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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设、他设的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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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
内容摘要 中国的新诗已有百年历史，作为新诗的组成部分，儿童诗与新诗共同成长了近百年。但实际上，在新诗史的视域下，儿童诗是缺席和被忽视的。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范畴，可新诗成了“成人诗”，儿童诗被排除在外，把持新诗话语权的诗人和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文学史和诗歌史，而百年儿童诗至今没有儿童诗歌史，文学史、诗歌史中更没有其立锥之地。究其原因，当代中国儿童诗在70年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儿童化”的弊端始终存在于部分儿童诗的创作表现中，那种诗学乌托邦建构出的“理想的儿童”遮蔽了现实中儿童各色样貌的复杂性存在，而儿童诗“成人化”的窠臼中还潜藏着成人社会历史文化对于儿童诗性精神的殖民。“碎片化”的当代中国儿童诗理论建设，也使儿童诗诗学体系建构指导缺失，儿童诗诗学观念模糊不清，儿童诗诗学精神难以高扬。
关键词 当代中国 儿童诗 诗性精神
儿童概念的形成，是众多价值系统发生作用的场所：作为一个永远处于“正在形成”（becoming）状态中的存在，“儿童”可以成为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反省或再创造。用克劳迪娅·卡斯塔涅达（Claudia Castaneda）自己的话说，“儿童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成人”，还没成为却有潜力成为“成人”，正是这种中间性、可变性（mutability）和潜力性（potentiality），成为“儿童”这个概念的文化价值来源。
儿童是被成人建构的一个场域，当代中国儿童诗在建构诗学体系过程中存在一个“理想的儿童”诗学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构建一方面有充满“共性”的儿童性情特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诗人在面对复杂的甚至充斥着假恶丑的现实世界，渴望疏离逃遁而把儿童和儿童世界想象成与之相反的真善美的本然存在，并加以进一步纯化和美化。也因此，部分儿童诗才会出现“儿童化”的弊端。
这个“儿童化”是把儿童模式化和固形化，儿童诗中的大多数儿童形象性格都是天真烂漫且善良美好的、话语都是纯真稚拙的、行为举止是彬彬有礼的“天使”样态，即使不够完美也是知错必改的小安琪儿，性情、举止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城市型儿童指向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规训下儿童的个性特征，而儿童本真生命状态中的本能野性、破坏性、混乱性等特点被部分成人作者所压抑和遮蔽。“不论这些诗有没有道理，诗的幽默显然源自混乱，那些诗一再碰触那些大人好不容易说服孩子信为丑陋或无礼的事，换句话说，诗打破规矩，允许儿童测试规矩，并想象对规矩的挑战。……大人很可能反对这类的诗，因为诗中暗示孩子可以在想象层次脱离大人威权的压迫——并因此赋予孩子获得权力的乐趣（无稽诗）。”
儿童自己创作的诗是“本真的诗”，由成人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是“纯真的诗”，而这个纯真在部分儿童诗诗人那里表现出一种“伪纯真”的迹象。许多说是为孩子写的诗，虽然采用孩子般的叙事声音，却又让读者能看穿说话者，使阅读的人感到比说话者的纯真略高一筹。这种技巧显然具有俯视或不自知的贬低儿童的意味，或表达出成人本位的对孩童施惠的态度，然而，诗人对此还常常振振有词。这些诗人其实是采取童年假设，想要捕捉一种他们认为儿童独有而大人不再有的态度。他们认为成人是因为懂得太多而不再快乐纯真，因而只能遥赏那种纯真。例如儿童诗《婚纱照》：“在家翻看照片，/突然我看到了。/爸爸妈妈的婚纱照！/……爸爸妈妈真漂亮呀！/我有些急了，/拿着照片找姥姥：/姥姥，姥姥/他们照这么好的照片，/怎么不带我呀？/怎么不带我呀？/他们把我忘了！”这首儿童诗把儿童表现得好像是刚接触世界没多久的人。但即使有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们还是认为这首诗带有贬抑的意味。读者似乎必须比诗中小主人公要懂得更多——起码对为什么父母的婚纱照中没有自己这件事有足够的认识，能了解说话者的想法究竟错得多“可爱”，才能欣赏这首诗。换言之，这首诗似乎是要读者对孩子相对的无知感到有趣。这首诗成人读来或许有点兴味，但很难想象和诗中小主人公一样对此还懵懂无知的儿童读者会有何反应。这首诗主要的乐趣在于，诗中“小主人公”不知道自己认知的局限，因而带出一种天真的人无法体会的幽默。听到这首诗的儿童读者很有可能已不像“小主人公”那么无知，因而有种高人一等的乐趣。
“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各种历史视域中，这并不意味着走进了一个与我们自身世界毫无关系的异己世界，而是说这些视域共同地形成了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
在当代中国儿童诗中，儿童被建构成“真善美”的化身，儿童的世界也被营筑成“真善美的世界”，而事实上，战乱地区的儿童、贫困地区的儿童、被拐卖的儿童、受虐待的儿童、残障的和患病的儿童、孤儿等触目惊心的“非真非善非美”却现实存在，这些儿童的精神特质和儿童形象必然迥异于成人构筑的“理想的儿童”天使的模样，他们身处的境地也并不是所谓的天堂。因此，儿童诗的弊端之一就是部分儿童诗所呈现的只有美好又充满秩序性的成人可控的儿童空间，“理想的儿童”一再成为儿童诗中的诗意表达。这种欠缺全面性和真实性的诗写，导致了当代中国儿童诗的诗歌精神可信度受到质疑。实际上，儿童诗诗人创作认为适合孩童看的诗，就透露出这些诗人对孩子的态度，他们认为孩子能够接纳多少新经验，孩子喜欢或应该喜欢哪些主题、孩子能了解哪些东西，而这些选择也透露出成人对儿童诗的理解。虽然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至今题材范围已经比较宽泛，但仍缺少对性、暴力、丑恶、神秘和鬼怪等议题内容的揭示，乌托邦的世界一片祥和美好，其中又以性受到的约束和禁制最为严峻，美其名曰保护儿童的精神“纯洁”，儿童阶段还不适于直面性的相关主题和内容，这会导致儿童的早熟等问题出现，这些有自欺欺人之嫌的想法和做法恰恰表现出部分成人作者对于儿童读者的生命和精神成长空间的限制和拘囿，以及诗思诗艺的捉襟见肘。
事实上，正好相反，随着当代娱乐影视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介时代的到来，在儿童诗中被禁忌和三缄其口的与性相关的主题内容却已经在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体上随处可见。堵不如疏，儿童是完全可以通过儿童诗等各种儿童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获取对于性的相关认识和正确理念的，关键是儿童诗诗人如何突破自设的思想观念藩篱，寻找到恰当的表现方式。首先就应突破性别固化的诗写方式，如“太阳小时候是个男孩”“月亮妹妹”等类似的意象，以及女孩天生文静、爱穿裙子，男孩调皮、爱玩球和打仗游戏等刻板、单一性别印象，呈现出更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女孩和男孩性别特征。儿童诗的美质性、美情性、美育性是儿童诗学审美营构的美学方向，虽然它不见得一定离现实问题很近，但它一定是离少年儿童群体精神高地最近的文学样式，它是涵养和守护这一群体精神生态的主要力量。因此，居高临下的“操控”意识和自我想象的“简单化”意识对于儿童诗的创作都存在致命的危险。
中国当代中国儿童诗的另一发展障碍就是诗歌作品中的儿童“成人化”问题，而这一被广为诟病的问题的背后氤氲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烟云，潜藏着深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儿童诗诗人的影响。这也使儿童诗中中外儿童形象、言行有着“遵循秩序”与“破坏规则”的迥然不同的二元行为趋向特征。外国儿童诗中的儿童更加活泼洒脱不拘，中国的儿童形象更多地具有自我约束力和反省意识。儿童“反秩序”冲动的审美本质与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儿童诗中鲜有体现。而更多的是“心中总有星星指引方向，/前面总有火炬照亮航程”的小主人翁，是“啊，我们是种子、嫩芽、鲜花，/党就是雨露、春风、阳光。/……党的孩子跟着党啊，/金色的星星闪耀在我们的队旗上！”的少先队员，是“我们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把一切献给您啊，让生命在中华的愿景中闪烁！”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等新中国的具有极高思想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怀的新儿童。
事实上，如何造就历史中的“新人”，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儿童”可以说是其中的根本。这个命题由晚清启蒙开始，“五四”逐渐清晰多元，但“儿童”的发现更多的是指“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到了三四十年代则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一元”形态关键时期，“农村儿童”或者“无产阶级”的儿童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实际上延续了单一形态的教化“新人”路径，这种“新人”的造就，到“文革”时期走向了极致和畸形。80年代后的“一元”路径被多元路向取缔，90年代至今的多元路向特征愈加鲜明。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并一直实践着共同体想象的民族，因此，当代中国儿童诗中也一直若隐若现着“国族”意识，基于“国族”意识而形塑的童年集体记忆，“民族性”的诗情借以生存和传承。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曹文轩提出“儿童文学重塑民族性格”论后，儿童诗也被加以民族化的文化想象，小我的儿童与大我的儿童联结在一起，使其化合成为“理想”的“国族儿童”形象和精神。例如，一首母爱主题的儿童诗《妈妈的爱》，在前四节诗行中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尽现了母爱的四个温情故事，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是遮雨的伞，是滴落的泪，是责备的目光，读来令人动容，但最后一节却陡然一转：“有一次，老师让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爱的应该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不分情境地在儿童诗结尾加入国族意识的教育内容，使整首儿童诗变得生硬和突兀，儿童诗成人化的痕迹十分明显，这就影响了整首儿童诗的审美走向。这正如人类学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在论文《中国儿童与国家超越性》中指出的，在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下，儿童成为逐渐被“充分迷信化/偶像化的物件”（fetishized object），不仅是父母也是社会的各种缺失欲望的转移地（a site of displaced lack），从而也成为抵抗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的价值保存场所。
在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的70年间，这种对未来国族的承继者和建设者——儿童的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灌输还一直存在于部分儿童诗中。儿童诗作者总是把一种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努力塑造“标准化”的儿童读者样态。而这样做的实际目的是把某些特定价值永恒化，用来抵抗某些非主流的价值观。从中，我们看到一种权力的行使，这是一种浸淫着政治性、教育性、文化性等的成人妄图独揽儿童话语权的霸权行为和对儿童精神的一种驯化途径。
不要低估儿童读者的直觉和感受力，儿童读者阅读儿童诗时会思考诗歌所引发的感受，并通过思考那种感受能否道出自己的生命体会，抑或让他们洞悉别人的生命或看尽生命的本质。那些充满政治意味或者说教意味的儿童诗必然无法引起儿童读者的生命体会，他们无法感觉到儿童诗给他们带来的生命的乐趣和性灵的自由舒展，而却发现其中充满着规训和桎梏，他们必然逃离儿童诗，甚至再也不会对诗歌产生好感和信任。因此，当代中国儿童诗创作去“成人化”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儿童诗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儿童诗人和成人儿童诗诗人比肩而立，儿童诗人创作的本真境界的儿童诗是儿童诗诗人无法超越的，也必然占领将来儿童诗这一宽泛的诗歌范畴中的“半壁江山”，只有特别优秀和经典的成人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作品才可能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就当代中国儿童诗而言，不可否认，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惘和困惑，例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儿童诗一直成为被利用的教育和宣传工具，成为谄媚逢迎或鼓吹呐喊的奉命之作，毫无诗意和儿童情趣可言，主题意蕴被诟病，这也使众多读者和部分文学研究者对儿童诗这种文学样式丧失了信心和失去了兴趣，甚至出现了对儿童诗“一刀切”的消极情绪，久而久之，也遮蔽了那些有价值的优秀的儿童诗作品，扼杀了一直秉持儿童诗写作原则的诗人们的努力，消弭了儿童诗在诗歌史和文学史的踪影。
在诗歌受众与审美形态上，儿童诗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与差异性被片面性地推衍成诗歌价值层面上与成人诗的对立关系，这是儿童诗研究被学界部分研究者所轻视而少人问津、贫弱滞后的原因之一。在一些人看来，儿童诗的受众是儿童，成人诗的读者是成人，从诗歌受众的角度就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儿童诗”与“成人诗”，进而在其存在价值上呈现出一种不可僭越的“层级关系”，按照此种逻辑，儿童诗是诗歌中的低级形态“小儿歌”，成人诗才是诗歌园地里的“高级”形态。因此，童稚的儿童诗语言特点被矮化为幼稚，情趣化的童诗意蕴成为浅薄的代名词，奇幻超脱的想象被认为是胡思乱想，儿童诗被武断地定性为未达成熟的诗歌样态，而成熟的理想型诗歌形态只能是“成人诗”。因此，与百年儿童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相比，儿童诗被轻视为“小儿科”和“小儿歌”，在成人诗歌研究面前长期处于被矮化、被轻视、被边缘化的境遇中，而且久而久之还形成了成人诗和儿童诗两个阵营，这导致读者群也发生了分化和固化。
不可否认，诗歌是具有难读难解的精神气质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性灵的文学体裁，自带一种“阳春白雪”和“高处不胜寒”的即视感，使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望而却步是常态。儿童诗是新诗的一支，情况更加复杂。儿童诗是一种在拘囿中开掘的文学体裁，这种拘囿表现在它所书写的对象的无限可能的精神气质上。儿童是正处于起点的勃发生命体，儿童诗诗人们面对的是没有或较少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和知识储备的生命群体，而正是这种人性原始的完整性挑战着儿童诗诗人在拘囿中开拓出无限的艺术空间。儿童诗理论研究是一个困惑兼具困难的研究领域，这种困难来自它面对的是一片复杂的生命丛林。诗人笔下的儿童性难以摆脱自我经验的偏见和理性的傲慢，而本我的童年经验已经被时间之流磨损、过滤、扭曲或诗化；更为吊诡的是，当儿童们能用文字或言语表达之时，这种能力的获得本身已经彰显了成年世界对这片原始丛林“传承性”干预的初见成效。因此，儿童诗创作和研究的自身难度也是导致儿童诗研究缺失的原因。
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儿童文学领域主要体裁之一的儿童诗，即使在儿童文学界，也游移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当下小说和童话、绘本大行其道，出版销售异常火爆，而儿童诗的刊发园地却急剧萎缩，出版发行日趋艰难。这也导致了儿童诗诗人创作队伍的创作热情消退和信心不足，很多三四代的儿童诗诗人也已经不再创作儿童诗，儿童诗创作队伍存在严重的接续力量缺失状况，同时，连锁反应致使当下新创作的儿童诗数量骤减，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新诗集甚至一年难觅一本，因而研究者也逐渐望而却步，甚至另寻研究方向。老一辈优秀的儿童诗诗人由于年事已高，随感式的诗评和诗论也日益鲜见。当下“象牙塔”中的多数年轻研究者也对儿童诗存在某种居高自傲的轻视或者置若罔闻的忽视态度。这种理论研究的乏人问津，对儿童诗的创作和发展更是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可想而知，丧失了儿童诗理论研究与创作的积极互动，也就丧失了儿童诗未来蓬勃发展的可能。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也失去了促进其全面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新诗的自我突围和超越也将因缺失儿童诗这一重要的诗歌“命脉”而更加举步维艰。
可以说，传播路径的“阻滞”也是当代中国儿童诗研究不足的一个原因。由于功利化的教育导向作祟，诗歌这种文体被排除在了各种语文考试的作文范畴之外后，一度导致了诗歌教学的偏废，新诗乃至儿童诗在教材中的比例微不足道；由于趋利化的市场风向使然，儿童诗歌的弱经济效益，也使儿童小说、童话、绘本大行其道，儿童诗的出版十分困窘，面世者寥寥，这也直接致使经典儿童诗的推介力度弱质化，以及优秀儿童诗在当代传播失效。因此，无论是诗歌爱好者还是诗歌研究者，甚至儿童和家长、教师，当被问及当代中国儿童诗时，大多数人都难以回忆出一首儿童诗或举出一位优秀的儿童诗诗人。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儿童诗歌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还远不丰硕，儿童诗歌研究包含儿童诗歌基础理论、儿童诗歌史、儿童诗歌评论三个板块，据当前的学术现状分析都还是短板。时至今日，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儿童诗的专门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仍未出现，从此也可看出儿童诗研究的匮乏和儿童诗理论体系建设的迫切，当代中国儿童诗研究激活自身的话语权还需要更高阔的学术视点、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更具责任心的研究觉悟、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来提升研究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