鸡翎插之。”
五彩衣是白马女子传统的服装,插着白翎、圆盘状的沙嘎帽已经成为白马人的族徽,无论在大山深处还是城市街头,只要看见插着白色羽毛的沙嘎帽就知道那一定是白马人。
《大清一统志》记载:古刚氐道在龙安府平武县东,甸氐道在陇南文县,湔氐道在松潘西北,氐道则在甘南天水、成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是氐族的强盛时期,唐代则衰落。“吐蕃势力从西藏高原兴起,并逐步进据氐族地区。今四川松潘、(甘肃)文县、武都一带氐族地区长期为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逐步与吐蕃人相融合。今四川平武、(陕西)略阳一带未被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则多与汉族融合。”
根据上述历代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民俗民风和笔者深入田野所见到的现实镜像互相比较、互相印证,现存的白马人完整地保持着古代氐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他们的生产生活大抵如古,很多历史典籍中关于古氐族的文字记载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印证。笔者认为,“白马”与“氐”是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族群的称谓,历史上频频出现,强盛一时的氐族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合到汉族、藏族、羌族等其他民族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