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朝鲜王朝时期文化记录的传统

仪轨的概念

朝鲜时期上至国王的婚姻，下至世子的册封、王室成员的婚葬以及宫阙建筑的落成，国家和王室举行相关仪式时的诸项事宜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且，礼仪活动结束之后，会马上组织仪轨厅编纂仪轨——即由专任机构记录包括准备工作在内的礼仪活动的全过程，编纂成一种叫“仪轨”的报告书，向国王和相关机构报告——然后活动的全过程才算完成。

朝鲜时期的国王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位时长由本人决定；如果本人不肯将王位传予继承人，那么王权便可以是一种终身权力。因此国家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国王的素质与能力。士大夫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沿用朝鲜时期的说法就是为了宗庙和社稷的完整—制定了约束国王无限权力的法则，其一是对国王进行教育，其二就是做详尽的记录。

朝鲜时期的国王从身为王子之日起一直到死亡，都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按照年龄和身份的不同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王子出生后在幼儿期要接受“辅养厅” 的教育，在儿童期要接受“讲学厅” 的教育，这是所有王子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

编纂于正祖八年（1784），记录了思悼世子和供奉其牌位的祠堂——景慕宫的相关事宜以及祭礼过程。仪轨中收录了《本宫全图》（景慕宫布局图）、《享祀班次图说》（祭礼举行时的祭器、祭品位置图等）、《乐器图说》（祭礼上使用的乐器图样）等。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但是，一旦被册封为世子，教育的层次就会截然不同。王世子是将来要登上王位、继承大统之人，是不同于其他王子的，所以必须接受正规的“国王教育”。“侍讲院”是负责王世子教育的专门机构，在此进行的教育被称为“书筵”，主要讲解作为国王应该具备的德行和知识。

王世子继承王位之后接受的教育被称为“经筵”，负责经筵的专门机构叫“经筵厅”， 这里会邀请高官重臣通过经筵劝勉国王致力于学问和政事，有时也会被作为商谈国家要事的地方。

负责肃宗和景宗教育的部门书写的日记。《肃宗讲学厅日记》（共1册）是记录身为元子的肃宗5岁时受教育的情况。《肃宗春坊日记》（共8册）是记录身为世子的肃宗7～14岁时接受教育的相关内容。《景宗辅养厅日记》是负责景宗2～3岁幼儿时期养育的部门—辅养厅书写的日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国王的学习情况按照阶段不同分别会被记录在辅养厅日记、讲学厅日记、书筵日记和经筵日记中。所以，国王要想成为一代明君，时刻不能放松对学问的钻研。士大夫们就是通过这种教育来牵制国王的。

制约王权的另一个“制度性武器”就是详尽的文化记录。《朝鲜王朝实录》很好地体现了朝鲜时期的记录文化。实录是在国王去世之后才开始编纂的，并且后代的国王无法阅览先王实录，这样一来，史官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从而也确保了实录的真实性。不仅如此，记录国王教育的日记类资料也详尽记载了经筵官吏与国王、书筵官吏与王世子之间的学习内容，甚至可以还原他们之间的对话，所以国王的行动和思想是公诸后世的。

朝鲜时期的国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由生至死的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只能时时约束与规诫自身。换句话说，在以强大王权为中心的体制下，对国王起居的详尽记录是一种预防国王独断专行、保证政治透明度的利器。

朝鲜时期的记录文化之花——仪轨，不仅投入经费多，内容面面俱到、公开透明，而且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朝鲜时期的记录精神。礼仪活动期间国王的诏书、分管官厅之间的公文、业务分管者的名单、参与礼仪活动或者工程的人员、所需物品、经费支出的明细以及对功臣的褒奖等情况都会被一一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国家财政的浪费或挪用。

王室结婚典礼上使用的各种几案与酒器。

此外，仪轨的一大特征是包含美丽的记录画。仪轨中收录着展现活动全过程的班次图 以及各种建筑和物品样式的图说。彩色绘图向我们立体呈现了活动进行时的情形，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物品的相关细节。所以，仪轨是文字与绘图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活动报告。

仪轨的历史

建造先祖妃懿仁王后朴氏的陵墓时所编纂的仪轨，在现今奎章阁所藏仪轨中年代最为久远。此陵墓位于现东九陵中先祖陵的左侧。翻开正文，可以看到被火焚烧的痕迹，目录、座目、启辞中的部分内容也有损坏。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仪轨的编纂始于朝鲜王朝建国初期。《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太宗十一年（1411）“仪轨中规定宗庙祭礼时敬奉樱桃的时间为五月初一和十五”。世宗四年（1422）讨论太宗的国葬制度时，对太祖、正宗的《丧葬仪轨》和太宗王妃元敬王后的《国丧仪轨》进行了讨论。并且，成宗时期编纂的《乐学轨范》 一书也是选取掌乐院 仪轨中的乐谱完成的。由此可以推断，自朝鲜王朝建国之后，每当国家举行重要礼仪活动时，都要编纂仪轨。

现存的仪轨均为17世纪以后所编，在此之前成书的仪轨并未被发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历壬辰倭乱 （1592～1598）和丙子之役（1636～1637）两场战争之后，朝鲜王朝的公文记录大部被付之一炬，由此推断，仪轨也极可能是在那时的战乱中丢失的。现今奎章阁所藏仪轨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宣祖三十三年（1600），其中残留的火烧痕迹更加印证了以上推断。

发行于正祖二十二年（1798）。记录了1795年闰二月正祖陪伴其生母惠庆宫洪氏巡幸华城显龙园（思悼世子墓地）的缘由、过程与华城礼仪活动等内容。与之前手抄本仪轨不同，自《园幸乙卯整理仪轨》起，开始制作金属活字印刷仪轨。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17世纪以后，仪轨编纂工作得以延续；进入18世纪后，其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增加。由于18世纪处于国家各种文化和制度的整备时期，国家礼仪活动的报告书——仪轨也因此得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的仪轨都是用笔直接书写、绘画的手抄本，而正祖时期的《园幸乙卯整理仪轨》和《华城城役仪轨》则被制成活字印刷本。文字采用的虽是活字印刷，但其中的图片是木刻版图画。描绘正祖1795年巡幸华城的《华城陵形图》就是以仪轨中的木刻版图画为依据绘制的。活字印刷版仪轨的出现是为了向更多人普及仪轨，昭告国家政事。

19世纪，仪轨编纂活动持续进行。特别是一心想建立富强国家的高宗，继承了正祖之政策，编纂了更多的仪轨，其体系设置和内容编排也和正祖时期仪轨的编纂方式颇为相似。最后出现的两部仪轨分别是记录1926年纯宗皇帝国葬的《纯宗孝皇帝御葬主监仪轨》和记录1929年将纯宗皇帝和纯明皇后的灵位于三年国丧之后迁至宗庙的《纯宗孝皇帝纯明孝皇后祔庙主监仪轨》。可以说，从朝鲜王朝建国初期到纯宗皇帝去世的漫长岁月里，仪轨作为一种国家级别的报告文书，一直存在着。

记录华城筑城全过程的仪轨。华城修筑工程始于正祖十八年（1794）一月，1796年八月完工。此仪轨于1796年编纂完成，顺祖元年（1801）刊行普及。其中的图画均为木板刻印的木版画。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

此后，“仪轨”这一用语被沿袭下来。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期间，李王职 撰写的文书中就使用过“仪轨”这一用语。1935年编纂的《殿庙宫园坛墓仪轨》整理记录了李王职掌管的各类典祀祭文，1942年编纂的《宗庙永宁殿仪轨》则记录了这一年九月十一日举行大祭时的祭文。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仪轨已经不是对特定礼仪活动的详尽记录，只是根据李王职掌管王室祭礼时的祭文整理出来的账簿而已。由此，朝鲜时期的记录文化之花——仪轨，与朝鲜王朝一起走向了没落。 mtxII4bBfC9HbWsfI/xHAwSTFRU3zDZKJzkkwBK7PwuZrnoZT74YHDc3HXqeO0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