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内外关注研究反贫困的成果颇多，但现有文献对就业扶贫的研究多停留在总结有效做法，从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层面探讨的较少，研究相对滞后。
国内外研究表明，工作是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许多家庭因家庭成员找到或失去工作而摆脱或陷入贫困。家庭成员开始工作，收入即增加，缺乏就业机会将会削弱家庭提高自身福祉的能力。葛霆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测算的结果表明，通过将贫困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后，贫困农民群体脱贫的概率是其他贫困农民群体的12.52倍。
宋扬、赵君运用CGSS的数据并采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的新方法印证了劳动收入对一个家庭脱贫的重要性，认为“家庭中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越高，贫困的概率越低”。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与给予现金福利相比，使贫困者获得劳动收入才是减贫的最重要因素”
。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1942年起草的世界第一部社会保障体系著作《贝弗里奇报告》提出，构思社会保障制度时考虑充分就业问题，以就业带动经济，使私有资本为社会服务。现代福利体系必须建立在普遍性、满足最低需求、充分就业与费用共担四项基本原则之上，必须由政府主导，才能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经济。
Glauben、Herzfeld、Rozelle和Wang的probit模型结果显示，住户规模和住户中无工作成员比例的上升都会增加住户长期贫困的概率，住户中受教育成员比例和城市户口成员比例的上升都会降低住户长期贫困的概率。
Narayan等人对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定性研究表明，得到工作和创办企业是人们摆脱贫困的两个主要原因。
[1]
Azevedo等人（2013）的定量分析证实，就业对减少极端贫困的贡献很大。在拉美16个国家中的9个国家，减贫成果有一半以上是由劳动收入变化带来的，另有5个国家劳动收入对减贫的贡献也超过了1/3。印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将就业权纳入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力体系当中，认为如果就业权得不到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2]
关于就业扶贫存在的问题，国内外文献相对较少。戢广南、童玉芬认为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畸形的就业结构以及就业人口素质的低下，对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产生很大的阻力。
张浩淼认为，救助可能造成“养懒汉”的福利依赖，不利于就业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黄少安认为农民贫困有三重含义：一是收入贫困，二是创造收入的人力资本贫困，三是获取收入和提高能力的权利、机会的贫困。
邱小平提出“十三五”时期贫困劳动力就业脱贫面临的困难挑战：一是转移就业压力大；二是转移就业能力不足；三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转移就业的质量有待提高。
刘宾志、滑运舍分析了贫困地区转移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贫困劳动力集中在低端劳动市场、收入低；培训与就业脱节，培训后就业无着落等。
张丽宾提出，一些地区就业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亟须引起重视：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普遍较低且效果不佳、公益性岗位开发缺乏统筹、扶贫车间发挥转移就业作用有限、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跨部门协调困难等。
阿玛蒂亚·森的两本著作《伦理的经济学》《贫困与饥荒》用“权利方法”这个独特的视角考察贫困问题，弥补了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伦理缺失”。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的权利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人类获得食物不外乎两种途径，即自给自足和市场交易。一个人贫困饥饿，可能因为“直接权利失败”（Direct Entitlement Failure），也可能因为“贸易权利失败”（Trade Entitlement Failure）。
康晓光从贫困的三种类型，相应提出反制度性贫困战略、反区域性贫困战略和反阶层性贫困战略。
张丽宾将就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干预分为创造贫困劳动力就业机会、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精准提供公共就业服务、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四个层次
，分别提出了对策。唐丽霞、李小云、左停从贫困分析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
任国强、薛守刚通过对家户调查数据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户就业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叶文平、李新春、朱沆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2014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将创业机会和克服外来劣势结合起来，构建流动人口跨地域机会吸引和机会开发的理论框架，以捕捉外来人口创业的动力和制约条件。
李娟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就业扶贫问题深入实地调研，系统总结了各地开展就业扶贫工作的经验做法以及实施成效，根据“十三五”时期就业扶贫工作目标，针对调研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各方困难和需求，提出大力推进连片特困地区就业扶贫工作的对策和意见建议。
章文光基于对覆盖全国25个省份146个县527个村的6次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实地监测调研指出，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胜期，中国剩余500多万贫困人口形成的“锅底效应”将会愈发凸显，深度贫困地区难啃的硬骨头、难打的攻坚战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战的现实考验。应坚持实事求是，着眼长效机制建设，优化精准扶贫方略，并从“内部化”化解政策负外部性、政策协同化解决落实效率问题、机制创新克服政策执行阻滞三个方面破解政策执行困境，同时把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监测、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核心，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实现具体政策措施与整体顶层设计在任务逻辑、范围逻辑、时间逻辑的衔接。
由于国外对贫困的认识尚无统一定论，国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反贫困思路。美国著名职业辅导之父弗兰克·帕森斯早在1909年就提出就业两大因素：客观了解自己的特征、局限性，准确把握择业的优势、机遇、前景等，将上述二者紧密结合。
Tandon、Zhuang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收入差距外，公众接受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等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消除贫困要从避免贫困人口遭受权利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角度入手。
李娟认为关于贫困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为代表的“平衡增长理论”，以罗斯托（Rostow）为代表的“经济起飞理论”，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等。
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阐述了人的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综合作用的一个过程，意味着消除各种歧视压迫、人身束缚、贫困等状况，从而提高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
《贫穷的本质》一书指出，一国人民走上稳定脱贫之路必须有三重保障：第一，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保障；第二，稳定的经济能力和就业机会保障；第三，多元化的社会救助保障。
赵安佚认为，科学系统的农业教育体系既是法国跻身世界农业强国的有力保障，也是提高农民职业水平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具有教育体系分工明确、办学体制多元化、行业协会主导运行等显著特征。我国需构建协调发展的农业教育体系，通过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严格文凭准入机制等路径，发展积极有效的农民职业教育，助力就业扶贫。
国内学界对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理解比较一致。李小云认为，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已进入以减少并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为导向的所谓“扶贫攻坚阶段”，要从直接支持贫困户及有效利用扶贫资源等方面创新，防止“扶贫不扶穷”的制度“缺陷”。
刘守敏认为精准扶贫要抓住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精准识别到户机制；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一村一业”“一户一策”帮扶措施；三是落实帮扶到户责任，加强资金管理，建立考评机制。
饶振华提出，精准扶贫要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发力。
张琦提出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管理等方面。精准识别是指通过建档立卡逐村逐户了解贫困状况，准确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精准扶持是指对贫困村、贫困户制定针对性帮扶措施。精准管理是指对贫困县、村及贫困户扶贫过程实施动态化和精细化管理，确保扶贫资源用在刀刃上。
何丕洁探讨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认为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契合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办好职业教育，是实现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充分释放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
李鹏提出，在就业扶贫工作中要以整体性治理统筹各项贫困人员就业促进政策，整合各项政策构建综合性就业援助体系；消除政策户籍壁垒，导入积极就业援助理念；以促进贫困人员就业为根本，加强地区、区域之间的信息互通、政策衔接和帮扶资金融通，提高政策的可及性。
罗毅认为，精准扶贫与社会就业保障相辅相成，要坚持精准扶贫，加大实施就业政策，构建公平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
李长安认为，就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就业扶贫具有精准性、系统性、发展性的特点，要推动构建政府、企业和贫困者“三轮联动”的就业扶贫模式，注重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注重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激励，注重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质量，加强对就业扶贫工作的绩效评估。
燕继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论述不仅展现了中国扶贫由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减贫实践过程，而且预示着中国贫困治理从贫困救济走向普遍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进而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保障个人权利实现和能力开发的理论方向。中国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世界反贫困理论及实践都具有创新意义，既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对现代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不仅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还要运用社会分配政策和贫困治理专项工具促进共享发展。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就业扶贫实践，可得出四条结论：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改革，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贫困群众可持续就业目标，帮扶更多贫困劳动力就业脱贫致富；二是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着眼2020年后相对贫困人口的增收致富，要加强脱贫摘帽后就业促进稳定持续脱贫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三是坚持夯基固本，要着力健全“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
的全方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完善以培育新动能促进充分就业的政策；四是从做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多措并举促进返乡下乡创业、鼓励引导大学生扎根基层就业创业、发挥妇女就业带动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就业工作的“顶层设计”。